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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的空间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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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源自于一种认识，即空间性是社会产物，并且同社会一样，空间性既以实体形式（具体的空间性）存在，也作为个人与全体的一组关系存在。(2)因此，空间性作为社会生产的空间，必定区别于物质自然的物理空间和认知与表象的心理空间，后两者都被利用并纳入到空间性的社会构造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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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加上一些限制条件（但这常常被忽略），我们不考虑空间性就可以独立建立关于物理自然和人类认知的特定空间维度或属性的理论。关于物理空间“绝对”性质和“相对”性质的经典论争是前者的例证，而像我们是否能用欧几里得几何、闵可夫斯基几何和黎曼几何等方法绘制出心理图式（mental map）这类问题则是后者的例证。然而，有可能单独建立理论并不意味着严格的区分或绝对的自主性，因为这三种空间相互关联且相互重叠。此外，自然空间和认知空间不仅被利用并纳入到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中，而且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社会的这种吸纳和转变作用基本上限制了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独立理论化过程，因为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产物，因此必定会被理论化和理解为社会生活空间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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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不能够完全脱离物理空间和认知空间。自然和生物过程影响社会，并且社会生活从未完全摆脱物理距离阻力（friction of distance）的影响。然而，“第一自然”（first nature）的这种影响并非是完全独立施加的。这种影响总会受到社会的干扰并被转变成“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的一部分——第二自然是人类劳动和知识系统运用和累积的结果。这样，物理自然的空间在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中被占用了——它完全被社会化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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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空间性的社会生产在创造第二自然的过程中包含了自然的社会生产和物理空间的转变，而第二自然具体表明空间性的社会生产本质上起源于社会。由此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我们可以认为物理空间独立理论化过程中的一些结论并不能直接运用于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这样做会在纯粹自然主义和物理力学的因果逻辑中掩盖空间性的社会起源及其社会可转变性（social transform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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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认知空间而言，我们可以给出类似的论证。具体空间性的“呈现”总是会为复杂多样的人类认知“表象”所笼罩，而二者之间丝毫不必然存在直接和确定的联系。但是，空间性的社会生产占用并改变了心理空间的表象，把这些表象具体化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和第二自然的一部分。观念（和意识形态）生产因此是空间性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关系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因此，从独立于社会的观念构成过程中去解释空间性也是不正确且具有误导性的，因为这样做就使这些社会根源（和潜在的社会转变过程）掩盖在歪曲事实的唯心主义和心理主义幕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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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物理空间、认知空间和社会空间三者间关联的这种解释依赖于一个关于空间性之动力（dynamics of spatiality）以及（社会）空间与时间关系的假设：空间性是一种转变过程的产物，同时自身也可以被转变。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能够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被补充或再生产，从而表现出稳定性和持久性。但空间性也能够被彻底调整和重构，从而再次显示出它的社会根源并以社会实践和劳动过程作为自身的基础。因此，空间的生产并不仅仅是机械地挤压出不活跃的冷冻基质（frozen Matrix）以容纳社会。空间性与时间性、人类地理与人类历史交织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中，这个社会过程创造出不断演变的、空间性的历史序列，也就是社会生活的时空（spatio-temporal）结构化——它不仅形成了伟大的社会发展运动，而且形成了日常活动的循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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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既可以说成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媒介，也可以说成是二者的结果。时空结构化过程的双重性把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联系起来，从而社会结构在空间结构中以具体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物质形式。社会生活在其空间性中由物质构成——这一认识是当代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理论基础。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一书中预测到了这个有关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富有争议的推断。他在该书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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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关系仅就其在空间中存在而言才具有社会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将自身铭刻进空间。否则，社会生产关系就仍然停留在“纯粹的”抽象中，也就是在表象和意识形态中……在言语表达、用语和语词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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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性就是社会，不是作为社会的定义或逻辑等价物，而是作为社会的具体化，社会的形成性构造（formative constitution）。作为明显的社会产物，空间性和时间性对于一切社会互动的构建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社会理论的构建也必定是至关重要的，而并非仅仅是两种附属物或维度。如同斯瑞夫特（Thrift）所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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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理论必须以历史和地理为导向。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理论从一开始就必须探讨社会结构的时空构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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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在其对资本主义时空“矩阵”的分析中给出了一个类似的解释，把时空中的社会关系构建和结构化、时间性以及空间性既解释为媒介，也解释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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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最主要的物质架构就是社会原子化和分异（atomization and splintering）模式，它具体体现在劳动过程本身的实践中。