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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民众文化与精英意识形态都认同替罪羊的学说。恐怖时期是这两者的综合，是相互让步的结果，如果允许用这样的精神分析词汇来描述的话。双方都有份促成这样的综合。我们可以这么说，卢梭的德性政治有极端的潜能求助于暴力和洗罪，如果在精英阶层依然掌控的情况下，是决不会出现的，而是需要接受大众阶层的领导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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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民众对惩罚和洗罪的冲动，本身就消除了其具有魔力的象征性的因素。它被“现代化”以及“理性化”了。这表示，首先，它有了一个理性的、道德的基础：根据德性与洗罪的理性理论，只有那些真正需要受死的人才能成为攻击目标。其次，惩罚本身是在理性的、“洁净”的形式下进行的，通过一个现代的、“科学的”手段——断头台来实现的，它代替了旧制度下血腥的象征手法。第三，这个仪式没有了庆祝和仇杀的结合，没有了狂欢节里笑声和凶杀的混乱场面，与传统的民众文化都是连成一体的。这里，一个是运用了理性的准则；一个是在适当的深思熟虑之后残忍地运用这些准则；以及一个是借助现代的、有效的机器以直接的、接近于医学临床的方式来处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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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替罪羊的制度经历了自身的祛魅的革新，与“理性年代”是相适应的。不足为奇的是，罗伯斯庇尔的理性话语越来越类似一种史无前例的疯狂形式。似乎“不受腐蚀者”于1794年夏天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他被自己的理性所囚禁，沉溺于一种神话中，也许神话起初只是一种必要的合理化，但他采取了越来越无度的措施，希望一劳永逸地界定事物形而上学的基础，伴随着上帝的宗教节日，在满载着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的押送车旁奔跑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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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显然无法持续下去，热月政变使其终止。但是，它留给了我们沉重的遗教，即民主革命与替罪羊的暴力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在两个世纪内的新语境下再度出现。它总是自行摧毁，但似乎从未永远消失。这是现代性的最令人不安的特性之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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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18世纪的两个伟大革命，在新的和传统的社会想象的相互作用下，开创了人民主权论的时代，此二者有助于决定相互的革命进程。这种相互作用是极为复杂的、矛盾的，充满着新旧两种社会想象之间的不可预测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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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法国大革命未能为它所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即如何为人民主权论这一它所支持的新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稳定的组织建制的表述形式。这反过来就要求去发展出一个广泛的、共享的社会想象，使得这些制度都成为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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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革命派系之间的最激烈的斗争指向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正确的国家主权的组织建制的表述形式？这一问题界定了他们之间斗争的条件。各自均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实现这样的原则：要么通过共和政体，要么通过君主立宪制；或通过间接的代表性，或通过更加直接的人民和代表的关系；通过不同的利益阶层的代表性，或公意的整体表述。这些不同的制度与程序之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最终必须通过事物的临界点——政变来解决。这样，由人民选举的国民议会的成员最终在1793年被清除。这是在来自巴黎地区的激进主义者的威胁下，以人民的名义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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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斗争的条件，必须在这样的语境下来理解：其独特的、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本性；对正确的政府理论上的合理性证明和模式赋予极大的重要性；以及在那些日子里，外国侵略和本国反革命武装起义带来的紧急的、实际的危险，都似乎要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最主要任务。这种话语并非只是群体利益以及军事抵御这一残酷现实的一个掩盖，或是一个判断，这种判断在后来的“五人执政团时期”显得更加真实了。相反，所有话语是真实的，它的目标是证实一个属于自己的群体，正唯一合理地实现人民主权。这就意味着不管这一话语的内容有多欠缺，它一般都具有极度的真诚，甚至当我们正在面对雅各宾派的问题时，人民的真实代表性的标准，严重地取决于领袖们的德性，坚定地从整体的利益出发反对自私自利的、分裂的派系。尤其是在雅各宾派的例子中，这种“极度的真诚”表达，显得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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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傅勒所说的，革命危机中凶杀的狂热，不能被视为是为了国家生存或利益群体之间的真正战斗而导致的一种言辞泡沫。我们必须允许它的中心地位的存在，[33]即使在意识到这种言辞之战，会被民众文化、它的强行要求以及期盼所建立的巨大武装阵营，弯曲成奇怪的、令人害怕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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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大革命”的问题持续地把法国社会推向复辟时期，直至19世纪。[34]大革命后期，要恢复某种稳定，只有通过某种普遍可以接受的、具有代表性的政府的形式。这意味着解决整个革命时期未解决的双重问题，即在政治精英阶层中对代议制机构所取得的共识，也能同时成为民众社会想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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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辟时期，极端的保皇主义者的反抗，再度使事态变得愈加复杂。社会阶层的加速分化以及劳动阶层的日益增长，使得精英的宪政主义和大众储备之间的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相反，大革命得以生存，是因为一些激进主义者不仅把它看作是进入一个适当制度秩序的途径，也把革命本身看成是人民主权范例的重要时刻。