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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唯一提及这类现象之处，它们随后便被置于脑后。可以说，这是宁愿面对生产关系也不愿设想一种解释机制的必然后果。因此，她的理论简洁性具有一种优雅之风，但仍未受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感染，而这是以削弱理解历史进程的能力为代价的。显而易见，研究威尔士的大量著述中有一些试图把这一解释框架运用于英国的地区变化，其严重局限在于威尔士民族主义变得难以解释。(33)我认为，这个比喻太过局限，现将原因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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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简单地质学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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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梅西的比喻具有三处局限。首先便是对区位模式的历史变化缺乏合理的解释，平心而论，这不光是梅西的问题。层的观念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产生一个新层的机制是否与产生旧层的机制相同。我们应该预期不同的力量形成不同的层呢，还是预期相同的力量相继形成不同层面呢？梅西的著述似乎暗示着对空间优势的追求总是与地区劳动力的素质息息相关，但她所表达的意思模棱两可。带有新的全球地理流动性的跨国公司不断扩张，正是这种扩张后果使得劳动成为生产设施区位选择中的关键因素。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认为早期的沉积层的形成是以另外一种独特的区位选择逻辑为基础。其实，在工业革命早期，许多人都认为能源获取和运输成本是主要的考虑因素。然而，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为何各层会有不同，为何寻求空间优势尤为重要，或者劳动对于区位逻辑有多重要，这些问题已经得不到清楚明白的解释。因此，扩展该比喻的第一步应该是具体说明每一层的各个区位选择逻辑之间所谓的转换规则。我们必须了解何时以及为何一个分层过程刚刚平息而另一个又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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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考虑表层即顶层的实时特性。由于表层是几种先期力量的结果，而最近一轮的因素又与前一轮的因素共存，因此表层具有不规则性。如果考虑区位选择的公司或者理论家根据劳动力素质和当地阶级力量的平衡来评估表层，那么就会出现如何界定所谓的阶级结合规则的问题。在特定地点定位、扩展或停止运作的决策将取决于诸如技能要求、阶级冲突的历史经验等因素的结合。既然不同的结合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效应，那么就有必要确定在任何地点不同阶级残余之间的结合规则。如今，我们了解到某些极为特殊的场所的政治倾向：矿工比例较高的地区与农业区或南部沿海养老区在政治文化方面存在差异。更大范围内的地方或地区阶级形成的政治后果有待解释。就此而言，梅西的阐述相当含糊，因为她几乎没有向我们言明怎样的结合导致怎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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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需要对梅西关于阶级效应是唯一相关的地方效应的假定加以证明。基本比喻为空间分工的构成提供了一个有待补充的观点。当代对分工的解释都难以忽视源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广泛的社会关系。(34)关于国家干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有多重要以及应该如何将这种干预效应概念化，各种马克思主义解释之间存在很大分歧（有关集体消费的争论因此发生）。生产劳动力的市民社会的社会习俗（家庭、家族、邻里关系等）存在种种变化，可是甚至那些重视再生产的人都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生产劳动力的条件有很多时空变化，不同的社会安排似乎具有与此相关的政治效应。(35)这些效应与地区面貌的形成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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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地方差异的认识促使人们更加注意地方特性。梅西的比喻否认空间具有任何自主性质，它全然接受了对传统地理学中“空间崇拜”的批判。认为空间不具有因果力似乎是正确的。正如萨克所言，只有出现在空间中的社会“物质”实体才会产生效应。(36)然而，不同类型的空间结构始终是某类活动必需的一般条件。至少可以几乎没有争议地说，农业工人的分散和矿工的集中确定了他们各自工会实践的某些目标。以此为例，空间“密集”性概括了多变的工业实践的状态。然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存在“新兴的空间效应”，也就是与远近空间安排有不可恢复的关联的社会活动。例如，决定普选结果的“邻近效应”的重要性会很有限，(37)但它确实从空间分布的角度解释了一个绝对偏向优势党派的地区的投票结果，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其他社会特性的话。值得回顾的是，内格尔（Nagel）曾对“新兴社会特性”作出过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辩护，他认为一系列数字所具有的特性多于单个数字的特性。(38)质的差异源于相邻！当然，对这种新兴空间效应可以提出质疑。一个完美的社会理论能够根据不单独涉及空间实体的普遍原理来解释所有的空间效应似乎是可能的，尽管一个完美的空间分布理论无疑包括实际社会实践的普遍原理似乎同样可能。然而在社会科学的千禧年来临之际，我们不如赞同格利高里（Gregory）的规劝，那就是“放弃寻求某种空间结构的一般理论，转而思考是否存在一般的空间概念，以便帮助我们识别特定的社会结构并且揭示其中的变化”。(39)我们很可能去考察社会现象的空间方面（例如，与规模相关的城镇和工厂中的行为差异，引起新民族主义的凯尔特边缘地区的文化特殊性，社群精神和市民自豪感的存在，以及形形色色的地方政治传统），对它们最终是否是新兴空间效应不抱任何偏见。不按空间效应的原则去解释空间分布肯定不正常。吉登斯所谓的“集体性的场所与社会体系的基本构成密闭可分”(40)这一命题即便不太准确，但如果针对的是民族国家也会得到普遍的认可。在民族国家中，新兴的地区或地方机构、实践和意识都有可能在同一地区社会网络的再生产中起重要作用。在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有时一种空间变化的理论也必须能够容纳它。有些地区和区域会形成集体认同和团结，而其他地区和区域则不会。这种认同并非独立于阶级结构，但也不能简化为阶级结构。在其他社会学话语中，这种认同可能会被称为地区文化(41)（有趣的是，洛伊凯恩最近撰文为他过去时常“把地方自治问题简化为其阶级内容”而表示歉意，他现在认为地方阶级意识“源于一大堆颇为复杂的因素，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所在阶级的政治和文化状况甚至于个人的家庭、职业和文化经历都是这些因素的成因”(42)）。因此，尽管空间并非第一原因，却不应该不加以分析。过去的地方政治实践、家庭组织方式、社会抵抗运动与地方风俗以及工业历史都会使比喻性的地方表层出现瑕疵。我们不能忽视累积性的地方文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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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走向一个扩展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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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比喻的局限性体现在它不能产生一个历史分期，不能预期各类阶级结合的独特效应，并且不能容纳地区特有的非阶级的效应。