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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发现自身能够缓解（即便不能够消除）自身的内在矛盾，因此在《资本论》问世以来的100年里，资本主义成功获得了“增长”。我们不能够计算这种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但我们知道这种增长所依赖的手段：占有空间，生产空间。(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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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非是在谈论一种空间科学，而是在谈论一种有关空间生产的知识（理论）……这种辩证化的冲突性空间就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处所。正是这种空间把再生产的多重矛盾引入其自身之中从而生产了再生产（produces reproduction）。(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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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列斐伏尔而言，资本主义的生存——亦即其连续的再生产——已经以创造日益包容的和在社会中神秘化的资本主义空间性作为自身的基础。他在探究这一神秘化过程时使用了我先前给出的那些范畴：模糊性错觉和透明性错觉。(38)他对这种资本主义空间性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且在其随后的著作中反复探讨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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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空间性具有这样的特征，它同时呈现了同质化、碎片化和等级化——这是我先前引述的普兰查斯的论述中直接重复的表述。(39)由于具有这样的结构，资本主义空间性日益穿透并影响了日常生活，同时扩展到全球范围，使社会的社会生活有组织地进入支配与服从、中心与边缘的多层结构中。在四卷本著作《论国家》（De L’ Etat）(40)中，列斐伏尔进一步详细论述了这个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空间性的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保护下才具有可能性，并且他断定，这导致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生产方式（le Mode de Production Éta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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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现在是否存在一种“国家生产方式”，列斐伏尔建立空间性理论的过程的要点都具有挑战性和政治共鸣性。空间性不仅是生产关系的产物，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并且居于支配地位，是分配权力和专断权力的工具。阶级斗争以及其他社会斗争从而日益为其空间性所包容和限定并且陷入空间性的“铁网”之中。因此，社会斗争就成为意识上和政治上的空间斗争，这种斗争目的在于重新控制空间的社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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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给出的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旨在揭示（意识和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嵌入空间的社会生产及其持续有效的神秘化过程中。他的论证最终得出了一个总结性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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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回到了议事日程上。但是这个辩证法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如同马克思的辩证法已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今天的辩证法不再专注于历史性和历史时间，或坚持时间的机制例如“正题—反题—合题”……认识空间，认识空间中“发生”的情况以及使用空间的目的，就是恢复辩证法；分析会揭示出空间的矛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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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矛盾态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的空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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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斐伏尔围绕空间的生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国家日益增多的赋权（empowerment）三者之间关联进行的研究工作得到加强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日益进入北美和英国的地理学领域（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情况类似）。较之法国的地理学，法国的城市社会学受列斐伏尔著作的影响更大，后者对空间问题的探讨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城市社会学都要深入得多。当列斐伏尔的思想确实进入了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时，后者才基本穿过了所引入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媒介性且常常扭曲的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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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问题》（La Question Urbaine）一书的英译本特别重要，该书作者是曼纽尔·卡斯特尔（Mannel Castells），他是列斐伏尔的学生。(42)卡斯特尔对于列斐伏尔“城市主义意识形态”的尖锐批评是基于后者早期围绕其关于日常生活和“城市革命”的观念进行的“靠近”。因此，尽管卡斯特尔的城市社会学从列斐伏尔那里汲取了大量营养，但是他并不赞同过度城市主义的政治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因此不赞同恩格斯的观点——例如，把城市转变成了一个与革命动力源泉形成对照的“问题”。卡斯特尔仅仅在《城市问题》英文版的后记中评论了列斐伏尔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重要新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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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书（该书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早期发展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中赞同地谈及卡斯特尔（在其法文原著中）和列斐伏尔（也主要是在法文原著中）。(44)但是哈维最终采纳了卡斯特尔的批判，并且哈维对列斐伏尔的解释几乎是20世纪70年代期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内部对列斐伏尔著作的唯一一次重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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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发展有一点缺乏凝聚力，它依据一些不同的地理尺度（城市的、地区的和国际的）划分为不同的部分，没有建立一个综合一体的唯物主义空间性理论。(45)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于其中发展的传统即便不是积极反空间的，也一直是去空间的，特别是与其他法国地理学相比更是如此。因此，故意试图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内涵和维度，从而重新使地理分析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进行，这立刻就会遭遇明显的阻力，这种阻力不仅如我们所料来自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家，而且来自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后者常常也是地理学家，他们在大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发现了一种不可接受的转向，即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不再认为阶级分析、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至关重要：这种转向断言空间和空间性具有十分强大的决定作用，因而过于频繁地逾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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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70年代里，空间性似乎一直缺乏一种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对空间性的解释一直处在一种矛盾态度中，一直在避免分散注意力的资产阶级空间主义（spatialism）长期确立的威胁，从而徘徊于空间和阶级之间。