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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珀（Storper）和沃克（Walker）的近作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形式模式来具体说明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和部门增长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作为空间分工的要素被极大地忽视了。(52)这真是一件憾事，因为劳动力市场为地质学比喻提供了某些富有启示的关联。首先，特定地点的劳动力市场重组是资本不断积累的直接结果，因为资本只能通过给地方居民提供一些就业岗位来塑造新的层面。连续积累正是通过这一主要方式重新塑造了地区阶级结构。其次，我们应该意识到，与基本比喻中的“劳动力素质”相比，劳动力市场的类型要容易进行描述和分类。再次，对劳动力市场的关注也涉及性别不平等的状况。有些对激进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应用非常有价值，这些运用恰恰是在解释女性就业模式的过程中展开的。最后，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所处地位始终是薪酬分配过程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劳动过程研究的热潮中，这个因素不应该被全然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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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劳动力市场理论对梅西的基本比喻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如果对劳动力市场加以分割，资本在寻求空间优势时可能会只考虑它试图雇佣的劳动力中特定部分的性质。例如，如果一个公司要找非熟练工人，它不必考察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环境，也就是说，如果一级市场工人的组织化和对抗不会激励二级市场工人的类似行为的话，只需考察二级市场供给所需劳动力的能力便可。基本比喻在这一点上意义不明。如果全部劳动力都关系重大，那就必须在一个地区的一级和二级工人之间寻找联系规律以便确定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构成了性别分工的基础，因为一级部门以男性为主、二级部门往往以女性为主已成定势。因此，我们不能假设一级和二级工人之间具有相同的兴趣或相似的性格。地区之间的这条裂痕往往不为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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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集体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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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尔（Castells）的著作因避免了复杂的阐述而备受赞赏。他的著作为发现一个更复杂的比喻提供了一些线索。卡斯特尔主要关注如何界定城市系统中的社会实践，他的界定方式类似于英国地理学家提出的“以往返地图为基础”建构的大城市劳动区域概念。(53)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系统的显著特点在于这些系统是根据集体消费的逻辑构建起来的。城市是提供服务的场所，使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社会化，从而把交通运输系统、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全部或部分由国家负担和提供的基本服务的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至于这是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时期的城市的主要作用并不清楚（显然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情况并非如此）。(54)卡斯特尔认定1945年之后出现了质变。他指出，从前生产要求决定着城市的形式，然而当前生产性企业的空间界域便是地区。人们在适当的地区选址，工业不在乎地方性（locality）。(55)因此，卡斯特尔像其他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56)描绘了一种经济生产地区专门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城市系统主要成为劳动力的储备地，而国家则监督管理劳动力的有效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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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全部过程由七个部分组成，并且因此正式表述了这一变化，那就是不断推进的地区专门化和顺应消费逻辑的地方性。《城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对生产、消费、交换、管理和符号五个部分加以区分。(57)卡斯特尔认为，这些部分可能主要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空间单位内有效。正如对“城市问题”的考察所表明的，消费在当代城市中居主导地位。城市问题不过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结构趋势”的例证。作为回应，出现了社会冲突的新形式，表现为被统治阶级要求越来越多的“间接薪酬”，这在简单与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逐渐显著。(58)目前，卡斯特尔正在根据城市斗争和城市社会运动者对提出“要求”的方式进行分类和分析。他假定这些方式从分析来看不同于围绕生产而组织起来的斗争。(59)当然，这一划分引发了基本比喻拥护者们激烈的批评。(60)简而言之，卡斯特尔提出了一个关于空间变化历史的两阶段模式，赋予空间上可界定的社会进程以相对的自主性，这些进程产生了不可直接简化为生产活动的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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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卡斯特尔的历史演变观念，资本主义公司寻求地区而非地方区位。但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这一观念似乎不准确地表述了有关跨国公司的复杂分析。然而，这未必会有损于他所作出的消费对城市斗争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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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相信“地方和地区政府的管理代表着一种不断增长的政治风险”，(61)卡斯特尔想方设法根据效应及其与国家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新的社会运动。这些关注点在何种程度上导致卡斯特尔假定存在自主的空间政治效应尚不明确。我们始终不清楚城市社会运动在何种程度上是地方特有的带有累积性政治后果的运动，或者不过是现代集体消费系统在全社会掀起的运动的实例。就运动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只具有地方意义而言，运动必定被地方化。波尔多的居民未必会对巴黎欢乐广场的房客运动有多大兴趣。然而，运动可能是国家机制的特定结果。如果在波尔多出现了相同的情况，那么便会出现相同的运动。卡斯特尔在早期著作中似乎偏向前者，试图避免把城市社会力量简化为阶级力量、把城市风险简化为阶级风险。可是，在《城市、阶级与权力》的提要中，他却好像建议应该把城市斗争的意义置于阶级斗争的语境下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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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卡斯特尔著作中另一个不明确之处有关。他向来都声称，正是资本主义的矛盾造就了城市政治，但是却对矛盾的具体构成与生效条件含糊其辞。因此，要弄清生产逻辑和消费逻辑在政治后果产生过程中的相关作用就不容易。卡斯特尔强调生产是决定政治后果的唯一因素，从而为大众在不可简化为职业阶级的问题上与国家之间的斗争留下了分析余地。这是他早期著作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如果所有地质层的表面都要精确描述的话，就需要界定每个领域中所产生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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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尔通过集体消费强调了国家在空间类型确定过程中的作用。