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60200
1702360201
早在一百年前，地方和地区差异就很大且可能在扩大，但这些差异自1900年以来开始趋于缩小。尽管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有些地区相对繁荣，而有些地区则相当萧条，但是由于失业问题，这些差异实际上始终非常大。理论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公共部门中的就业也倾向于起到平衡的作用。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6)
1702360202
1702360203
与经济发展相比，关于空间环境中政治变迁的证据既不充分，又不能令人满意。涂尔干坚持认为日益增加的分工引起空间的同质化，正统的社会学立场与涂尔干保持一致。1893年出版的《社会分工论》中有一段名言：
1702360204
1702360205
地理区划通常都是人为的，已不能唤起我们深刻的感情。乡土精神已经逝去，永不复返；教区的爱国主义业已成为不能随意复原的过时之物。市政或部门事务影响和动摇我们的程度与它们同我们职业之间的关系成正比。我们的活动早已超出了那些过于狭隘的群体范围，而且我们对那些群体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不感兴趣。(7)
1702360206
1702360207
地方与地区文化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这种观点是经典社会学对于社群（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重要区分中所固有的，并且为近来关于现代化、大众社会、大众传媒研究、社区衰落等的理论所采纳。但并不清楚的是，这一趋势是否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突出或超前。例如，罗丝（Rose）和昂温（Unwin）曾经分析过1945年和1970年资本主义国家中各个地区对政党的支持，此举在意图和规模上皆可与威廉森的国际经济比较研究比肩。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地区差别缩小的趋势微乎其微，地区党派继续存在，地区选举模式仍在持续。(8)黑希特尔（Hechter）对英国的情况作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力图阐释凯尔特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9)他发现，在英格兰空间差异日渐减小，而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差异则相当突出。在为工业结构确立标准之后，他看到凯尔特地区存在大量他所谓的“文化残留”，这使得依据经济分工来阐释政治分歧受阻。黑希特尔的分析存在一些困难，尤其是他考察的两个理论即传播论和国内殖民主义论难以对他的论据作出解释。不管怎样，他对同质化趋势是否存在提出了严肃的质疑。
1702360208
1702360209
毫无疑问，对经济和政治趋势的描述与阐释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这种长期混乱状态的一个根源在于难以确定有意义的、可比较的空间区域。能否发现专门化和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择取的空间分散水平。已有的分析各不相同，分别涉及一般认定的国家、区域、次区域、郡县、城市系统、地区和地段。其中一些是有意义的经济单位，另一些是有意义的政治单位，但很难找到一个单位能同时经得起一段时间的政治与经济分析。每一水平上的趋势不一定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例如，统计结果显示各个区域趋于类似，而作为组成部分的次区域却始终各不相同。(10)难怪，空间理论家们对于最重要的空间效应出现在哪个水平上仍然存有争议。
1702360210
1702360211
即使证据模棱两可，社会科学家们还是煞费苦心地收集时间序列数据来考察趋势，他们的热情固然可以理解，但却引起了另外一系列问题。就英国的经济发展而言，常用的经验性指标往往没有说服力。李（Lee）依据1881年、1921年和1961年人口普查所绘制的工业地区分布统计图表明第一阶段存在专门化的微弱趋势，第二阶段则存在多样化的微弱趋势。(11)奇泽姆（Chisholm）和厄彭（Oeppen）曾试图精确分析区域专门化或多样化是否存在的问题，并且得出结论说，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存在多样化的微弱趋势。但是，他们承认证据并不充分。从他们最初选择的统计方法来看，这些变化微乎其微。(12)以上证据与新古典主义的预测和马克思主义的预测皆不符合，有关趋势太微弱了。此外，在评价地区政策时，标准指标恰当与否也始终是个问题。(13)一些指标显示出某种趋势，而另一些则显示出另一种趋势。
1702360212
1702360213
