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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六章 社会生活的空间性：迈向转型性的理论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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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W. 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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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社会生活空间性（spatiality of sociallife）的理解近来已经开始去除神秘化外衣从而变得清晰；我们已经开始以清晰的方式解释社会中产生并赋予社会以物质形式、反映社会的地理配置和空间关系，并且明确以其为行动依据。这种批判性的重释过程揭示了社会理论和空间理论以及日常实践中所掩盖的一个事实：空间性把社会生活置于一个活跃的竞技场中——有目的性的人类能动性与有倾向性的社会规定性在这个竞技场中进行不良竞争——从而影响日常活动，具体呈现社会变迁，并且使时间的过程和历史的创造留下了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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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是参与空间的社会生产，塑造不断演变的空间性并被其塑造——这种空间性确立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并使二者具体化。真实情况确实一直如此，但是我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没有清醒意识，相关的理论也比较缺乏，并且很多错觉掩盖了真实情况。这已经妨碍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正确解释空间性和空间实践（spatial praxis）。然而，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包容的空间性现在正日益被揭示出来，并且被有争议地重新置于社会理论和政治意识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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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理论著作中，对空间性的这种转型性唯物主义解释出现的频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此外，有关建立空间理论的争论传统上一直局限于特定的学科方法亦即哲学方法，但是现在的解释范围已经大大超越了这个长期确立的界限。当代对于空间性的重释已经扩展并深入到更为宽泛的社会理论、哲学论证和实际运用领域——也就是探究、话语和社会实践领域，空间性过去在这些领域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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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重新建立空间性理论的起因较多和影响较广，但这项工作已经在恢复活力的批判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框架中全面展开，而批判社会理论主要（直接地或通过有力的重构性批判）利用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多种改进形式。这并不奇怪，因为就其使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和政治化而言，空间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在许多方面与明显旨在使历史的创造（making of history）去神秘化和政治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对地点和时间、空间性和历史的重释中——这种重释是当代批判社会理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历史和地理唯物主义的基础，也就是对于唯物辩证法更为完整和温和的一种表述，这种表述把人类历史和人类地理作为社会产品、政治意识根源和社会斗争舞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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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空间性的新兴唯物主义解释并非同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样仅仅得到了一种附和且肤浅的补充。空间性和历史在社会物质生活构成中的稳定结合，以及因此形成的历史—地理（historical-geographical）唯物主义揭示出那些不会轻易被并入范式传统（paradigmatic traditions）的顽固的理论和政治话语领域。我们反而需要对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且灵活的反思，也就是一种重构，这种重构会继续利用马克思取得的成果，但也必定会更直接地具体呈现当代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空间性和时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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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法所包含的一个共同信念是：在社会理论的表述中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与19世纪后半期的转型性发展形成对照——马克思主义和古典社会科学在这个时期发展出了独特的理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经济发展减速，危机加深，政府长期尝试调整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以期再现1848年欧洲革命后的全面繁荣。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论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的最后30年在理论和实践中似乎可能会重复一个类似的危机和调整过程。就当代的这些变化而言，社会生活空间性的去神秘化和政治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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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在这一章中进一步详细论述以上介绍的这些论断并为之辩护。我一开始会简述一下几个基本前提，这些前提界定并指导我所说的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空间性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产物，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构成和结构化（structuraiton）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如果离开社会和社会关系，我们就不能够正确理解空间性并建立相关理论，反过来说，社会理论必须包含一个核心的包容性（encompassing）空间维度。乍一想，这个论断似乎显而易见且直截了当，但是这个论断却具有丰富的含义和深刻的洞见。不过，这些含义和洞见在社会和空间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长期以来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误解。然后，我将对别的解释框架进行批判性分析，因为这些解释框架使我们不能够对社会生活的空间性给出正确的唯物主义解释。最后，我尝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叙述一个重新建立空间性理论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法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亨利·列斐伏尔的著作），在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有争议地得到展开，最后集中呈现于基础更为广泛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批判哲学之中。经验性的应用或例证几乎或完全没有给出；我也不打算详细考察当前对空间性的重释过程中派生的许多更为具体的理论问题。(1)要想使我的论证更为令人信服就必须考察这些问题，但对此我只能另作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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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的社会生产与社会的空间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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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源自于一种认识，即空间性是社会产物，并且同社会一样，空间性既以实体形式（具体的空间性）存在，也作为个人与全体的一组关系存在。(2)因此，空间性作为社会生产的空间，必定区别于物质自然的物理空间和认知与表象的心理空间，后两者都被利用并纳入到空间性的社会构造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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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加上一些限制条件（但这常常被忽略），我们不考虑空间性就可以独立建立关于物理自然和人类认知的特定空间维度或属性的理论。