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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方性市民社会或全国性市民社会垂直组织化的程度。更确切地说，当不同的社会分群和自愿的非正式结社专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并且几乎不存在相对独立的组织的时候。(80)相比之下，当许多社会分群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不是阶级特有的，并且产生出较为自主的组织和代表形式时，市民社会可以说是水平组织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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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方性市民社会随着生活模式和文化形态的代际再生产和沉淀而长期确立的程度。一系列的因素显然会削弱这种程度，包括上文所说的某些经济重组形式。市民社会由于移民的快速进出而发生的可能相关的转变也会削弱这种程度。(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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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两个我尚未思考的因素：第一，其他社会实体尤其是国家的空间结构化；(82)第二，分析这些拥有不同因果力的实体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事实上如何产生出各组具体的经验事件。(83)本书的其他许多章节都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相关的讨论，因而我除了针对一个问题之外不会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即“集体组织”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从各个社会阶级或其他社会分群中发展出来。显然，就这些阶级或分群实现它们的因果力而言，这样一些组织的形成是一个绝对重要的问题。不过，这也是一个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直接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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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主张的理由来自于奥尔森（Olson）对这些问题的经典分析。(84)他认为，声称马克思所期待的那种阶级冲突没有出现表明马克思高估了工人的理性选择的力量事实上是错误的。奥尔森说，与此相反，恰恰是因为工人确实根据合理的私利行动，阶级的行动和组织才不太突出。这是因为实现“社会主义”是一种惠及所有工人的共同利益，不论他们是否参与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于是，阶级的行动是集体行动一般逻辑的具体表现。这样一种行动非常难以产生，尤其难以持续下去，因为从中产生的利益具有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的性质。这些对社会阶级集体行动的制约与已经讨论的问题存在何种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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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似乎相信，个人的自私和算计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主要人性特点，并且随着生产变得越来越广泛，理性的私利和功利主义的算计也会变得更加普遍。不过，这使组织各个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马克思通常所忽视的一个事实。然而，马克思和奥尔森的分析都集中在作为相关实体的生产关系上。我们还必须思考市民社会的结构化以及这两种分析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本人几乎没有关注过这些因素。他主张，既然在阶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工人的长期利益，这确实就是他们最终会做的事情。然而，我们现在知道这完全不是事实。在这种分析中，一个进一步的重要步骤是思考如下问题：某个特定的市民社会是否以某种方式被结构化，这样一来阶级的行动就拥有了已经确立的或潜在的基础，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中所产生的个人私利？这样一些集体基础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正如奥菲（Offe）和维森塔尔（Wiesenthal）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工人组织只有通过某种“集体认同”的存在才能够得到系统维持。“集体认同”降低了那些评估成员资格之代价的标准，因而缺乏即刻的成功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事情。(85)建立并维护这样一些认同，就依赖市民社会的特定时空结构化。这样一些结构化的重要性在于从集体组织中提供一些非集体的利益，集体组织因此会得到偶然的和不稳定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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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将略微正式地提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阶级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这一基础要么反对没有任何这样的行动，要么反对某些其他有组织的分群的动员。(86)因此，只要越是具有如下条件，单个行动者的行动越可能呈现阶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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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个行动者的群体在空间上分离的经验可以被解释为整个阶级的经验——这取决于特定的“地方性市民社会”：后者既是阶级分化的，又被认为是借助阶级而不是其他重要实体实现结构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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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类在空间上确定但又重叠的集体内部具有高度的参与率和有组织的行动率。(87)因此，在紧密多样的关系中，潜在的集体行动者参与了面对面的接触，而其他的集体行动者的参与也具有高度的确定性。(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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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市民社会内部，其他集体的组织形式符合阶级的形式，而不是与之冲突。这在地方和国家的层面上都取决于大众—民主政治的组织。(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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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通过非阶级的行动可以获得的好处和利益（例如，提高收入，降低价格，改善工作条件）被认为是并且是无法获得的——如果社会不平等是并且被认为是由逆向结构化的全国性阶级所造成的，那么这将更可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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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量处在不同空间位置上的单个行动者断定阶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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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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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明白了社会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实现结构化的，我们应该如何对这样一些关系进行概念化呢？我已经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我已经论证说，社会世界是由各种拥有因果力的时空实体组成的。由于这些实体之间的空间、时间相互依赖模式，它们的因果力可能会或不会得到实现。特别是，我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民社会”的空间结构化。但是，我尚未思考其他社会实体——尤其是国家——的空间结构化。我也仅仅从同集体行动的条件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粗略地分析了不同实体之间的时间、空间相互依赖的重要意义。然而，我认为，就认识论研究的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对一种未曾重构的“此地和此时”的分析而言，本章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代表着重要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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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英国社会学内部，参见Giddens的著作：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和Urry的论文“Localities, Regions and Social Class”（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1, Vol. 5, pp. 455－474）以及与1982年英国社会学学会“中心与边缘”大会相关的一些论文；参见本书Saunders and Sayer撰写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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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itehead, A., N., The Concept of Nature, Cambridge, 1930,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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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Giddens的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一书第207页上关于Goffman的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New York, 1959）一书的简短讨论以及Giddens为本书撰写的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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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Lyader的Structure, Interaction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1981)一书70页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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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ronin和Schneer的著作Social Conflict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1982)以及Calhoun的著作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1982)中的一些论文充分证明了这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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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参见Giddens的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一书第4章和第5章、Gross的论文“Time-space Relations in Giddens’s Social Theory”（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82, Vol. 2, pp. 83－88）和Harvey为本书撰写的第7章。对空间重组的分析仅仅在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一书第198～202页上可以找到。如下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所关注的是时间而不是空间：在“社会体系的时空构成”的标题下所讨论的主要作家是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与时间》（1962）中，也就是在对先验自我的现象学描述中，人类生存的意义基础是人的时间性，尤其是未来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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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raudel, F., On History, London, 1980,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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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örner, S., Kant, Harrnondsworth, 1955,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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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eibniz, G. W., The Monadolog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xford, 1898; Hinkfuss, I., The Existence of Space and Time, Oxford,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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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erlich的The Shape of Space（Cambridge, 1976）一书为绝对论的立场作出了明确的辩护。关于康德,参见Garnett, C., The Kantian Philosophy of Space, Port Washington, 1939; Körner, S., Kant, Harrnondsworth,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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