最近有些作者声称，这种混乱肯定是源自错误预期了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概括空间模式的能力。有些作者认为，空间只不过是一个无价值的研究对象；(14)而有些较温和的作者则声称，作为实证主义地理学标准研究对象的“几何”空间是一个“混乱的抽象概念”，因此寻求关于空间的经验性概括是徒劳无益的。(15)他们反而常常暗示，社会科学的实在论观念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理性的抽象，引向揭示产生现象的统一机制。这意味着现存证据所表明的空间变化的一个特征——社会产品在空间中不平衡的出现与分布——可以根据一个或多个基本机制或矛盾的作用和反作用来解释。这似乎是一项有说服力的计划，但它与其说被用于解释现象，不如说被当做可取的方案。尽管如此，在开辟走出巴别塔困境的途径方面还是有一些显著的成就：有些著作业已确定了具有相关空间作用的机制。我所求助的正是这些著作。我希望分离出那些会解释国内不平衡发展及其政治效应的机制。
1702360214
1702360215
1702360216
1702360217
1702360219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基本比喻
1702360220
1702360221
确定国家内部空间分化轮廓的理论策略之一就是运用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模型来阐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然而，正如有些评论家所言，中心和边缘模型、不平等交换、国内殖民主义等已经证明宗主国中的空间分工难以分析。(16)结构理论的倡导者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便转而试图直接解释分工。最常被援引的解释机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积累相关的必要条件机制。尽管存在相当大的具体差异，(17)由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有关累积地区不平等的基本理论仍然相当清楚。上文所援引的洛伊凯恩的著作便是一个例证，其中对生产过程的分析足以解释城市结构和地区结构。(18)在一篇考察法国空间经济中服务业增长情况的文章中，利比兹（Lipietz）依据部门所作的地区就业统计确定无疑地断言，根据生产功能可划分出四类不同的地区。(19)
1702360222
1702360223
在英国，有关地区不平衡发展的解释主要由多琳·梅西提供。她也认为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关的积累过程是解释空间变化的关键因素。梅西提出了一种概要式的观点：就世界经济状况而言，由于社会从历史角度看事先使用空间，一个国家的积累周期就被认为产生了空间不平衡效应。这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启发价值的比喻。她的著作，包括与理查兹·米根（Richard Meegan）合作完成的著作，如今构成了以经验为依托对现代英国工业地理进行的一组分析。她一开始从实在论的角度对传统地区理论的不足进行批判，但由于只关注空间阐释而留下缺憾。(20)后来她主张，要认识到经济生产过程在空间形式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她最初坚持认为，理解国际和国内竞争背景下的部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21)渐渐地，她也强调要根据公司内部职能的空间分层来分解生产。(22)与利比兹一样，她的主张是，不同的职能水平需要不同的劳动素质，同一公司或部门内部不同分支机构的活动因所需的劳动力素质不同且须协调而变得专门化。就此而言，她区分出三类劳动：发挥控制和发展职能的专业—科学劳动、熟练的手工劳动和不熟练的手工劳动。在此基础上，梅西认为尽管有些就业指标可能显示近期地区间存在融合，但专门化还会继续，只不过沿着新的维度而已。(23)
1702360224
1702360225
梅西的解释逻辑是，资本已经开始把空间分化作为获取利润竞争中的资源。对空间优势的寻求已然存在。通过辨别可用劳动力，这种优势唾手可得。如今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且肯定比劳动流动性大，这意味着许多从前相关的区位限制已被克服。(24)这一点近来已经成为结构阐释中的普遍共识。(25)由于梅西关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制造业的失业类型及其与英国资本重组过程之间的关系，她区分了资本主义重组的三种主要策略，即合理化、技术创新以及通过合并实现的资本集中。第三种策略，也就是巩固合并企业的市场地位对于劳动没有直接或必然的影响。然而，前两种策略即通过引进新技术来关闭工厂和降低劳动成本却很重要，(26)劳动力的空间分工对于这两种策略来说意义重大。由于使劳动力去技能化，合理化和技术革新都容易引起抵制。梅西指出可以避免抵制的多种方法。例如，有个屡试不爽的方案是去除一地的技术性工作，必要的时候在另一地代之以非技术性工作。因此，常常雇佣抵制去技能化的工人的市中心生产场所会被关闭，而可能带有新技术的生产过程会被转移或扩展到其他地区，新的、不熟练的、常常是“生手”或女性的工人在这些地区会被雇佣。(27)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工人不一定不平衡地分布于各个区域，尽管东南部不言而喻肯定已经逐步吸引了第一种类型。劳动会就地专门化。(28)
