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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后繁荣之基础的表面上牢靠的前提条件已经化为乌有了。美元已不再是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强有力的稳定中枢。通过重建战争破坏的经济为剩余资本开辟的空间（马歇尔计划）和通过消除商品交易和资本流动障碍发展世界贸易的承诺（关贸总协定）也已不复存在。国际和地区间竞争加剧以及技术变化加速，破坏了扩张动力并使全球经济陷入了混乱。如同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的生动描述所示，“西方的解体”正在快速推进。(11)我们能够阻止这种解体，避免萧条、革命和战争（或者三者的某种结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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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真地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这些政策拉开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战争的序幕，而后者史无前例地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地理。历史可能重演吗？如果可能，那么历史会如何重演，为什么会重演？单纯的类比绝不会令人满意，但是这种类比能够引起严肃的分析和反思。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联盟面对经济混乱时的转变速度。虽然20世纪20年代已经显露出很多脆弱的迹象（德国的恶性通胀、英国令人不满的失业以及美国的投机性浮夸），但是世界上主要的地缘政治分裂无疑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强国的分裂。但是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分裂为许多敌对的阵营：在英联邦关税特惠制保护下的英国阵营；在强行建立的“共荣圈”中的日本阵营；以及通过政治、经济直至军事统治开始实施生存空间政策的德国阵营。地区阶级联盟的联盟（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持）逐渐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将自身封闭在与外界隔绝的贸易帝国内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徒劳地试图维持“门户开放”政策。但是，如果在过度积累时达到顶峰的强大扩张动力如前所述确实普遍存在的话，那么地区阶级联盟就面临一个可怕的选择：要么内部出现萧条和（可能的）革命，要么外部出现军事冲突（“空间修复”的最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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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尽管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或法西斯德国的高速公路建设确实都是好戏，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市民社会的这种内部转型确实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加入战争前夕，美国的失业率正大幅上升，世界贸易没有或几乎没有复苏，并且除了1939年政府支出直接造成的再投资之外，再投资也没有或几乎没有恢复。因此，吸收资本和劳动力剩余的最佳计划因必须承担财政责任而陷入了困境。实际上，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充分就业和再投资，但后者的实现是以大量资本被彻底摧毁和许多闲置工人化为炮灰为代价的。恰恰是这种毁灭的地理不平衡性使战后在以马歇尔计划著称的仁慈的“空间修复”的保护下为美国剩余资本的吸收开辟了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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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当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中产生的引人注目的制度和地缘政治重构相比时，20世纪30年代的内部转型的意义就显得逊色了。在美国（借助当时的世界霸权）的坚持下，“门户开放”普遍出现了，并且得到美国实际控制下的一批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项实际上使美国成为世界银行的国际货币协议的支持。封闭的贸易帝国的解体（作为对租借法案的报答，英国在战争期间废除了英联邦关税特惠制）和非殖民化在第三世界培育出了无数独立但经济上弱小的新国家（这非常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了许多新国家）。相关国家用尽一切办法来避免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出现相互竞争的权力集团，并且在适当限制劳动力地理流动性的情况下促进资本（主要是美国的）的国际化。在国内外进行收买和压制以保持资本循环在这个自由世界畅通无阻，这成了主要的政治议题。为了这个目的，新的地缘政治联盟形成了，从而在一个国际主义框架内为地区政治联盟的团结奠定了基础。当然，苏联的威胁和反共产主义成了确保相互间可能进行竞争的地区阶级联盟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工具。就这种意识形态需要一个有形的基础而言，不论苏联的政策和举动如何，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的地缘政治对峙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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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框架，战后的繁荣在这个框架内出现了。扩张动力的这种成就也威胁到了这个框架。正如我们一开始所指出的，过度积累和贬值显然无处不在，并且对资本主义世界整体及地区阶级联盟的内部团结构成了威胁，使它们有可能解体从而陷入竞争和战争的混乱之中。能否有某种方法避免这种解体及其难以尽述的恐怖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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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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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在这里给出的论证对于阐明我们的困境和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同样至关重要。如果我是正确的（我希望我是非常错误的并且历史或其他人很快就会证明这一点），那么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延续是以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混乱和毁灭为代价的。每一次大战都使用了更为复杂的毁灭性武器。资产阶级时代无疑见证了毁灭性力量的增长，这种增长超过了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生产力增长。后者显然不应该需要使用这种毁灭性力量。但是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对此却无动于衷，而是像熊彼得一样对他们所谓的“创造性毁灭”大唱赞歌——而资本家通过这种毁灭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然而，我们现在的困境肯定会使我们犹豫不决。当过度积累的内在逻辑矛盾已经无法从时间和地理的角度找到解决办法时，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会更加失去控制，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相互竞争会加剧，并且对封闭贸易帝国自给自足政策的威胁会逼近。在一个正在解体的国际秩序中为了输出贬值而进行的斗争已经接连出现了，并且交战状态成了政治话语的主要特征。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大战的危险，这次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具有巨大且疯狂的毁灭力量，以至于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够幸存。马克思很久以前在那本后来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笔记中草草记下的一段话现如今更加令我们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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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暴力毁灭不是其外在关系施加的，而是作为其自我保存的一个条件存在的，在这种最为显著的形式中，资本不得不消失，从而为更高形态的社会生产腾出空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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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引入的战争相比，资本主义引入的著作、知识、科学和艺术要多得多。即便在现今这个时代，并非所有的战争都可以视为资本主义战争。战争也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在人类社会消失。但是，我们的理论所极力主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考察的那种具有扩张性和技术活力的循环过程被取代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这并非是任何单个阶级或社群所特有的一项任务。我认为，这是我们当前应该共同关注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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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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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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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c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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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ch. 9 and 10, Oxford,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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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rvey, D.,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xian Theory,” Antipode, 1975, Vol. 7(2), pp. 9－21;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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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rx, K.,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completed 1845－6; first published 1932), p.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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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rx, K.,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completed 1845－6; first published 1932), pp. 533－4; Cohen, G. A.,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and Princeton,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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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ydalot, P., Dynamique Spatiale et Développement Inégal, Pari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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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ch.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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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arvey, D.,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78, Vol. 2, pp. 101－131;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ch.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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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Kaldor, M., The Disintegrating West, Harmondsworth,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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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rx, K.,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1973 (completed 1857－1858; first published 1932), pp. 74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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