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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润来源于生产过程中对活劳动的剥削。我们可以剥离出“剥削”这个词的更具情感色彩的含义。剥削表示一种道德状况——活劳动在这种状况下被当做生产的一个具体“要素”，以及一种技术条件——劳动在这种条件下创造的价值要比活劳动通过交换其作为商品的劳动力（labour power as a commodity）获得的价值要大。剥削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者的所得微乎其微。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劳动所得与劳动在生产中的实际创造之间鸿沟扩大的同时，劳动者所得也在增加。换言之，劳动者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与剥削率的提高同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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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此可见，资本循环以一种阶级关系为基础。“阶级”也是一个含义复杂的词。但是我在这里可以为其赋予一个严格且非常简单的含义。资本循环以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买卖为前提条件。买者和卖者的分离使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阶级关系。那些购买劳动力权（the rights to labour power）以获取利润的人（资本家）和那些为了生存出卖劳动力权的人（劳动者）成了这种买者—卖者划分（buyer-seller divide）的对立双方。这里暗示的阶级角色划分并不能穷尽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可能甚至重要的阶级关系。劳动力的买卖也并非局限于资本循环领域。但是，如果没有通过劳动力的买卖表现出的劳动—资本关系，就没有剥削，没有利润，并且没有资本循环。由于后三者是商品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因此在市民社会复杂的关系网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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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种阶级关系意味着敌对和斗争。这里有两个利害攸关的问题：一是资本家必须支付多少货币才能获得劳动力权；二是劳动力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因此，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必定会出现因工资率和劳动条件（工作日长度、工作强度、劳动过程控制以及技能保存等）引发的斗争。当然，紧张、冲突和斗争的其他根源极多，并非所有这些根源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归结为资本—劳动对立的表现。但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直接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这一斗争确实影响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其他一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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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是具有技术活力的。资本家间的相互竞争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两种共存的力量是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变革的原动力。技术和组织变化能够使单个资本家保持对其竞争对手的优势，从而有助于确保其在市场上获取利润。这些变化提供了一种操纵工具（这种工具的使用并非完全成功），可以控制工作强度，并通过替代专门技能削弱工人的力量。这些变化还可以使资本家能够通过制造技术性失业来影响劳动力的供给（从而影响工资率）。一个领域中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另一个领域中的类似变化，从而引起市民社会整个结构的大规模变化（特别是军事领域中的变化）。技术活力似乎永远可以存在下去。进步意识形态（ideology of progress）及其必然性看来就深深植根于资产阶级的生活和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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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技术和组织变化通常需要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这个简单的事实掩盖了深远的影响。要想保持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技术活力，就必须找到某种方式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和劳动的剩余（surpluses of capital and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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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资本循环是不稳定的。资本循环包含了强有力的破坏性矛盾，这些矛盾使得资本循环从长期看会产生危机。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形成的理论复杂且在细节上有争议。但是，对以上七点的思考揭示出一个中心矛盾。这种制度必须通过在生产中使用活劳动进行扩张，但是技术变化的主要途径是将活劳动，亦即扩张的真正推动者从生产中排挤出来。增长和技术进步都是资本循环的必然特征，但二者是相互冲突的。这种内在的冲突周期性地爆发出来，这就是全面的积累危机，也就是说资本循环过程完全被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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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种危机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资本和劳动剩余都不再能够被吸收。我称这种状况为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状态。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动力共存，但却不能够结合起来完成对社会有益的任务。暗藏在一个被认为合理的生产方式中的不合理性暴露在众人面前。这种不合理性表现为巨大的生产能力被浪费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多数西方国家的经济在过去这几年中已经陷入了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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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能够被吸收的剩余就贬值，有时甚至被完全摧毁。资本可能作为货币贬值（通过通货膨胀或债务违约），作为商品贬值（存货未售出、售价低于成本或自然损耗）或作为生产能力贬值（物资设备闲置）。劳动者的真实收入、生活水平大大降低了，相关保障大大削弱了，甚至生活机会（预期寿命、婴儿存活等）都大大减少了，对那些被迫加入失业者行列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充当资本循环重要支撑的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可能被忽视。贬值危机深深地冲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危机经常造成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异常紧张。新的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可能会从与此相关的动荡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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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采取什么缓和措施，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张，以至于资本循环并不能包容这种紧张关系。然而，人类智慧和政治行为却可能改变这种危机的发生时间、空间范围和表现形式。我们将在下文中考察这种可能性。人类智慧和政治行为也可能把危机转变成人类进步过程中尽管有损害但却具有促进作用的环节，而不是让这种危机在野蛮落后状态中消失，说明所有开化人类的抱负是脆弱且徒劳的。然而，要想抓住这个危机环节，将其作为富有创造力的革命性变革的机会，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危机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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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资本主义发展的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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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的生产、动员和吸收这三个必要环节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格局（historical geography）。没有这些剩余的在先创造和动员，资本的循环甚至不能够开始，也不能够扩张。另一方面，潜在的资本剩余以利润的形式连续生产，同时技术革命导致人们失去工作，这似乎永远会摆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能够吸收这些剩余而使其不贬值。