就像一个革命场景，如罗伯特·图姆斯所称的，“革命的激情剧”，要形成激进的想象并且保留在民众的记忆里，等待着重新上演，为了最终实现1789年的承诺。[35]在这些情况下，持续革命的幽灵最后是不会完全躺下休息的，不管多么经常地提到“革命需要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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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基佐，保皇主义者们，梯也尔和后来的甘贝塔所看到的，唯一的办法是对被普遍认为是恰当地实现合法性新原则的形式进行演变。基佐和保皇主义者们认为，这就需要促成一种新的、被广泛认同的社会想象，但是他们自己的精英阶层的代议制机构，带着狭隘的选举权，是不可能使这种社会想象得以具体化的，这在1830年之后渐渐变得清晰起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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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兰西共和国找到了这样的形式，但是只有在它转向了成年男子选举之后。甘贝塔认为，在有序的代议制机构里，唯一可以让人们发展起新的社会想象的办法，就是参与他们的选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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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法国确立的形式，竟然十分有趣地与英美的模式迥异。霍桑瓦隆探索了在法国获得普选的独特道路，并使人们看到在共和的传统中不同社会想象的模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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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并不是一个看上去那样的大步伐，因为在殖民者的理解中，他们作为不列颠人所能享有的权利，已经被视为是对“自然的”权利的具体详述了；参见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第77——78，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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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美国，就像在法国一样，没有人会害怕代表团制度同化为一种纯粹的统治形式。”Pierre Rosanvallon，La Démocratie inachevée（Paris：Gallimard，2000），第28页。这种对代表制形式具有深远意义的赞同，并未避免对建制组织的强劲辩论，正如我们看到的对新联邦宪法的激烈论战。这甚至允许提出一些关于代表性本质的深刻问题；参见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五章。这种基本的赞同也未能阻止群众起义反对由代表大会投票制定的律法，就像“谢司叛乱”那样。这里的问题是，这些反叛并非要试图建立可以敌对的合法性模式；相反，这是他们反对他们所看到的不公正的体制的最后手段，不管是多么的合理，体制依然要这样。这和下文谈到的旧体制下法国的起义是很相似的。参见Patrice Gueniffey，La Politique de la Terreur（Paris：Fayard，2000），第5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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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rançois Furet，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Paris：Hachette，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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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Simon Schama，Citizens（New York：Knopf，1989），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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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rlando Figes，A People’s Tragedy（London：Penguin，1997），第98——101，518——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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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洛克已经提出了这一机制的初步形式。在他的“论财产”这一章节中，他提到：“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把土地据为己有，并不是减少反而是增加了人类的共同积蓄。因为一英亩私人占有并耕种的土地所生产出来的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产品（保守地说）也要比一英亩同样肥沃而任其荒芜的公地多10倍。因此，那个圈占土地的人从10英亩土地上所得到的生活必需品，比从100英亩未加耕种的土地所得到的还要多，可以说他给人类90英亩的土地。”（Second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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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J.Rosseau，Du Contrat Social，卷一，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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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上，卷一，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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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J.Rosseau，Du Contrat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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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J.Rousseau，“Profession de foi du vicaire savoyard”，收录于émile（Paris：éditions Garnier，1964），第354——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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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自Georges Lefebvre，Quatre-Vingts-neuf（Paris：éditions Sociales，1970），第245——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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