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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这类方法中仍然能够得出有用的洞见，但是这些洞见也已经用于保持和增强关于空间之社会生产的基本错觉，特别是就空间性的观念化替代了有问题的和政治上有争议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而言更是如此。心理空间会有一些固有的性质，但是如果空间的“融合—碎裂”（fusion-fragmentation）界定了社会思想的基本结构之一，那么这种“融合—碎裂”必定以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因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会是空穴来风。(20)空间的概念未必就通过某种简单的、决定论的方式来源于物质空间性。这些空间概念也不会仅仅是对物质条件的复杂反映，因为它们会反过来影响空间的社会生产。毋宁说，会导致错觉的是这样一个设定，即社会的空间组织可以被视为并理解为在假设上（或以别的方式）独立于社会物质条件的思想方法的投射，社会空间看起来可以被当做心理空间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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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智的分工（明显有康德主义色彩）的默认尤其加重了透明性错觉，因为这种分工不但将空间性与历史割裂开来，而且将其与社会理论和物质生活割裂开来。时空对于康德而言是知觉的主观形式，是非实体的先验图式。在其对牛顿和莱布尼茨理论的独特结合中，康德认为时空是一种思维方式，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某种客观或实在的东西。(21)因此，作为空间分布科学（chorological science）的地理学理解起源于对物质力量的结果亦即在空间中存在的对象和现象的图式描述和主观表象，这不同于对现象的发展变化的理解，现象的发展变化是历史（时间顺序科学[chronological science]）的研究领域。对于这种概念化过程的解释有助于维持一组相当长期的约定，这组约定严格地划分了地理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分析和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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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纵观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不断在其独特的（即便不是独一无二的）视角中寻求哲学合法性，并且经常把这个持续的合法化过程用作一种限制手段，使地理分析局限于对现象形式的描述，而不考虑其最初的原因。不论是在地区描述的空间分布传统（chorological tradition）中，还是在被断定更为“合法的”定量—理论的（quantitative-theoretical）地理学解释中，对空间性的分析都倾向于是静态的、碎片化的和内省分裂的，因为这种分析仅仅非常牵强地联系上更宽泛的社会理论、历史地理学和哲学领域中的进展。后者仅仅是偶尔被涉及，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作为“非地理学”被禁止进入这种分析，其洞见不是这种分析所“固有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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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至少从19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空间性已经被从日益分化的社会科学中系统地清除出去。“空间在社会理论中受到压制”（吉登斯语），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社会理论家们决心在他们的著作中消除任何“地理决定论”的暗示。如同吉登斯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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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这一术语引入社会科学已经于事无补，因为这样做不仅会更容易混淆自然世界的空间特征与其他可能会影响社会生活的特征，而且会更容易把空间特征当作社会活动“环境”中的内部特征，而不是社会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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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也出现过对于空间性的类似压制。对马克思而言，空间是一种自然环境，是生产空间的总和，是不同市场的领域，是将被日益不受束缚的资本“消灭”的天然距离阻力。(24)城乡关系可以说完全是资本主义空间性和不平衡地理发展所固有的，但即便如此，这种关系也主要被视为社会分工的纯粹和直接的反映，被视为一种偶然的外部性（尽管马克思声称，一种围绕这种外部性的组织图式，也就是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可以被描绘出来）。可以说，马克思认识到空间性是不透明的，空间性可以在其客观现象下隐藏基本的生产关系；他也探讨了（即便不是非常直接地）空间的社会生产中所包含的基本问题，也就是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的相互作用不仅导致受到社会关系影响的空间性，而且导致社会关系本身的某种空间偶然性。但是，这种空间偶然性，特别连同其继承的环境主义内涵，被主要还原为一种盲目崇拜和虚假意识，并且从来没有从马克思那里获得有效的解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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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记住马克思给出的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因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给出相应的有关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相反，空间性直到最近还处在马克思对透明性的错觉笼罩之下，这种错觉被还原为观念化过程，并因此仅仅被还原为意识形态，并且要想解释这一点，我们必须关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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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建基于物质生活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回应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否认了精神对历史的引导和决定，而且拒绝把精神的特定形式亦即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当作历史的主要精神载体。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使其“站稳脚跟”，这不但否认了唯心主义，而且明确拒斥了领土或空间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历史和历史决定论被置于一种内在既定的空间意识的中心（无论这种空间意识关注国家、文化民族主义还是地方主义）。马克思从而试图断言去除了一切神秘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是革命的动力，以此来确立革命时间性优先于革命空间性。因此，尽管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空间性作了敏锐的分析，但是时间对马克思而言成为首要的“变量容器”（variable container），并且历史成为通过人类劳动和去地域化的斗争占有自然而导致的产物。最终结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其发展从一开始就针对片面强调历史的空间性（和一个与此相联系的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作用、领土性质和民族主义的理论弱点）确立了一些禁令。这些禁令在随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们尤其会想到卢卡奇的早期著作）中已经编纂成体系，成为惯例，并且形成了一种传统，即主要根据意识形态和虚假意识来处理空间的偶然性。因此，如同普兰查斯所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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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本身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认为，时空的转变本质上与思维方式有关：这种研究认为时空变化并没有重要作用，因为这些变化属于意识形态——文化的（ideological-cultural）领域，属于社会和阶级呈现时空的方式。然而，时空矩阵的转变实际上关涉社会分工的物质性，关涉国家结构的物质性，还关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实践和技艺的物质性；这些才是神话的、宗教的、哲学的或“经验的”时空表象的真正基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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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性理论的重构：先导，矛盾态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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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称为先导阶段、矛盾态度（ambivalence）阶段和融合阶段。当代重释的形成根源可以在空间的一个概念化过程中最为清楚和明确地呈现出来，这个概念化过程最初开始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而列斐伏尔及其同事对此作出了主要贡献。(27)也许再没有一个地方会像法国一样把空间性如此明确地摆到了理论和政治议事日程上，这是一个历史—地理的重大事件，我在这里不能对此作足够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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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起源于法国的概念化过程相联系的某些观念和论证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的一个类似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典型英国式的，如同前者是法国式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一开始并不确定空间性具有重要性，反而在避免传统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过于空间化（spatialisation）时断言空间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由此形成的争论激烈的概念背景中，几乎没有人冒险进行明确的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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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围绕空间性的一个综合唯物主义解释出现的日益增强的理论融合已经消除了这种矛盾态度——这个解释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法国空间传统的成就，但还加上了某些新的理论框架、实践运用和哲学强调重点。