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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空间修复”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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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并将其作适当修改，以便考虑积累出现的一般的条件。在面对一种趋向于失衡的“内在辩证法”时，一个地区联盟能够通过地理扩张和重组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并消除过度积累和贬值吗？能够通过与其他地区建立外在的关系来处理和补偿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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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扩张几乎或完全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剩余商品能够输出，而等量价值的商品不久就会输入。这并没有缓解总剩余的状况。然而，如果贸易通过信贷融资来进行（或者相关国家准备永远保持贸易逆差），那么问题看起来就非常不同了。一个地区可以把剩余货币资本借给另一个地区购买自己的剩余商品，从而确保其生产能力和劳动力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这种时空替换的结合在延长的时期内常常能够运作良好，直至债务到期。偿还债务的唯一途径是扩大商品出口，而这只会加剧自身内部的过度积累问题。因此，结果要么是过度积累问题加剧，要么是债务不能偿还，借款打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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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劳动力能够被输送到国外去寻找殖民地。这种解决办法有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工人能够自由地进入一个未开发地区过上没有异化的生活，那么资本家对本国劳动力就失去了控制从而资本主义永久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被破坏了。第二，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对于未输出的剩余资本毫无益处，除非后者通过新殖民地不断增长的需求得到吸收。但如果那样的话，殖民地就必须通过商品生产来消耗所购买的货物。从长期来看，这意味着会出现更多的剩余商品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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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输出的同时没有劳动力输出，或者劳动力输入的同时没有资本输入都可能对过度积累的趋势有消极的暂时性缓和作用。这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我们在第二节中所见，与人口增长缓慢导致的情况相比，劳动力供给的迅速增加是积累相对不受干扰的更牢靠的基础。在这里，一个地区外部的原始积累过程被启动起来作为管理和控制与该地区内部可用资本相联系的剩余劳动力的手段。借助资本循环的内在过程在该地区内部生产劳动剩余的动力因此减小了。从大多数工人的立场来看，这种作用是“消极的”，但是对地区联盟内部的特权团体而言，这种作用也许是积极的，因为这能够使该地区保持相对充分就业。后者会支持受控制的客工计划（guest worker programmes）和事关切身利益的外部新殖民主义。但是，更高的剥削率和扩张速度最终会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资本。尽管原始积累过程表面上非常重要，但是这些积累过程并不能够永远解决问题，即便有充足的可利用人口，并且相关地区有足够的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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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都被用来在新的地区创造新的生产能力，那么吸收剩余的时间就会大大延长。如我们在第三节中所见，在基本基础设施中的投资是长期性的，而一个全新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连续扩张能够导致该地区对于国内生产的资本和劳动力剩余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个解决办法的唯一问题是，这个新地区的经济趋向于获得自身内部的结构化连贯性，形成自身的地区阶级联盟以实现并保护自身的利益，因而自身必定会变得具有扩张性，具有技术活力，为阶级斗争所困扰并且具有内在不稳定性。该地区也开始生产日益难以吸收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该地区最终也不得不寻求自身的“空间修复”。在这样做时，该地区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市场上与其宗主国进行竞争，并且如果获胜，该地区将会通过竞争使宗主国的经济中重新出现贬值。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在19世纪时，英国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剩余流入美国，但最终正是美国在世界市场上打败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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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这种结果，宗主国会把依赖性的发展形势强加给这个新地区。因此，这种从属性的经济体仅仅生产宗主国所需要的产品，并且产量恰好满足需要。这个新地区的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受到了控制，并且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地区阶级联盟，这个联盟都会处在宗主国的有力控制之下。但是，这个附属地区因此不能足够快速地发展以便吸收宗主国生产的剩余。资本输出很快沦为一种单纯的贸易关系，而这丝毫不能缓解潜在的过度积累问题。例如，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从一开始就对英国的工业构不成竞争威胁，但是印度作为一个剩余吸收地也远没有美国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述原则还在付诸实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相比，美国的剩余能够在西欧和日本得到更好的利用，但是正是后者在世界市场上对美国发起了主要的竞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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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存在以下这种不合逻辑的情况：如果想要这个新地区吸收剩余，那么就必须允许这个地区自由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而这个经济体最终必将生产出自身的剩余，并且参与到与其宗主国的国际竞争之中。如果这个新地区以一种受限制和依赖性的方式发展，那么其发展速度就不足以吸收宗主经济体增长迅速的剩余。于是贬值出现了，除非能够开辟新的增长地区。