这一有价值的见解启发了英国的城市政治研究，使之日益成为历史焦点。(62)然而，如果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国家干预城市问题的目的，那么我们必须联系同样生产劳动力的国内供给来考虑国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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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市民社会与家庭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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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社会管理对于劳动力生产具有何种影响的问题时，卡斯特尔原本不该忽视私人与家庭消费的作用。女性经济活动变化受空间的影响相当大。尽管“二战”以来已经明显减小，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从事正规经济的地方和地区差异仍然很大。例如，兰开夏郡1911年从事经济活动的单身女性的比例从30％（在威德尼斯）到80％（在里什顿）不等；从事经济活动的已婚女性的比例从2％（在海多克）到48％（在大哈伍德）不等。(63)此外，众所周知，女性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比男性要小得多，也就是说，女性的活动在空间上更为集中。(64)在人口出生率、私生比率等方面的空间差异也很大，这意味着忽视了性别区分和家庭实践的空间分析存在着缺陷。(65)再者说，近来对去工业化的探究已经断定非正规经济的获取存在很大的地方差异，而且据预测，在不久的将来，非正规经济会在劳动力生产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66)把去工业化、家庭消费、地方阶级结构和地方政治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考虑的解释出自约翰·厄里（John 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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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用历史分期来说明不同的结构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不同的空间效应，卡斯特尔曾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某些环节进行分解。厄里采用了与此相似的策略。在《资本主义社会剖析》一书中，厄里对经济、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三个不同的领域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市民社会代表着流通、再生产和斗争的领域，并且假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市民社会内部存在一种从流通领域占主导到再生产领域占主导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厄里确认出政治斗争类型的变化趋势。在第一阶段，斗争围绕着确立形式上的平等交换展开，通常产生阶级斗争。在第二阶段，针对薪酬分配和商品消费问题的斗争导致阶级的重要性下降；其他运动日渐重要，由于国家干预推动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社会化，“女性”运动、“青年”运动、“黑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减弱。(67)总的趋势是，会出现与使用价值的消费及其供给方式相关的斗争，无论这种消费和供给是否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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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关注去工业化和政治的文章中，厄里试图具体说明这一方案的空间后果。(68)他采纳了多半源于梅西的生产空间变化观，提出政治冲突地方分化不断加剧的观点。新工业区位模式造就了形形色色的地方阶级结构。由于工业衰退时期生产与再生产的政治往往会激发非阶级的地方社会运动，对这些结构的反应可能相当复杂。(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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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为明显的也许是其反复无常的历史分期。例如，断言针对分配问题的斗争取代了针对流通问题的斗争似乎没有充分的历史根据。但是，探究针对消费问题的阶级斗争与民众斗争之间的关系相当重要。在不局限于国家干预城市系统的情况下，厄里重点分析了消费政治。因此，该比喻不仅囊括了生产（并且在不少论述中仅仅指制造业生产），而且扩展到一个广义的消费概念，这种消费产生了空间上分化的政治运动。(70)针对生产问题和消费问题的斗争如何融为一体始终都是一个问题：“结合法则”尚未成文。然而，由于对劳动力市场、家庭形式和工业结构的地方差异重要性的强调，斗争的独特空间方面已经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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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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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我看来，无论是作为扩展的比喻还是作为社会理论，就不平衡发展的分析而言，任何对于社会关系地质情况的适当解释都应该满足四个标准。首先，它应该能够解释资本的区位选择实践中各个历史阶段的起源，提供构造任何特定地区工业沉积层的转化规则。其次，它应该能够明确说明取决于各种地方化社会关系体系的政治后果。这就需要能够对阶级、性别和民众力量的不同组合的典型效应进行分类。再次，它应该能够识别任何现存的自主空间效应，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地方性的。这只不过是要认真对待互动网络制造新兴空间效应的能力，这种效应在行话中会被称作地方文化或社群。这种效应可能源于分配机制、消费实践、政治干预和生产过程。最后，我们必须充分阐述和详细说明机制或矛盾生效的条件，以便重新获得历史证明。实在论的方法存在一个固有的危险，那就是各个机制及其效应以及这些机制在具体结合中的相互调整三者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使得我们不能从现象上区分不同的实在论理论。要作出恰当的解释，就需要我们严格地论证到底是哪些机制、怎样的结合形成了社会关系的地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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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认为，注意到这些产生空间效应的另外的机制就足以构造出一种关于空间、时间和社会关系之间关联的理论，并且这一理论会符合萨克为社会科学理论制定的严格标准，那就过于乐观了。我们并未证实以上简要考察的机制之间的相容性，也没有具体说明它们之间的理论联系。但是，这些机制确实暗示了扩展基本比喻的可能方法，由于基本比喻和任何单一机制似乎都不能如实地解释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暗示肯定不会毫无价值。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集体消费安排和家庭组织与追逐利润的资本一起导致社会关系与政治实践的空间变化。地方社会关系的地质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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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ck, R. D.,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London and Minneapolis, 1980,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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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如,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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