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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劳动力的再分配。这里存在严重的摩擦问题（frictional problems），因为过剩的鞋匠不可能立刻成为科学家，而一个非常具有天赋的修路工必要时其实能够轻易变成老师。劳动力的质量并非均匀统一，因而一种剩余通常并不能够立刻在别处被吸收。就业和职业结构的转变必然是缓慢的，这本身能够检验任何螺旋式发展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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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资本的再分配同样存在问题。这种剩余可以作为货币存在、作为商品存在或作为生产能力存在。如果作为特定的使用价值（鞋和衬衫）或生产能力（车床和靴模）存在，这种剩余就不能够直接转变成一条公路或一种新的教育服务。它必须首先转变成货币。这是第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因为过度积累会导致资本不可能顺利地从一种形态转变成另一种形态，尤其不可能顺利地转变成货币形态。银行信贷能够逾越这个障碍，但是这一点并不确定。为什么银行信贷不会被用以创造更多同种剩余？如果每个资本家都深刻意识到需要服从“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命令，那么为什么剩余资本会被吸收进长期投资中呢？第二个需要克服的障碍就在于此。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几乎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古老。这个方法就是创造“虚拟资本”——债券、抵押贷款、股票和证券以及政府债券等。(4)虚拟资本把长期的循环过程（例如，铁路中包含的资本）转变成年度收益率。虚拟资本实现这一转变的途径是促进未来劳动产品的股权的日常买卖。收益率有时是固定的（债券），或者根据劳动逐年的实际产出（股份）而变化。但是，收益率完全可以通过与当前生产中社会必要周转时间内的利润率比较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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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银行信贷和虚拟资本，剩余资本可以从一个领域流动到另一个领域。例如，当某种虚拟资本（铁路股份，政府债券等）的年收益超过了当前生产中的利润率，那么这就会刺激资本从当前的生产利用中转移到未来的投资利用中。然而，这种转移不太可能一帆风顺，因为许多投资（铁路、医院等）具有“块性”（lumpiness），从而必须经过不同的工作周期才能使一个项目投入运营。此外，许多投资的性质，常常使单个资本家无法介入——例如服务于公益事业且难以直接改作他用，因此为了建造铁路、港口、大学和科教中心等基础设施，必须发展新的特殊组织形式（合资公司、国有企业和准公用企业）。如果要确定年收益率变化的清晰市场信号，还必须妥善地组织资本市场。最后，依系于未来劳动产品的投资虚拟性引入了强烈的风险因素、不确定性因素以及人类判断和预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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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中，无数的投资者就如何在一种允许商品期货与政府和公司债务、财产抵押权以及债券和股票等一起交易的金融体制中最佳地配置自己的资本作出决策，而短期循环过程和长期循环过程之间能够纯粹侥幸地实现动态平衡。在这个世界中暗藏着各种各样的陷阱，也就是说判断错误很可能会导致极度不平衡的配置。银行信贷加上虚拟资本也许是一剂魔药，使一切资本立刻变得可转换，但也显然是一种挥发性混合物（volatile mix），能够在危机形成的大火中顷刻化为乌有。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能确定危机的必然性，只能确定通过震荡补偿仍然（至少原则上）可以控制的许多种可能性。危机的必然性必须以其他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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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所探讨的动态平衡是最平稳和简单的动态平衡。从当前生产中产生的剩余货币资本，加上与剩余使用价值（商品和生产能力）相当的银行信贷一起作为虚拟资本投入到长期项目中。剩余劳动力于是可以就业了。当前生产中的剩余使用价值满足了对工资商品和生产资料的额外需求。存货减少了，而生产能力利用程度提高了。价格和利润得到恢复，对当前生产的再投资重新开始，从而进一步生产出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而二者又将通过虚拟资本的形成和对长期项目的投资得到吸收。只要虚拟资本的形成量不受到限制，这种过程显然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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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虚拟资本是对未来劳动的索取权。如果要实现虚拟资本的价值，那么对未来劳动的配置就必须确保最初投资的收益率。实际情况是，现在的问题通过订立未来债务合同被缓和了。就问题被缓和而不是被解决而言，动态平衡意味着通过加快虚拟资本形成来进行连续的时间替代。负债量增加，并且未来劳动日益被束缚在合同债务的框架之中（图7.1）。债务总有一天要还。究竟什么时候还取决于投在特定的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资本的周转时间。但是，加快虚拟资本的形成——螺旋式发展的真正核心——意味着当前生产中越来越多的活劳动不得不用来清偿过去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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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发达资本主义的负债，1946—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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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危机的形成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储存在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过度积累的资本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得到改善的基础设施的）当前生产的正增长变现。但是如果那样的话，过度积累的资本就会从储存体中回流出来，并与当前生产中的过剩资本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多的剩余资本储备。虚拟资本进一步形成的能力不是遭遇劳动或资源制约因素的瓶颈，就是遭遇既有基础设施中资本循环的瓶颈。在基础设施报废之前，这种循环一旦受到干扰，这些设施就会贬值。通常接踵而至的危机使每个地方的剩余都将遭受贬值。第二种可能性是，储存在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资本没有变现且贬值了。这种情况下危机的原因看起来是当前生产中生产率的滞后（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短缺），而这与合同负债量有关。因此，贬值集中在负债上。