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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在这样的一般性层面上，阶级概念仅仅是思考的一个指导方针，并不能够承载高度的历史具体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它告诉我们去哪里找，但没有说我们会发现什么。阶级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现象，我们不能够通过几个固定僵化的范畴来把握它。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往返于抽象和具体之间，这能够更好地澄清和丰富这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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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将普遍化与抽象化相混淆。(13)从资本主义研究中产生的阶级概念在怎样的抽象水平上可以普遍化到其他生产方式中，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本质是什么并非是同一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能够在怎样的抽象水平上使用阶级作为分析工具开始有意义地谈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马克思也许运用了经典的三元组合——剩余的提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劳动过程的控制——开始其对阶级的探究，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因为阶级是一个历史构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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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来举例说明这一点。在英国和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即将兴起前，存在一个商人资本家阶级，该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些资本家对贸易手段和商业货币的控制来界定的，但是这些资本家并不控制生产及生产资料。同时还存在一个小业主（small master）阶级，这些小业主拥有自己的工具并且指导学徒的工作（怀特非常错误地反对约翰·罗默［John Roemer］并断言，如果不运用阶级权力控制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就不可能存在阶级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恰恰是小商品生产和商人资本之间联系纽带的运作方式。不过他完全正确地声称，罗默的完全没有引入阶级权力的经济剥削模型纯属虚构）。(14)马克思注意到，“一部世界历史存在于”这一过程中：使农民和土地分离，使技工同其工具分离，以及创造一支薪资工人大军，这为前资本主义制度增添了一个新的元素，但是并没有立刻将其彻底改变，也没有缔造一个全新的阶级体系。薪资工人作为码头散工或修路散工与小商品生产共存了很长时间。如同普沃斯基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的形成不仅取决于薪资工人同生产资料分离这一事实，而且取决于新经济吸收薪资工人的方式。(15)所以，说薪资工人界定了阶级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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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为关键的要素可能是新兴工业资本家阶级对于工人的实际吸纳（控制）。这对应于制造阶段（具有高度细节分工［detaildivisionoflabour］但几乎没有机器的小作坊），小资本家在这一阶段控制了生产和雇佣薪资工人，但并没有取代他们所依赖的商人阶级。因此，关键的一步是，商人资本家在工厂体系和信贷货币广泛发展的阶段被取代以及工业资本家获得金融和商业的独立性；这一点直到美国内战时才大致实现。正是这种事态符合怀特对阶级的三重定义：对劳动过程（可变资本）的控制、对生产资料（实体资本）的控制以及对投资（货币资本）的控制。(16)但是，问题的探讨并不能就此结束。这个定义忽视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程度问题——许多工厂在相对未机械化的过程中使用熟练工人，因而这些工厂里的劳动过程控制程度非常低。例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钢铁业中的情况就是如此。为了解决这种独立性引起的这一理论逻辑问题，布雷弗曼（Braverman）引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见证了这群传统的熟练工人的毁灭过程。(17)正是由于工业资本家摆脱了商人的控制，一个全新的金融和金融家世界出现了，这使得阶级结构变得复杂。对工业资本的控制是否也意味着对信贷和银行体系的控制？这在摩根（J. P. Morgan）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恰恰意味着相反的结果。从摩根的操纵中产生的现代企业的情况怎么样呢？这就引入了一个新问题：如何控制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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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客观地分析有关资本家控制的这些问题，那么就容易看出困境所在。我们不可能说出真正的资本家阶级出现在什么阶段。简言之，我们不可能确定一个一成不变、整齐划一的阶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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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维度数也不能够被轻易地界定。我们还以怀特为例来加以说明。他决心把阶级还原为一个经典的三元组合，但是当他认识到阶级的更多维度时，这个三元组合发生了变化。在一篇论文中，他首先开始探讨劳动过程，接着选择对自己劳动的控制、对工具的控制和对他人劳动的控制作为三个基本要素。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认识到这种做法是不适当的，因为它遗漏了对资本的控制，于是这个三元组合变成了对货币资本的控制、对实体资本的控制和对可变资本（劳动）的控制。(18)困境就在于这个要素列表可以轻易地扩展到资本生产、循环和组织的其他方面，例如劳动产品（商品资本）的控制、银行信贷（虚拟资本）的控制或企业组织（企业资本）的控制。马克思的方法是想要从一个“梗概的”阶级定义出发不断提升和拓展研究，并非仅仅为这一分析添加了要素，而是从新的视角重新构造了原先的范畴。换言之，马克思对于阶级维度的分析是其对资本维度的全部研究的一部分(19)（《资本论》中研究阶级的未完成的神秘篇章所暗藏的“秘密”就是：任何已经读过这本著作其余部分的人都丝毫不会对这一篇章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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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马克思所示，一旦工业资本发展成熟，它就会彻底改变经济和社会，这种改变很快就远远超过圈地问题或手织机织布工亦即薪资工人带来的影响。诸如工程和销售部门等具有经济重要性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这些部门已经成为阶级变化的最前沿，并且与薪资工人出现的形式条件一样成为阶级“本质”的一部分，而如今这个形式条件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已经不比从前了。这无论如何没有削弱经典无产阶级化（classic proletarianisation）的历史意义，但薪资工作现在仅在弱意义上确立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阶级是一种在不断变化的条件面前必须不断维护、拓展和再造的权力关系。所以，阶级与作为一种生产、循环和剥削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卡切迪（Carchedi）坚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为阶级下定义因而是正确的，尽管他的分析有很多问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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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仅阶级斗争的过程，也就是阶级结构化背景中人们的日常冲突“决定”着阶级关系的强度和阶级形成的透明度，而且阶级斗争的舞台必定是一个发展变化的经济体或生产体系整体。然而，如果不深入研究政治经济的另一个基本层面——分工，后者就不能被充分地探讨，阶级形成的问题也不能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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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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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是指社会中工作的组织安排，也就是社会劳动的分配。分工通常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范畴出现。一方面，它已经被“功能”这一术语取代，这一术语与劳动和生产已经没有关联，而与战后的功能主义社会学相联系；(21)另一方面，它已经被还原为单纯的技术，一如“技术分工”这一短语所表明的那样。