还有新的参与者加入到关于空间性理论化的论争之中，使得这个论题突然扩大，卷入者前所未有的广泛，包括社会理论家、哲学家和专业人员。下面我们来更为详细地考察这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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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先导：法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空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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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德国和美国相比，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出现比较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期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遗产非常有影响力，继续提供了一种有吸引力的、可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政治思想。(28)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的贫困化条件下取得大发展时，法国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某些特殊时空环境的影响。例如，法国马克思主义依托于一个社会和政治理论传统，这一传统——从傅立叶和蒲鲁东到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和雷克吕（Reclus）——一直特别重视空间性政治和以地域为基础的地方自治主义。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遭遇了较少的反空间（anti-spatial）障碍，而在其他西方工业国家的更为“高级的”马克思主义中，这种反空间障碍借助我先前所说的对黑格尔的双重颠倒已经建立起来。尽管难以确切地证明这个论点，但是我们似乎有充分理由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更倾向于吸纳一种明确的空间观点和空间理论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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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就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的路线与特色的形成而言，列斐伏尔的影响也许无人能比。他与同事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合作出版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键部分的法文译本。此外，他在一系列带有大量编辑注释和讨论的选集中向法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基本著作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后者是列宁对黑格尔的批判分析，这本著作促进了黑格尔主义的一次主要复兴，这次复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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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的详细论述中，列斐伏尔试图在唯物辩证法中包含进一丝“客观唯心主义”，试图鼓励既关注思想和意识中的矛盾，也关注具体现实和历史中的矛盾基础。“被神秘化的意识”（La Conscience Mystifiée）是其早期一本原创著作的书名，但后来不仅对列斐伏尔本人，而且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著作家而言也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论题。(29)列斐伏尔明确接受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活在意识生产中的主导地位的论证——意识是被生产的意识，而不是相反——但是他拒绝把思想和意识归为一个被决定的事后现象或自动的观念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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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列斐伏尔在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在五十多年里一直是其著作的特征——中开始批判对马克思的解释中的教条还原论，并在其重新表述的黑格尔主义中努力捍卫一种无须已经确定的删简也能够健康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极力保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放性，避免草率地限制唯物辩证法，他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Le Matérialism Dialectique）在1939年首次出版(30)，这部著作广为流传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列斐伏尔因此成为斯大林经济主义最有影响力的早期批判者。后来，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都受到了列斐伏尔的谴责，并且通过对早期萨特以及影响日益增大的阿尔都塞的尖锐批判，二者同样警惕还原论的危险。(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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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并不意味着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和主观性进入唯物辩证法，而仅仅是反对唯心主义和主观性作为已经被反映和决定的上层建筑进入唯物辩证法。列斐伏尔同其他评论者一样，认为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必须引入一种重新表述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可以同时显示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生活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三方面的、相互联系的矛盾。但是，列斐伏尔在批判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结构主义时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遵循类似的辩证逻辑，他完全拒绝尝试强求一致的还原论，却在这些20世纪主要的哲学运动中发现了提高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创造性机遇。在过去三十年里，列斐伏尔一直尝试在唯物主义分析和实践中同时包含主观性和客观性，并且在这一尝试过程中，他有选择地从这些观点中汲取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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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说明列斐伏尔为何最终“转向”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我们就必须了解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适应性和语境根源。与那些显然被这种策略迷惑的著作者(32)形成对照，列斐伏尔断言空间的社会生产对于资本主义的延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并且尝试使历史唯物主义重新面向一个空间问题，这是把同一种开放的、具有创造力的、一直作为其著作特征的适应性方法直接且合乎逻辑地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列斐伏尔这样做并非是与其先前著作的“决裂”，而是一种延续，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敏锐发展而非错误限制。这也许可以证明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一般的说，对于批判社会理论最为重要和持久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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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列斐伏尔建立空间理论的过程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这个过程嵌入数量极其庞大的出版著作中，这些著作几乎涉及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的每一个方面。在探究这个理论化过程的起源时，列斐伏尔自己指出了一些影响因素：他出生于奥西丹雅（Occitanian）地区；他经常回家观察农村地区和农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33)然而，更为清楚的理论化过程经过了一系列他所谓的、向中心论点的“靠近”（approximation），其中第一次“靠近”就是他对现代世界中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的强调（这本身是其在《被神秘化的意识》一书中论点的扩展）。(34)至他所计划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三部曲完成时，他已经开始围绕其他一些主题修改其著作，这些主题包括城市主义和“城市革命”以及“重复与差异”。(35)《资本主义的生存》（La Survie du Capitalism，1973；英文版，1976）和《空间的生产》（1974）这两部著作（尤其是后者）比较清楚地阐述了这个中心论点。我们可以把这个中心论点最为简明地表述为这个观念，即社会空间就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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