这些负债贬值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即因为货币化（通货膨胀）而贬值；也可能是个人的，即因为私人合同债务得不到履行而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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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长期有多长？如果把过度积累的倾向延续至未来，那么危机就可能被延缓很多年。但是危机越往后拖延，虚拟资本就越多，过度积累问题本身会受到压制而越严重，从而最终的危机会越深。但“最终”并没有确切的日期。即便在危机过程中，负债也能够被重组，债务期限也能够延长，从而避免立刻产生全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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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形式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在大量铁路和城建投资中吸收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在19世纪非常具有典型性）导致了这类资产过度积累的周期性危机。危机发生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类项目通常的周转时间。虚拟资本（铁路债券和股票以及建筑商的负债）贬值，负债一笔勾销，企业破产，劳动力失业。尽管从资本和劳动的角度来看越来越不可容忍，这种方式仍然具有一个优点，即在有力且明确地清除过度积累的资本的同时保留了资产的使用价值。剩余的大量吸收原本通过国家行为（公路建设、医疗和教育）——在1945年以来的这段时期具有典型性，以及国家对私人负债的支持来实现，但最近已经更加注重国家支持的债务。建设周期几乎已经消失，并且虚拟资本的传统制约已经通过国家行为被消除，后者有效确保了持续一整代的长期经济繁荣。国家可以通过印刷货币来消除债务。但是，这样做会导致通货膨胀——一种会慢慢导致整个社会都遭遇贬值的危机。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任何对通货膨胀的抑制都会暴露出长期存在的债务问题，而任何解决债务问题的举措都会表明，生产率的提高不能与不断加速的债务形成保持同步（如何能够同步）。最终结果是，通货膨胀危机转变成更为常见的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治理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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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并不打算为这个理论论证披上逼真的历史外衣，但我认为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例如，战后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加速的虚拟资本形成和增加的国家权力支持的负债。二者创造了一种控制贬值的力量——很难看出资本主义还能有什么其他出路。我们现在看到了资本和劳动力在闲置的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生产、投资和维护中贬值，在部分被取消的债务中贬值（通常是通过重组和延期，就如同纽约市、墨西哥、巴西和波兰等地区和国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国家政策不是会加剧通货膨胀，就是会加剧贬值，因此显得进退维谷。我们很可能要为1945年到1969年间的繁荣付出停滞和萧条至20世纪末的代价。然而，如果不探究空间维度，我们就不能够进一步推进这个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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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构建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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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能够通过地理扩张和重组来走出资本主义的内部困境。简而言之，可不可以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进行“空间修复”？毕竟，输出劳动力和资本的剩余显然是避免贬值的轻而易举的方法。延缓危机、维持积累以及通过地理转向和重组缓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这里都存在。但是我认为，最终的结果是，在地缘政治冲突成为危机形成和解决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危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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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这个结论的过程充满了太多困难。说来令人遗憾，空间和地理的问题在所有社会理论中都没有得到重视，我猜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任何社会理论纳入这一问题都会导致自身的核心命题不再成立。致力于完善竞争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家们碰到空间垄断；而宏观经济学家们发现了经济体与中央银行一样多，并且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存在一种奇特的变迁；关注阶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发现了邻近地区、社群、地区和国家。马克思、马歇尔、韦伯和涂尔干都具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使时间和历史优先于空间和地理，并且当确实是在处理后者时，他们都肯定倾向于把后者看作历史行为的稳定背景或场所。特别调整，也就是从外部重新界定那些亘古一直存在社会过程的地区和区域，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和地理结构。空间关系和地理配置的产生方式从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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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中有一点非常令人不满意。一开始就有人猜测并且有许多帝国主义理论断言，空间关系的转型和独特地理结构的出现（例如中心和边缘、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确保了资本主义生存到20世纪。受熊彼得（Schumpeter）影响的其他理论则认为“创新浪潮”对于吸收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十分重要，而创新浪潮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与空间转型——铁路、轮船、汽车工业、航天和电信——密切联系在一起。跨国公司能够迅速地把资本和技术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能够选择不同的资源、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和盈利机会，因此在组织自身的地区分工时，跨国公司的大部分力量源自于其驾驭空间和利用地理差异的能力，而家族企业没有这种能力。