例如，怀特利用这两个术语作为其阶级概念的对应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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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与技术或生产力之间的区分尤其困难。技术至少有四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对自然的实际把握（知识）；第二层是指生产技术，也就是为了制造预期终端产品所遵循的实体步骤、过程；第三层是指生产资料及其能力；第四层是指社会劳动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所具有的总能力。(23)这四层含义中没有一层是指为贯彻落实众多具体的生产技术方案进行的劳动组合（或分工）。这种组合或分工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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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区分并不像以上所表明的那样清楚。一方面，作为个人工作任务、工作体系和工作单位间的分工具有强有力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关系渗透进技术，这不仅体现在就地对技术的实际选择，而且体现在某些工具和机器的类型，甚至体现在技术知识的传播途径；最后，工作的组织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技术：作为对人类互动把握的组织能力、作为劳动分配技术的组织方案以及作为生产资料的组织。但是，技术基础，亦即对自然和我们自身本性的实践把握绝不会决定人们实际行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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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组织安排除了涉及技术外，至少还有两个基本的考虑因素：竞争资本的经济核算和阶级（劳动的控制）。但是，分工并非是这三种力量的简单产物，也不是其他力量的简单产物。它本身作为社会秩序化（social ordering）的一个特殊层面具有整体性。这个层面反过来成为一种影响区别于社会阶级关系的社会生活其他部分的结构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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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区分了社会分工与细节分工(24)，我们需要详细论述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因为“分工”这一术语引起的误会并不小：“划分”（division）一词强调工作团队的计划和个人的任务之间的区分。但是，计划与任务之间的联系对于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分配方式也同样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说，细节分工是指既定计划或工作单位中的任务（职业）区分，而社会分工是指计划之间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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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分工的实践意义没有出现大问题。然而，细节分工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任务专门化（task specialisation），因为很少有工人实际只从事一项单一、既定的技术任务；成功组织安排工作的关键是如何把许多任务结合起来，并将它们分配给人数较少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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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工更难明确说明，因为它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模糊且内容极其丰富的概念。这个概念随着新的商品、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循环手段和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而发展。我们至少需要作出以下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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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商品生产亦即通常所谓的“工业”的各个部门之间作出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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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商品的整个生产周期的各个阶段之间作出区分，这个周期包括（1）直接的生产过程，也就是加工处理或构件组装系统的循序阶段；（2）延伸生产过程，包括正常生产前的产品研发和产品递送、安装后的维护和修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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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生产和交换（商品流通）之间作出区分，并在交换领域中对诸如批发、零售、广告和运输等环节作出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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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商品流通与货币和货币—资本（包括信贷货币和虚拟资本）流通，也就是各种银行、保险等业务之间作出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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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资本的各种组织单位，也就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公司之间作出区分。这种区分与其他区分相互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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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工与细节分工之间的划分界线是不断变化的。生产系统通常包括几个技术上分离的循序过程或同时过程，这些过程会以各种方式结合或分开，对经济、劳动控制和其他考虑因素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对于实现一个集体计划而言，任务或工作团队的密切配合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认为一起完成的工作任务总是具有密切的技术关联。例如马格林（Marglin）认为，工业革命时期最早出现的工厂把工人召集到一起主要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劳动果实（绝对剩余价值），而不是因为这样做在技术上是必要的或能够提高经济效益。(25)但是请注意，一旦我们开始研究细节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的差异，空间就理所当然地进入了讨论。对分离的工作场所进行空间划分通常是区分二者的最为有效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说分工与阶级的“结构”力量不同，仅仅是一个经验概念。(26)我们必须把工作组织和生产系统的底层结构从企业、工厂、部门和岗位的不和谐现实，以及空间分工中抽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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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分工和社会分工都与垂直或等级分工相互交叉。这引起了进一步的混淆，而后者与管理和公司等级体系等概念的交叉则加剧了这种混淆。例如，在细节分工内部，我们可以发现直接劳动过程的各种等级的管理者或指导者。如吉登斯一样仅仅根据“权威结构”或阶级控制体系来处理这种区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27)一切大规模劳动过程的组织安排都需要指导，这与社会的阶级属性无关。此外，它还需要各种劳动技能，以及对生产技术和不同等级社会地位或多或少的控制。混淆出现的原因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管理和控制很快就成为充斥大量阶级关系的资本的职权。(28)社会分工中的垂直元素，甚至不仅在公司内部很难处理，而且在资本看起来较高和较低的职能之间也很难处理。无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怎样，对大组织、调研和营销活动或货币流通的控制都暗示了社会生产整体控制的极为不同的等级。技能的区分和某些类型工人的缺乏加剧了这种等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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