1702360226
1702360227
为了理解生产过程区位选择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梅西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了一个比喻。她原本是为1965年至1980年这段时期作记录和说明的解释为该比喻奠定了基础。该比喻源于地质学，连续积累在地理空间中形成层层工业沉积物。(29)沉积物既包括工厂也包括人，一轮积累中形成的人的素质在另一轮积累开始时至关重要。显然，这样的论点对于地方和地区中生产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意义深远。然而，梅西并未采取步骤将她论述公司内部劳动等级重组的著述与对该现象的政治影响的分析进行整合。当然，她强调了旨在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加以改变的策略，这与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的大量文献相呼应，而布雷弗曼（Braverman）的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正是后者的先声。无论如何，《作为阶级重组的工业重组》一文称得上是梅西对该领域的初次涉足，(30)虽说文章令人振奋，还是暴露了这个基本比喻的局限。根据地区阶级结构所受的影响，她在文中考察了战后三大煤田的工业结构变化，同时把这些地区与截然不同的康沃尔郡（Cornwall）之间的特点作了简要的对比。从工业结构经职业结构再到地区阶级结构，这是一条关于工业变化之政治效应的直接的推理链。这未必是不恰当的初始步骤，但它把所有的空间效应都变成了阶级效应。遗憾的是，梅西在一篇早期的文章中声称，地区作为政治单位通常并不重要。(31)她认为，如果不存在能够联合某个特定空间区域社会阶级的政治力量，或者不存在独立的空间效应，就难以看清地区阶级结构何以值得分离出来单独处理。更为遗憾的是，她在是否承认其他空间效应的问题上犹疑不定。她认识到了这些效应的存在，并且在论文的首页写道：
1702360228
1702360229
更为宽泛的社群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消费模式、空间形式的重组、不断变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气候以及地理文化分化的市场模式，以上种种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一起决定着阶级结构的总模式以及阶级更为复杂的内部特性。(32)
1702360230
1702360231
然而，这是唯一提及这类现象之处，它们随后便被置于脑后。可以说，这是宁愿面对生产关系也不愿设想一种解释机制的必然后果。因此，她的理论简洁性具有一种优雅之风，但仍未受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感染，而这是以削弱理解历史进程的能力为代价的。显而易见，研究威尔士的大量著述中有一些试图把这一解释框架运用于英国的地区变化，其严重局限在于威尔士民族主义变得难以解释。(33)我认为，这个比喻太过局限，现将原因一一说明。
1702360232
1702360233
1702360234
1702360235
1702360237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简单地质学的局限
1702360238
1702360239
在我看来，梅西的比喻具有三处局限。首先便是对区位模式的历史变化缺乏合理的解释，平心而论，这不光是梅西的问题。层的观念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产生一个新层的机制是否与产生旧层的机制相同。我们应该预期不同的力量形成不同的层呢，还是预期相同的力量相继形成不同层面呢？梅西的著述似乎暗示着对空间优势的追求总是与地区劳动力的素质息息相关，但她所表达的意思模棱两可。带有新的全球地理流动性的跨国公司不断扩张，正是这种扩张后果使得劳动成为生产设施区位选择中的关键因素。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认为早期的沉积层的形成是以另外一种独特的区位选择逻辑为基础。其实，在工业革命早期，许多人都认为能源获取和运输成本是主要的考虑因素。然而，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为何各层会有不同，为何寻求空间优势尤为重要，或者劳动对于区位逻辑有多重要，这些问题已经得不到清楚明白的解释。因此，扩展该比喻的第一步应该是具体说明每一层的各个区位选择逻辑之间所谓的转换规则。我们必须了解何时以及为何一个分层过程刚刚平息而另一个又取而代之。