不管怎么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消费和交换地理的明显转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其本身而言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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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面对这项任务也许有助于弥合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具有决定性和损害性的分裂。马克思自己大胆概述了一种关于阶级剥削推动的资本主义历史的理论。列宁则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一地的人对另一地的人（中心对边缘、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两种关于剥削的言论不和谐地共存，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晦暗不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变得模糊，这引发了关于民族自决权、民族问题、社会主义在一国的前景以及阶级斗争普遍性等问题的激烈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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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刻意夸大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来强调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经常在其著作中承认空间和地点的重要意义。城乡对立、地域分工的意义、生产力在城市群的集中、劳动力价值和价值规律的地理差异以及通过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创新减少空间障碍的重要意义，这些论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皆有论述。(5)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不得不承认，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社会主义的前景）在不同地区有差异，甚至就西欧内部而言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俄国和亚洲）。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政见也迫使其将地区和文化差异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但是，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没有被整合进重视时间且兼顾空间的理论表述之中。地理变化作为一个“不必要的复杂机制”被排除在外。我断定，由于其思想未能系统论述独特的地理和空间维度，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和理论的基础遭到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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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这似乎就是列宁要填补的空白。列宁的论证明显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但是他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起源以及帝国主义的相互竞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潮这一事实的研究直接使其把地理和空间维度引入到论证中。但结果表明，这种修正是特别调整，只不过是说资本主义自身经历了取决于特定地域条件的具体发展过程，并且资本主义的基本发展动力迫使主要资本主义强国陷入了地缘政治斗争和冲突。为了把马克思的洞见转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学框架，列宁引入了一个国家概念，这个概念至今仍然是用以表述地域性（territoriality）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是，列宁在这样做时回避了相关问题：资本循环以及劳动力配置如何以及为什么应该是以国家而不是以全球为导向的；应该甚至能够被表述为国家利益的为什么不是资本家的利益就是劳动者的利益。列宁从地缘政治学层面表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但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不得不重新探讨市民社会和国家间的关系这一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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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空间关系和地理结构可以被还原为一种国家理论，或者要重构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就必须先建立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兴起的理论。毋宁说，我们的任务是，构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空间关系和地理发展的一般理论，这个理论连同其他一些理论能够解释国家功能（地方的、地区的、国家的和超国家的）、地理不平衡发展、地区间不平等、帝国主义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和形式等的意义和演变过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区域配置和阶级联盟如何被塑造和改造，区域如何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中蒙受损失和获取利益，国家内部自主（包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外在限制是什么以及一旦国家权力形成，它本身如何能够成为资本顺利积累的障碍，成为能够进行阶级斗争或帝国主义之间斗争的战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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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必定是我们理论探究的对象，而探究的方法就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我们碰到了地球表面种类繁多的物理和生物环境，其中许多被数个世纪的人类行为大大改变了。多样的人类行为已经营造出光怪陆离的地理景观，文化差异和社会结构差异深深植根于这种景观之中。在资本循环的同质化倾向下，这种特殊的地理差异也许会被包容，但绝不会被消除。抽象地看，空间比时间拥有更复杂和特殊的属性。在空间中有可能向不同的方向运动，但是时间仅仅会流逝，是不可逆转的。空间的度量相对也较难标准化。空间上的运输时间或成本并不必然相互匹配，二者都把简单的物理距离作为基本标准。相比之下，精密计时表与日历非常简单。地理空间一直是具体和特殊事物的领域。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的普遍和抽象语境中，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关于具体和特殊事物的理论？这是有待解决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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