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59141
1702359142
(28)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p. 148，着重是后加的。
1702359143
1702359144
(29) Ibid, p. 12．
1702359145
1702359146
(30)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p. 224．
1702359147
1702359148
(31) Urry, J., “Localities, Regions and Social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1, Vol. 5, p. 458.
1702359149
1702359150
(32) 参见Rex, J., “The 1981 Urban Riots in Brit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2, Vol. 6, pp. 99-113。
1702359151
1702359152
(33) Cameron, G., The Future of the British Conurbations, London, 1980, pp. 318-319．Townsend进行的详尽贫困调查显示，英国的贫困分布地区十分广泛——参见Townsend, P.,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ch. 15, Harmondsworth, 1979。
1702359153
1702359154
(34) Engels, F., “The Housing Question” in Marx, K. and Engels, F., Selected Works, Moscow, 1969, Vol. Ⅱ, p. 352.
1702359155
1702359156
(35) 其他三个先决条件是目标界定、整合和潜在因素——参见Parsons, T., Bales, R. and Shils, E., 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London, 1953。在社会系统层面，帕森斯把适应性看做是经济子系统的功能，但是Hawley认为生态过程包含了经济过程（Hawley, A., Human Ecology: a Theor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New York, 1950, ch. 4）。在这种情况下，帕森斯的系统理论就能够轻易修正从而兼容关于适应性功能的生态理论。
1702359157
1702359158
(36) 也就是宽泛意义上的异化。请注意，西美尔在其研究货币经济效应和高度分工效应的著作中把“异化”作为一个基本论题。
1702359159
1702359160
(37) 这个论题出自Pahl对于城市管理主义论点的重新表述，这个表述认为管理者不仅在市场和政府部门之间，而且在中央政府和地方人口之间发挥调停作用。然而，对于中心和边缘之间、国家和地方之间关系的这种关注在Pahl的早期著作——特别是Pahl的“The Rural-urban Continuum”（载Pahl, R., ed., Readings in Urban Sociology, London, 1968）一文——和20世纪60年代其他有影响的社会学著述如Stacey的“The Myth of Community Studies”（载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9, Vol. 20, pp. 134-145）一文中已经存在。这个论题在20世纪80年代因中央政府和激进地方当局之间的冲突再次出现在学术论争中。
1702359161
1702359162
(38) Saunders, P., “Beyond Housing Cla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n Means of Consumption,” University of Sussex,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Working Papers, 1982, No. 33.
1702359163
1702359164
(39) 除上文之外，还请参见Saunders, P.,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London, 1981, ch. 8; Saunders, P.,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umption” in Boddy, M. and Fudge, C., eds., Local Socialism: Labour councils and New Left alternatives, London, 1984, pp. 22-48; 以及Cawson, A. and Saunders, P., “Corporatism, Competitive Politics and Class Struggle” in King, R., ed., Capitals and Politics, London, 1983, pp. 1-27。
1702359165
1702359166
1702359167
1702359168
1702359170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六章 社会生活的空间性：迈向转型性的理论重构
1702359171
1702359172
爱德华·W. 索雅
1702359173
1702359174
我们对于社会生活空间性（spatiality of sociallife）的理解近来已经开始去除神秘化外衣从而变得清晰；我们已经开始以清晰的方式解释社会中产生并赋予社会以物质形式、反映社会的地理配置和空间关系，并且明确以其为行动依据。这种批判性的重释过程揭示了社会理论和空间理论以及日常实践中所掩盖的一个事实：空间性把社会生活置于一个活跃的竞技场中——有目的性的人类能动性与有倾向性的社会规定性在这个竞技场中进行不良竞争——从而影响日常活动，具体呈现社会变迁，并且使时间的过程和历史的创造留下了印迹。
1702359175
1702359176
生活就是参与空间的社会生产，塑造不断演变的空间性并被其塑造——这种空间性确立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并使二者具体化。真实情况确实一直如此，但是我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没有清醒意识，相关的理论也比较缺乏，并且很多错觉掩盖了真实情况。这已经妨碍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正确解释空间性和空间实践（spatial praxis）。然而，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包容的空间性现在正日益被揭示出来，并且被有争议地重新置于社会理论和政治意识的核心。
1702359177
1702359178
在最近的理论著作中，对空间性的这种转型性唯物主义解释出现的频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此外，有关建立空间理论的争论传统上一直局限于特定的学科方法亦即哲学方法，但是现在的解释范围已经大大超越了这个长期确立的界限。当代对于空间性的重释已经扩展并深入到更为宽泛的社会理论、哲学论证和实际运用领域——也就是探究、话语和社会实践领域，空间性过去在这些领域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1702359179
1702359180
尽管重新建立空间性理论的起因较多和影响较广，但这项工作已经在恢复活力的批判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框架中全面展开，而批判社会理论主要（直接地或通过有力的重构性批判）利用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多种改进形式。这并不奇怪，因为就其使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和政治化而言，空间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在许多方面与明显旨在使历史的创造（making of history）去神秘化和政治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对地点和时间、空间性和历史的重释中——这种重释是当代批判社会理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历史和地理唯物主义的基础，也就是对于唯物辩证法更为完整和温和的一种表述，这种表述把人类历史和人类地理作为社会产品、政治意识根源和社会斗争舞台融为一体。
1702359181
1702359182
然而，空间性的新兴唯物主义解释并非同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样仅仅得到了一种附和且肤浅的补充。空间性和历史在社会物质生活构成中的稳定结合，以及因此形成的历史—地理（historical-geographical）唯物主义揭示出那些不会轻易被并入范式传统（paradigmatic traditions）的顽固的理论和政治话语领域。我们反而需要对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且灵活的反思，也就是一种重构，这种重构会继续利用马克思取得的成果，但也必定会更直接地具体呈现当代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空间性和时间性。
1702359183
1702359184
这些看法所包含的一个共同信念是：在社会理论的表述中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与19世纪后半期的转型性发展形成对照——马克思主义和古典社会科学在这个时期发展出了独特的理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经济发展减速，危机加深，政府长期尝试调整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以期再现1848年欧洲革命后的全面繁荣。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论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的最后30年在理论和实践中似乎可能会重复一个类似的危机和调整过程。就当代的这些变化而言，社会生活空间性的去神秘化和政治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702359185
1702359186
我打算在这一章中进一步详细论述以上介绍的这些论断并为之辩护。我一开始会简述一下几个基本前提，这些前提界定并指导我所说的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空间性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产物，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构成和结构化（structuraiton）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如果离开社会和社会关系，我们就不能够正确理解空间性并建立相关理论，反过来说，社会理论必须包含一个核心的包容性（encompassing）空间维度。乍一想，这个论断似乎显而易见且直截了当，但是这个论断却具有丰富的含义和深刻的洞见。不过，这些含义和洞见在社会和空间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长期以来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误解。然后，我将对别的解释框架进行批判性分析，因为这些解释框架使我们不能够对社会生活的空间性给出正确的唯物主义解释。最后，我尝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叙述一个重新建立空间性理论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法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亨利·列斐伏尔的著作），在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有争议地得到展开，最后集中呈现于基础更为广泛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批判哲学之中。经验性的应用或例证几乎或完全没有给出；我也不打算详细考察当前对空间性的重释过程中派生的许多更为具体的理论问题。(1)要想使我的论证更为令人信服就必须考察这些问题，但对此我只能另作论述。
1702359187
1702359188
1702359189
1702359190
[
上一页 ]
[ :1.70235914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