这种态度看起来非常模棱两可、犹豫不决，因此使得观察者（和某些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断定，空间性只有作为一种补充的细节、作为对于更为基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从空间中抽象出来的“运动规律”的表层反映，才能够融入马克思主义之中。地理学家们可以回顾一下这十年，他们会觉得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地理学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46)，或注解说明空间结构在彻底的地理学分析中已经被永久地放弃了。(47)关于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空间性的更大规模的理论和哲学论证，例如列斐伏尔给出的论证，不是被投以匆匆一瞥，就是被压缩成一个死板的范畴解释，这个解释很容易导致这些论证被丢弃，特别是通过所施加的一种旨在确定固有优先地位的强制导致这些论证被丢弃。因此，如果一个论争设定空间和阶级是分离的且可能相互对抗，那么在这个论争中看起来几乎别无选择。阶级必定会被认为是支配性的和决定性的，而空间则必定会被认为是反映性的和从属性的。就社会生产关系与空间生产关系之间，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与地理唯物主义之间任何被觉察到的对立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有人试图拒绝范畴的这种强制要求，平衡并且结合这些双重性，那么这会被视为一种不坚定的辩证法，必将会成为空间决定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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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争并没有涉及一个令人信服且具有凝聚力的论证，即空间性不能够与社会分离，空间性是社会的真正基础，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媒介和结果——这是对空间性进行唯物主义解释的基本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却逐步靠近这个转型性的理论重构，即便不是明确地，也是含蓄地提出了对于资本主义空间性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日益认同列斐伏尔的预示性概念建构。更为宽泛的理论结论并没有表述出来，但是在对城市化过程、建成环境引发的阶级冲突、工业重组和不断变化的地域分工、不平衡地理发展和地区危机的分析中，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与城市和区域政治经济学家一起开始将空间的社会生产去神秘化和政治化，并且探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确定的空间偶然性。(49)大量这类工作背后都有一个明显意图，即使地理分析更加马克思主义化。但这类工作还有另外的意图，就是使一种显著且详细阐述的空间观点渗透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而马克思的著作中常常没有相关的直接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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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最为重要的具体成就是，它把一个空间问题域归因于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和与此相关的重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企图。通过这种归因，空间性、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在一个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一丝痕迹的表述中日益纠缠在一起。哈维也许最完整地表述了这个空间问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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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将自身呈现为一种按照自身形象创造的物质景观，这种景观作为使用价值增加资本的积累。由此产生的地理景观就是过去资本主义发展的无上荣耀。但是，地理景观同时也表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并且本身会将积累过程置于一组具体的自然因素制约之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要保存建成环境中过去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又要摧毁这些投资的价值以便为积累开辟新空间，因此必然要走过一条艰难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存在一种永久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资本在特定时刻建立了一个适合自身条件的物质景观，结果却必须在随后的某个时刻将其摧毁（通常在危机过程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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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兹（Lipietz）所谓的“继承空间”（inherited space）与“计划空间”（projected space）(51)之间的这种“永久斗争”表明了空间偶然性的历史和社会起源，并且使资本主义不得不面对一个固有的空间问题域。这一斗争也提供了一个概念视野，从中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增强的作用以及记录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经验的、相互冲突的整个空间性序列。尽管集中于资本的逻辑，但是这种斗争暗示了具有空间意识的劳动阶级的一个斗争计划，暗示了一个在社会生活空间性中重叠的社会行为概念化过程。这个概念化过程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化时期已经被明确地认识到并被有意识地考察，这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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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哈维在建立其所谓的“空间修复”（spatial fix）理论的过程中发展了其对资本主义危机空间性的解释。(52)尽管他把这一理论的渊源追溯到了马克思和黑格尔（以及冯·杜能），但这个解释与其说重述了过去观念的要点，不如说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当代成就及其围绕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日益融合。这样，他其实揭示了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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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融合：空间实践与批判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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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处于危机之中，因而出现了重组资本和劳动，从而为新一轮发展打好基础的尝试，在这样的条件下，空间的生产和重组被前所未有地有意识政治化：在对一个回应资本流动性加速和生产国际化所导致的不断变化的地理分工的新国际（地区）秩序的需要中；在上述力量引发的、因争夺缩减的财政资源而加剧的地区和国家斗争中；在为了回应大都市地区空间重组而对地方社群和城市邻近地区进行的动员中；在旨在重新控制自然之生产以及能将其摧毁的武器的激进环境运动中；在女性改变施加并保持男性支配的建成环境设计的努力中。空间性的神秘化短时期内难以破除，但是正在进行的“空间修复”已经具有前所未有的政治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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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性理论的重构是以空间性在社会实践中日益去神秘化和政治化为基础的。这种理论重构的基本前提是：空间性是社会关系的真实展现，而不是社会关系的偶然反映；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再生产的场所，因而是这种生产受到影响和逐步转变的场所。先前所断言的空间和阶级的范畴对立已经为一个关于空间实践（spatial praxis）的转型性观念所取代：具有空间意识的社会角色积极且系统地尝试重构社会生活的包容的空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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