然而，如同马克思和列宁很早就观察到的一样，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矛盾扩展到更大的领域并且这些矛盾运作起来更无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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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请注意，资本主义通过实施“空间修复”能够开辟更大的生存空间——当这种修复与第三节中所描述的时间替代结合起来时尤其如此。资本主义从占领的空间中为自身购买时间，正如同其试图用时间消灭空间。因此，尽管我们能够继续断言危机从长期来看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长期可能非常的长。可是，这个长期必定也会为我在别处所说的强烈的“转换危机”（switching crises）(10)所打断，这种危机是激变的社会运动，会改造资本积累的整个地理布局，瓦解坚固的空间结构和地区阶级联盟，甚至破坏国家的权力并且在一个新的地理配置中将其彻底重构——这种地理配置能够更好地容纳不停变化的资本流的强大扩张性、冲突性和技术性活力。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当“空间修复”无论如何已经陷入困境，而因时间替代产生的债务也到期时，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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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任何空间修复的排除使得他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危机形成的基本过程上。过度积累—贬值理论揭示出，在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和市场合理性的外表下潜伏着强烈的破坏力量。在危机过程中，大量资本贬值并被摧毁，工人及其劳动能力遭受了类似的命运，资本家在“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中自相残杀，而这种战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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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没有预计到而列宁却强调过的是，这个过程会转变成民族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斗争。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更为一般的命题。面对不可避免的危机形成过程，对空间修复的寻求使贬值的威胁转变成不稳定的地区联盟与危机冲击承受者之间的斗争。面对在战争中粉身碎骨的前景，地区联盟会进行整顿并将自身的破坏性趋势转向外部。失业、通货膨胀和闲置生产能力的输出在一场丑陋的博弈中成为诡计和策略。贸易战、倾销、关税和配额、限制资本流动和对外贸易、利率战、移民政策、殖民占领、征服和统治附属经济体、在经济（甚至公司）帝国内部强行重组劳动的地域分工以及通过军事对峙和战争实现的物质摧毁和强迫贬值，所有这一切能够纠缠在一起成为危机形成和解决过程的基本部分。对“空间修复”的寻求转变成了恶意竞争和暴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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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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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中，1980年开始了一个困难且危险的十年。到1983年，大多数工业国家的失业率飙升至10％以上（日本是一个著名的例外），并且闲置生产能力和未售出存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通胀大潮和70年代的滞胀现在看来似乎是过度积累蔓延的条件下一次典型的资本和劳动力贬值危机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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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间分工和国际分工现在正通过技术变化和资本地理流动推进合理化和重组的进程。先前的地区连贯性模式陷入混乱，传统的地区阶级联盟不是解体就是被迫进行整顿以努力使贬值转移到外部。生产率的新地理差异又导致全球和地区贸易模式与货币流通出现了明显转变，造成国家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长期不稳定的状况。地理不确定性迫使时间区间缩短了，这加剧了一个已经十分严重的债务问题（私人的和公共的，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这个问题是多年来快速而现在看来过度的虚拟资本形成所逐步造成的。通过时间和地理替代吸收资本和劳动力剩余的能力至少在战后短期内的总体条件下似乎已经耗尽了。唯一与这些条件相适应的解决办法是，赤字累累的国家帮助破产者渡过难关，而破产者来清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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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落空，我们就只能预期一场不断上升的贬值潮，这场贬值潮会瓦解地区阶级联盟并使联盟间的关系变糟。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应对措施（不仅仅在国家层面，并且绝不局限于关税和其他常规手段）大量存在。挑衅性的策略把贬值输出到外部地区。举最近的一个例子：美国的钢铁业和工会结成联盟，限制从欧洲和日本进口廉价钢铁，后者又转而限制从巴西和韩国进口钢铁。但是，美国钢铁业又禁不住诱惑，决定进口廉价的英国平板钢，引起竞争对手和工会指控其损害国家利益，并且为了一点商业利润把就业岗位输出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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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无数这样的过程，地区和国际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出现了转变，而特定政府的政策似乎无力通过正常手段阻止这种转变。其实，国家和国际政策都失去了其一度具有的连贯性。提高地区联盟内部行业竞争力的计划必然会加快技术变化速度，而这会使地区内部活劳动从生产上转移走并且把失业向外输出。把贬值向第三世界输出的政策，不仅引发了圣保罗和圣地亚哥的骚乱，而且使那些国家所欠的巨大债务面临风险。这笔债务的三个最大债务人（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债务量在一个典型的地理和时间替换中从1972年的200多亿美元剧增至1983年的约2000亿美元，现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坏账。持有这笔债务中近400亿美元债权的美国前10大银行在拖欠贷款事件中面临着财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放松美国的货币供给，挽救银行，从而导致国内和国际通货膨胀，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有任何其他选择吗？无论如何，偿还债务的唯一途径就是扩大从第三世界的进口，而这在普遍贬值时期意味着把失业引入美国。如果赤字累累的国家挽救破产者，那么破产者如何能够偿清赤字而又不加剧这个国家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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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的重组和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即便是北约这一战后资本主义地缘政治的中坚也受到内部经济竞争和不满的威胁。