我打算探索扩展这一比喻的方法，思考据说具备空间效应的其他机制是否可以用来提供一种更加错综复杂的理解。我要讨论与基本比喻相容的四种机制，它们可以用来解释过多的空间效应。这四种机制是：针对劳动过程问题的阶级斗争、劳动力市场、集体消费和市民社会的再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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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斗争与劳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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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西自己的阐述中，可供解释地方特性的要素是阶级斗争和劳动过程。近来，虽然正是资本转变劳动过程的需要导致了某些更重要的区位迁移，但梅西并不认为针对劳动过程问题的斗争具有系统的理论意义。由于希望预测南威尔士和康沃尔郡独特的地区政治活动，她反而转向了阶级结构。与此形成对照，美国的一位理论家戈登（Gordon）则从针对劳动过程问题的斗争出发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各个阶段进行研究，确定了大致的变化规律。他的《阶级斗争与美国城市发展阶段》一文声称要对阳光地带城市的兴起给出一个概要性解释。(43)他认为，城市工业面貌的历史发展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各阶段之间的转换是由前一阶段矛盾的斗争引起的。他还把城市的内部生态（土地使用的典型模式）与各个积累阶段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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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商业阶段，在此阶段，尚未分区的市中心容纳了社会各阶级，除了住在外围边缘的穷人和游民。这一模式被商业资本积累的主要矛盾所瓦解。商人的特权显得不公道，因为他们的财富是通过有利可图的交换获得的而非来自劳动。他们与从事生产的阶级处于同一居住空间，无法隐瞒真相。这种状况导致了阶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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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工业城市集中生产可以暂时缓解这些冲突，因为工人们起先被隔离在不陌生的环境中。戈登认为，在工业化早期，大城市中几乎没有对抗和罢工，而在较小的城市中则时常发生。然而，大城市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很快弱化了。到19世纪90年代，由于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对抗的加剧，雇主们逐步舍弃了市中心的工业区。有些雇主把这种抵制归因于工业场所和工人住所的空间集中所引发的传染病。他们首先会在郊区进行区位选择，其次会考虑大城市周边的新兴城镇。在这一阶段，还是工业阶级斗争促使资本改变了它的空间区位，这么说并非是否认大城市的区位给公司带来的聚集经济等优势。戈登注意到，从市中心向外的转移远早于运输业的技术变化，这进一步加强了他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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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个阶段即公司时期，工业场所和工人住所更加分散。唯一例外的趋势是，商业统治集团仍然留驻在美国大都市的中心商业区，经济活动则向外分散。阳光地带的城市比较理想，主要不是因为开发出了新的未组织化的劳动力，而是由于便于设置相当分散的工业并辅以同样分散的劳工住宅区。相比之下，工业化阶段兴建的老工业城市不适合于重建。资本一直在寻求如何更有成效、高质量地控制劳动，阳光地带城市的兴起正好迎合了这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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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的概要性解释很有拓展前景。这一解释对各个历史时期加以区分，不仅包含了双重的空间指涉（地区经济和城市生态），而且包含着一个动态的机制——工业阶级斗争。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英国值得我们考虑。在19世纪的英国，工业斗争和城市规模之间似乎存在某些关联。(44)英国工业的确在向郊区转移，尽管要比美国晚得多，尽管这很可能是由于英国的劳动过程转变进展缓慢得多——直至20世纪30年代科学管理手段才被引进。(45)英国城市中的居住隔离似乎同样出现在工业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但是在过去百年间变化不大。(46)有些作者认为，英国城镇中引人注目的资产阶级加剧了冲突，尽管另一些作者把这一结果归因于资产阶级的缺失。(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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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论问题，有一些保留意见值得注意。首先，戈登把矛盾和斗争混为一谈。从逻辑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矛盾和冲突是可分的，矛盾未必直接导致斗争。(48)其次，戈登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尚存疑问。该解释始终遵循非常单一的套路，以相当均衡的逻辑来解释不平衡的发展。这似乎意味着，每个阶段都存在统一的全国性空间分化的强烈趋势。再次，戈登在具体说明空间效应时几乎只提到劳工斗争性和资本对控制的追求，完全忽视了其他过程。最后，顺便说一下，对阳光地带的兴起所作的解释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未开发地区何以令人满意、阳光地带何以作为公司积累期的一部分出现尚未得到明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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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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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梅西和戈登的解释都暗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源于对特定区位可利用劳动力的素质的关注，但这一概念本身遭到了摒弃。(49)诚然，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是成问题的。对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局限进行有意义的界定，并获取同一地区其他因素的数据确实有困难，虽然近来有些著作开始以某些市场条件下典型的社会条件为基础建构一种劳动力市场类型学。(50)要把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政治效应联系起来也不容易。尽管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解释工作场所斗争的历史变化相当有趣，但要建立一种貌似可信的理论联系却相当棘手。(51)此外，关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历史分析几乎不存在。尽管有许多关于地方经济和地方阶级结构的历史研究（基本上可以归拢），却没有一个可供进行历史比较的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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