这个架构同时是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劳动过程的具体体现，其本质在于组织一个连续、同质、碎裂的时空，例如作为泰罗主义（Taylorism）基础的时空：一个交叉的、分段的和蜂窝状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每个碎片（个体）都有自己的位置，并且每一次放置都对应一个碎片（个体），同时必须保持自身的同质和一致；和一段线性的、连续的、反复的和累积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不同的时刻相互融为一体，并且这段时间自身指向一个完成的产品——也就是在生产线上被完美物质化的时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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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矩阵因此可以说同时是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具体体现。这并不是指一种机械的因果关系——在这种因果关系中，预先存在的关系在随后某个阶段导致这些矩阵出现。相反，时空矩阵是一种“逻辑先在”（logical priority）（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预设），因而作为自身的前提“同时”出现。这里使用的术语也许有些不同，但基本的论证与列斐伏尔的类似：社会生产的空间和时间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和物质基准，因此其本身在开创社会理论时必须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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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一个解释已经出现在所谓的“结构化学派”（structuration school）的著述中(7)，吉登斯在这个解释中特别论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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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必须承认——因为它从来没有承认过——一切社会存在基本上都会涉及时空的交织……社会活动总是在三个相互交织的不同环节中被构建，这三个环节是：时间、范式（所谓借助范式就是借助仅在社会活动实例化中存在的结构）和空间。从这三个方面看，一切社会实践都是情境性（situated）活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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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结构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吉登斯明确把这个概念用作一种确保手段——确保与结构规定性（structural determination）的持久影响形成对照的、富有创造力的人类能动性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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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既是实践的媒介，也是实践的结果，而实践构建了社会制度。结构双重性这一概念跨越时空把社会互动的生产一直作为知识型社会角色的附带成就与社会制度的再生产联系起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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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列斐伏尔和普兰查斯一样，吉登斯也将其对空间性和时间性的概念化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规定性，尤其是权力的产生过程、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过程以及政府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的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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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三位顶级社会政治理论家的论述可以得出的关于空间性—地理与时间性—历史的观点绝不仅仅是这一近乎陈词滥调的论断，即一切都发生在时空中。这个观点也非常不同于通常所采纳的空间概念，即空间是社会生活的承载容器和反射镜。前者掩盖了空间性与社会关联的具体性，而后者把空间外化成一种容器或背景从而打断了这种关联。因此，这两种具有迷惑性的简单化处理使我们不能注意到时空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制度的时空构建都异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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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性的不确定本性（problematic nature）——我是指空间性有可能出现矛盾、冲突和转变——是当代空间性理论重构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无论作为空间矩阵的形成还是空间的结构化，空间的社会生产都不是一个平稳和自动的过程——社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轻而易举地被清除出去。例如，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根源于充满冲突且改变社会的构建过程——即构建面向资本主义的空间性的过程：根源于封建财产关系的消灭和从以前谋生手段束缚中“被解放”出来的无产阶级造成的动荡；根源于农村土地不断被圈定和商品化从而最终彻底消失；根源于劳动力和工业生产地理分布上日益集中于城市中心（以及早期城市化形式随之消灭）；根源于工作场所和住所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土地使用模式化和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普兰查斯认为，在封建空间性向资本主义空间矩阵的转变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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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生产者从土地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结果却身陷铁网的束缚，这个铁网不仅包括现代工厂，而且包括现代家庭、现代学校、现代军队、监狱制度、城市和国家领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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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本主义空间性的生产绝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必要时这种生产必须强化和调整；也就是说，空间性必须进行社会再生产，这一再生产过程表明了斗争、冲突和矛盾的根源。对于在当代重构空间性理论而言，社会再生产和空间再生产的结合已经变成了另一个关键连接点，它把这些问题与一些论争联系起来，这些论争的领域包括：有关国家、政治以及权力产生过程的理论；城市过程与地方主义；历史周期性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危机；不平衡地理发展（geographically uneven development）；以及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的国际化。唯物主义理论的这些论争领域中的每一个都围绕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基本空间问题域被反思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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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先前的论争逻辑上必然得出社会再生产和空间再生产结合的推论。如果空间性既可以解释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结果—体现（outcome-embodiment），也可以解释为二者的媒介—前提（medium-presupposition），还可以解释为二者显然的物质基准，那么空间性就既是产物，也是生产者。稍微改一下可以这样表述，社会生活既是形成空间的（space-forming），也是附随空间的（space-contingent）——我早先认为这种双重关系塑造了一种“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ctic）。(11)这种双重关系要求我们重新表述马克思敏锐观察到的社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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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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