五角大楼会试图加强北约的内部团结，但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肯定会通过其货币政策破坏这种团结——这种货币政策被认为能够控制通胀，但把一个不能接受的贬值水平强加给西欧。美国政府明显针对苏联集团的政策对德国这样一些试图在东西贸易中输出剩余资本的国家有不利影响（关于对苏联的贷款、输油管道和波兰债务的争论就与此有关）。某些西欧国家通过把过度的资本增长输出到第三世界（布兰迪报告建议这样做）来寻求新一轮的“空间修复”。这些国家设想西欧和更具有活力的第三世界地区进行地缘政治重组，并且在这样做时和美国发生了冲突，因为美国对门罗主义的解释仍然认为其有权对拉美大部分地区（在反苏和反共的名义下）实行新殖民统治。日本是美国和西欧商业霸权的主要竞争威胁，该国建立了一种不仅具有活力和扩张性而且具有刚性的特殊资本主义经济，几乎没留有资本和劳动力贬值的空间。日本非常想在稳定地打入工业化世界市场的同时巩固其对第三世界市场的控制。此时，美国最终忘记了珍珠港事件并且在一项旨在削减自身国防开支和预算赤字的命令中敦促日本改善装备，日本的军国主义因此暗中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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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后繁荣之基础的表面上牢靠的前提条件已经化为乌有了。美元已不再是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强有力的稳定中枢。通过重建战争破坏的经济为剩余资本开辟的空间（马歇尔计划）和通过消除商品交易和资本流动障碍发展世界贸易的承诺（关贸总协定）也已不复存在。国际和地区间竞争加剧以及技术变化加速，破坏了扩张动力并使全球经济陷入了混乱。如同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的生动描述所示，“西方的解体”正在快速推进。(11)我们能够阻止这种解体，避免萧条、革命和战争（或者三者的某种结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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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真地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这些政策拉开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战争的序幕，而后者史无前例地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地理。历史可能重演吗？如果可能，那么历史会如何重演，为什么会重演？单纯的类比绝不会令人满意，但是这种类比能够引起严肃的分析和反思。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联盟面对经济混乱时的转变速度。虽然20世纪20年代已经显露出很多脆弱的迹象（德国的恶性通胀、英国令人不满的失业以及美国的投机性浮夸），但是世界上主要的地缘政治分裂无疑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强国的分裂。但是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分裂为许多敌对的阵营：在英联邦关税特惠制保护下的英国阵营；在强行建立的“共荣圈”中的日本阵营；以及通过政治、经济直至军事统治开始实施生存空间政策的德国阵营。地区阶级联盟的联盟（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持）逐渐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将自身封闭在与外界隔绝的贸易帝国内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徒劳地试图维持“门户开放”政策。但是，如果在过度积累时达到顶峰的强大扩张动力如前所述确实普遍存在的话，那么地区阶级联盟就面临一个可怕的选择：要么内部出现萧条和（可能的）革命，要么外部出现军事冲突（“空间修复”的最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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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尽管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或法西斯德国的高速公路建设确实都是好戏，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市民社会的这种内部转型确实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加入战争前夕，美国的失业率正大幅上升，世界贸易没有或几乎没有复苏，并且除了1939年政府支出直接造成的再投资之外，再投资也没有或几乎没有恢复。因此，吸收资本和劳动力剩余的最佳计划因必须承担财政责任而陷入了困境。实际上，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充分就业和再投资，但后者的实现是以大量资本被彻底摧毁和许多闲置工人化为炮灰为代价的。恰恰是这种毁灭的地理不平衡性使战后在以马歇尔计划著称的仁慈的“空间修复”的保护下为美国剩余资本的吸收开辟了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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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当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中产生的引人注目的制度和地缘政治重构相比时，20世纪30年代的内部转型的意义就显得逊色了。在美国（借助当时的世界霸权）的坚持下，“门户开放”普遍出现了，并且得到美国实际控制下的一批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项实际上使美国成为世界银行的国际货币协议的支持。封闭的贸易帝国的解体（作为对租借法案的报答，英国在战争期间废除了英联邦关税特惠制）和非殖民化在第三世界培育出了无数独立但经济上弱小的新国家（这非常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了许多新国家）。相关国家用尽一切办法来避免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出现相互竞争的权力集团，并且在适当限制劳动力地理流动性的情况下促进资本（主要是美国的）的国际化。在国内外进行收买和压制以保持资本循环在这个自由世界畅通无阻，这成了主要的政治议题。为了这个目的，新的地缘政治联盟形成了，从而在一个国际主义框架内为地区政治联盟的团结奠定了基础。当然，苏联的威胁和反共产主义成了确保相互间可能进行竞争的地区阶级联盟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工具。就这种意识形态需要一个有形的基础而言，不论苏联的政策和举动如何，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的地缘政治对峙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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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框架，战后的繁荣在这个框架内出现了。扩张动力的这种成就也威胁到了这个框架。正如我们一开始所指出的，过度积累和贬值显然无处不在，并且对资本主义世界整体及地区阶级联盟的内部团结构成了威胁，使它们有可能解体从而陷入竞争和战争的混乱之中。能否有某种方法避免这种解体及其难以尽述的恐怖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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