关于物理空间“绝对”性质和“相对”性质的经典论争是前者的例证，而像我们是否能用欧几里得几何、闵可夫斯基几何和黎曼几何等方法绘制出心理图式（mental map）这类问题则是后者的例证。然而，有可能单独建立理论并不意味着严格的区分或绝对的自主性，因为这三种空间相互关联且相互重叠。此外，自然空间和认知空间不仅被利用并纳入到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中，而且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社会的这种吸纳和转变作用基本上限制了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独立理论化过程，因为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产物，因此必定会被理论化和理解为社会生活空间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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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不能够完全脱离物理空间和认知空间。自然和生物过程影响社会，并且社会生活从未完全摆脱物理距离阻力（friction of distance）的影响。然而，“第一自然”（first nature）的这种影响并非是完全独立施加的。这种影响总会受到社会的干扰并被转变成“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的一部分——第二自然是人类劳动和知识系统运用和累积的结果。这样，物理自然的空间在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中被占用了——它完全被社会化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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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空间性的社会生产在创造第二自然的过程中包含了自然的社会生产和物理空间的转变，而第二自然具体表明空间性的社会生产本质上起源于社会。由此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我们可以认为物理空间独立理论化过程中的一些结论并不能直接运用于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这样做会在纯粹自然主义和物理力学的因果逻辑中掩盖空间性的社会起源及其社会可转变性（social transform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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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认知空间而言，我们可以给出类似的论证。具体空间性的“呈现”总是会为复杂多样的人类认知“表象”所笼罩，而二者之间丝毫不必然存在直接和确定的联系。但是，空间性的社会生产占用并改变了心理空间的表象，把这些表象具体化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和第二自然的一部分。观念（和意识形态）生产因此是空间性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关系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因此，从独立于社会的观念构成过程中去解释空间性也是不正确且具有误导性的，因为这样做就使这些社会根源（和潜在的社会转变过程）掩盖在歪曲事实的唯心主义和心理主义幕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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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物理空间、认知空间和社会空间三者间关联的这种解释依赖于一个关于空间性之动力（dynamics of spatiality）以及（社会）空间与时间关系的假设：空间性是一种转变过程的产物，同时自身也可以被转变。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能够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被补充或再生产，从而表现出稳定性和持久性。但空间性也能够被彻底调整和重构，从而再次显示出它的社会根源并以社会实践和劳动过程作为自身的基础。因此，空间的生产并不仅仅是机械地挤压出不活跃的冷冻基质（frozen Matrix）以容纳社会。空间性与时间性、人类地理与人类历史交织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中，这个社会过程创造出不断演变的、空间性的历史序列，也就是社会生活的时空（spatio-temporal）结构化——它不仅形成了伟大的社会发展运动，而且形成了日常活动的循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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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既可以说成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媒介，也可以说成是二者的结果。时空结构化过程的双重性把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联系起来，从而社会结构在空间结构中以具体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物质形式。社会生活在其空间性中由物质构成——这一认识是当代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理论基础。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一书中预测到了这个有关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富有争议的推断。他在该书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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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关系仅就其在空间中存在而言才具有社会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将自身铭刻进空间。否则，社会生产关系就仍然停留在“纯粹的”抽象中，也就是在表象和意识形态中……在言语表达、用语和语词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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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性就是社会，不是作为社会的定义或逻辑等价物，而是作为社会的具体化，社会的形成性构造（formative constitution）。作为明显的社会产物，空间性和时间性对于一切社会互动的构建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社会理论的构建也必定是至关重要的，而并非仅仅是两种附属物或维度。如同斯瑞夫特（Thrift）所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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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理论必须以历史和地理为导向。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理论从一开始就必须探讨社会结构的时空构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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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在其对资本主义时空“矩阵”的分析中给出了一个类似的解释，把时空中的社会关系构建和结构化、时间性以及空间性既解释为媒介，也解释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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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最主要的物质架构就是社会原子化和分异（atomization and splintering）模式，它具体体现在劳动过程本身的实践中。这个架构同时是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劳动过程的具体体现，其本质在于组织一个连续、同质、碎裂的时空，例如作为泰罗主义（Taylorism）基础的时空：一个交叉的、分段的和蜂窝状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每个碎片（个体）都有自己的位置，并且每一次放置都对应一个碎片（个体），同时必须保持自身的同质和一致；和一段线性的、连续的、反复的和累积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不同的时刻相互融为一体，并且这段时间自身指向一个完成的产品——也就是在生产线上被完美物质化的时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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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矩阵因此可以说同时是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具体体现。这并不是指一种机械的因果关系——在这种因果关系中，预先存在的关系在随后某个阶段导致这些矩阵出现。相反，时空矩阵是一种“逻辑先在”（logical priority）（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预设），因而作为自身的前提“同时”出现。这里使用的术语也许有些不同，但基本的论证与列斐伏尔的类似：社会生产的空间和时间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和物质基准，因此其本身在开创社会理论时必须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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