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的生产需要和吸收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永远存在危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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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原始积累依赖于暴力侵占生产资料，这种侵占使资本剩余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同时迫使许多人成为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商人（通过不公平的交易掠夺世界）和高利贷者（破坏地产权并把其转变成货币财富）把财富集中到城市，剩余产品被从农村榨取出来服务于城市，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剩余的社会和地理集中。然而，重要的是认识到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能够在资本循环外部产生，并且通过各种原始积累和地理集中过程被动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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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循环过程的内部也能够生产出必要的剩余。利润能够转化成资本。其实，现在实现利润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把过去的一部分利润转变成新的资本投入。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维持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必要扩张。(2)劳动力剩余的生产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技术变化能够导致失业，但是通过这种机制维持稳定的剩余劳动力储备意味着，技术变化和增长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发的危机会频繁爆发并不断加深。原始积累、“潜在的”储备（妇女和儿童以及来自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人）以及人口增长提供了另外一个剩余劳动力来源。在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正的人口增长率从长期来看是积累正常进行最可靠的基础，虽然从短期来看，大量的女性成为劳动力也能够满足积累正常进行的需要。(3)但是，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个问题，因为资本家直接控制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资本家支付的社会工资（social wage）会足以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增加劳动力总量，甚至提高劳动力素质。他们会创造各种社会手段迫使工人生育或不生育子女。但是工人的反应不能够确定。因此，劳动力是一种独特的商品。积累动态与人口增长如何相互配合并不能提前预知，并且资本循环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整体关系仍然是一个棘手且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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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无论怎么生产出来都必须被吸收。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资本家倾向于进行积累来处理问题，尽管这种倾向具有强烈的周期性和偶尔令人不安的不连续性。在两种一般情况下会有不同结果，这两种情况都值得探讨。第一，资本剩余与劳动力剩余完全不成比例，这能够导致前者或后者贬值。第二，在危机期间，所生产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都不能够被吸收，二者因此都会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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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的生产过程并不能够确保二者成比例地聚集在时空中从而恰好能够使它们自身被吸收进一个既定的资本循环中。资本循环所包含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整以适应这种差异，尽管这常常是以彻底的重组为代价。分布不平衡的剩余的自由地理流动性（free geographical mobility）也能够发挥有益作用。但是，还是会出现甚至长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一种剩余不能够被吸收是因为另一种剩余的数量和质量不符合要求。要么资本贬值，要么劳动力贬值，但二者不会都贬值。就支配性的权力关系对资本有利而言，长期存在的情况最有可能是：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因劳动力贬值而引发的社会破坏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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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那种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共存的状况。资本主义将会定期且不可避免地陷入这种危机状况，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破坏了其持续增长的能力。因此，资本和劳动力都贬值。难道没有办法避免这种十足的社会、经济甚至可能是政治的灾难？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问：有没有方法能够通过为资本循环开辟新的渠道和途径，以有效吸收这些剩余？我在下文中将证明这样一个论断，即空间替代和时间替代提供了大量吸收这些剩余的机会，然而这对积累动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接着，我将会继续表明，两种策略都不能够永久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是诉诸其中任何一种（或两种）方法都改变了危机出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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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通过长期投资实现的时间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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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循环必须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完成。我称此为“社会必要周转时间”（socially necessary turnover time），也就是在正常的生产和循环条件下以平均利润率周转定量资本所花费的时间。如果单个资本家周转资本的速度比社会平均速度要快，那么他们就能够获得额外的利润。如果一些资本家周转资本的速度不能够达到社会平均速度，那么他们的资本就相对贬值。因此，竞争产生的压力会迫使资本家通过技术和组织变化加快资本周转速度。任何总体的加速（aggregate acceleration）都会释放出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同样的原因，总体的减速（我们指的是经济不景气、未售出的存货堆积等情况）通常意味着不正常的贬值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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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某些资本必然以慢得多的速度循环，例如固定资本（机器、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和消费基金中的资本（耐用消费品、住房等）。科学和技术的生产以及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司法系统、行政部门、法律执行和军事保护的社会基础设施的供给确定了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项目酝酿期尤其长，并且利益回报（如果有的话）的年限长。这种投资依赖于联系当前消费需求，预先创造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我们现在碰到了一种令人高兴的情况，即在资本的循环过程中，这些剩余会连续不断地生产出来。就剩余的吸收而言，有什么能比在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形成过程中把它们转变成长期项目更好的方法呢？其实，投资于科学技术，投资于训练（通过教育或压制）工人适应更强的工作节奏以及投资于新机器、交通运输系统、信息系统和分销渠道等，这些都能够有助于加快总的周转速度。一部分资本的循环减速是为了加快另一部分资本的周转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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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可能存在一种动态平衡，即这些剩余在创造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被吸收，而这些基础设施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剩余。我认为，这个“螺旋”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那些能够自我维持增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个过程也肯定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由于在基本生产中生产率日益提高的同时，剩余日益被吸收到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的生产和维护中，就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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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螺旋发展过程在某一点上碰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它通常会被一种危机打断，在这种危机中，每个地方的劳动力和资本都会贬值。我现在必须表明这种打断如何以及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为此我必须首先解释，剩余到底如何从当前的生产和消费中转移到对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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