1702360240
1702360241
其次要考虑表层即顶层的实时特性。由于表层是几种先期力量的结果，而最近一轮的因素又与前一轮的因素共存，因此表层具有不规则性。如果考虑区位选择的公司或者理论家根据劳动力素质和当地阶级力量的平衡来评估表层，那么就会出现如何界定所谓的阶级结合规则的问题。在特定地点定位、扩展或停止运作的决策将取决于诸如技能要求、阶级冲突的历史经验等因素的结合。既然不同的结合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效应，那么就有必要确定在任何地点不同阶级残余之间的结合规则。如今，我们了解到某些极为特殊的场所的政治倾向：矿工比例较高的地区与农业区或南部沿海养老区在政治文化方面存在差异。更大范围内的地方或地区阶级形成的政治后果有待解释。就此而言，梅西的阐述相当含糊，因为她几乎没有向我们言明怎样的结合导致怎样的结果。
1702360242
1702360243
最后，还需要对梅西关于阶级效应是唯一相关的地方效应的假定加以证明。基本比喻为空间分工的构成提供了一个有待补充的观点。当代对分工的解释都难以忽视源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广泛的社会关系。(34)关于国家干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有多重要以及应该如何将这种干预效应概念化，各种马克思主义解释之间存在很大分歧（有关集体消费的争论因此发生）。生产劳动力的市民社会的社会习俗（家庭、家族、邻里关系等）存在种种变化，可是甚至那些重视再生产的人都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生产劳动力的条件有很多时空变化，不同的社会安排似乎具有与此相关的政治效应。(35)这些效应与地区面貌的形成密切相关。
1702360244
1702360245
对这种地方差异的认识促使人们更加注意地方特性。梅西的比喻否认空间具有任何自主性质，它全然接受了对传统地理学中“空间崇拜”的批判。认为空间不具有因果力似乎是正确的。正如萨克所言，只有出现在空间中的社会“物质”实体才会产生效应。(36)然而，不同类型的空间结构始终是某类活动必需的一般条件。至少可以几乎没有争议地说，农业工人的分散和矿工的集中确定了他们各自工会实践的某些目标。以此为例，空间“密集”性概括了多变的工业实践的状态。然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存在“新兴的空间效应”，也就是与远近空间安排有不可恢复的关联的社会活动。例如，决定普选结果的“邻近效应”的重要性会很有限，(37)但它确实从空间分布的角度解释了一个绝对偏向优势党派的地区的投票结果，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其他社会特性的话。值得回顾的是，内格尔（Nagel）曾对“新兴社会特性”作出过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辩护，他认为一系列数字所具有的特性多于单个数字的特性。(38)质的差异源于相邻！当然，对这种新兴空间效应可以提出质疑。一个完美的社会理论能够根据不单独涉及空间实体的普遍原理来解释所有的空间效应似乎是可能的，尽管一个完美的空间分布理论无疑包括实际社会实践的普遍原理似乎同样可能。然而在社会科学的千禧年来临之际，我们不如赞同格利高里（Gregory）的规劝，那就是“放弃寻求某种空间结构的一般理论，转而思考是否存在一般的空间概念，以便帮助我们识别特定的社会结构并且揭示其中的变化”。(39)我们很可能去考察社会现象的空间方面（例如，与规模相关的城镇和工厂中的行为差异，引起新民族主义的凯尔特边缘地区的文化特殊性，社群精神和市民自豪感的存在，以及形形色色的地方政治传统），对它们最终是否是新兴空间效应不抱任何偏见。不按空间效应的原则去解释空间分布肯定不正常。吉登斯所谓的“集体性的场所与社会体系的基本构成密闭可分”(40)这一命题即便不太准确，但如果针对的是民族国家也会得到普遍的认可。在民族国家中，新兴的地区或地方机构、实践和意识都有可能在同一地区社会网络的再生产中起重要作用。在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有时一种空间变化的理论也必须能够容纳它。有些地区和区域会形成集体认同和团结，而其他地区和区域则不会。这种认同并非独立于阶级结构，但也不能简化为阶级结构。在其他社会学话语中，这种认同可能会被称为地区文化(41)（有趣的是，洛伊凯恩最近撰文为他过去时常“把地方自治问题简化为其阶级内容”而表示歉意，他现在认为地方阶级意识“源于一大堆颇为复杂的因素，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所在阶级的政治和文化状况甚至于个人的家庭、职业和文化经历都是这些因素的成因”(42)）。因此，尽管空间并非第一原因，却不应该不加以分析。过去的地方政治实践、家庭组织方式、社会抵抗运动与地方风俗以及工业历史都会使比喻性的地方表层出现瑕疵。我们不能忽视累积性的地方文化效应。
1702360246
1702360247
1702360248
1702360249
[
上一页 ]
[ :1.702360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