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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观点是：从体力劳动者和企业家之间的一般的位差别中，我们很难获知每一类工人对于改变特定生产体系的一般社会关系可能持有的兴趣。毋宁说，葛兰西认为，关键性的差别在于社会生产关系更普遍的体系内部具体的社会交换关系和状况。于是，他进一步表明了具体的具有空间差异的统治与从属社会关系如何导致乡村体力劳动者的深度沉寂（比如在南方）或者某些北方工程中心中层管理人员的惊人的激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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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观点是：知识分子的实践，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同统治和从属霸权相对应的社会空间因素。这些实践恰恰就是传达和加强结构限制和个人行动机会的手段。任何一个在空间上（也就是在地方、地区、全国）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都会关注和从事那些支持和再生产统治地位的实践。葛兰西注意到，城市企业家阶级是如何为从属阶层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创造条件，以便维持这个从属阶层并赋予其同质性。这些知识分子覆盖了研究人员、技术员、会计以及文化革新的组织者，更有甚者，还包括制定促进契约关系新法规的组织者等。这个阶层随着企业家阶级的发展而“有机地”发展壮大。相比之下，农民则缺乏活力，部分原因在于它的知识分子成为神职人员，即土地贵族的“有机知识分子”。其他强化这个传统从属阶层的阶层包括地方行政管理人员、律师、医生、教师等。换句话说，农民是一个生产出自身霸权从属关系的手段的阶级。因而，在葛兰西看来，只要这种事态继续下去，它就不可能起改革作用。由于同样的原因，这种生产知识分子的能力也不能变成另一个庞大的从属阶级——城市工人阶级的优势。发展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困难是其组织和抵抗中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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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观点是：乡村与城市环境之间知识分子功能的变化方式。葛兰西的分析展示了结构限制和对个体开放程度的空间变化，相关性正在于此。在乡村环境中，小城镇的农民与职业性的小资产阶级之间经常性地互动。这强化了农民对提高家庭成员地位的渴望，更不用说农民对随着地位提高而缓解经济生活的渴望了。相比之下，在工业城市，企业家的“从属者”并不具有这种与劳动相关的社会控制功能。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种控制功能基本上是由雇佣关系提供的。因此，葛兰西认为，企业家只会追求对工人的间接控制。甚至在他讨论技术上更加先进的美国主义和福特制时，这也被认为是通过有选择的招聘、高薪、(3)流水作业机器以及国家在家庭和社区中获得工作之外的责任风尚实现的。因此，就工人发展那些抵抗积累过程强制的组织尤其是发展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阶层而言，葛兰西也许看到诸如技术人员那样的中层工人可能会受有组织的工人而非资本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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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葛兰西指出了空间变化的文化实践在促成分化的社会空间关系时的重要性。在说明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城市比乡村在政治上更加进步时，他强调指出，是工业城市而非所有的城市表现出这一特点。在非工业的“沉默城市”中，有一种针对被鄙视、被统治的乡村的褊狭的统治文化。然而，悖谬的是，这种鄙视源于这样一些消费中心对乡村创造的财富的物质依赖，并且得到特定意识形态实践的支持，首当其冲的便是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和古典主义观念。北方的少数大工业城市不受南方那些陈规和障碍的限制，容纳了每个按照新的实践行事的企业家和工人。由于在思想上是实证主义者而不是唯心主义者，是未来主义者而不是古典主义者，他们也沿着独特的路线成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国家）之间的环节。商会、工会和政党取代教会和贵族成为利益代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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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两大岛屿集团插入了在南方的保守主义、北方企业家的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原始社会主义之间分割的政治力量领域之中。这些具有文化独特性的民族地区构成易于遭受分离主义利益集团的分裂压力和同样强大的统一主义的反压力。因此，尽管具有边缘性和乡村特点，这些岛屿在对整个意大利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的南方地区一度引发了无领袖、无政府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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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语境中，葛兰西分析的用途在于它准确描述了社会关系的空间不平衡性并根据控制阶级社会城乡形式特有的统治与被统治基本结构的不同方式对此作出了解释。后来，葛兰西指出，这两类阶级关系之间的明显矛盾已经成为北方工厂主和工人与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南方城市食利者之间形成一个权力集团的基础。通过在关税壁垒后面的南方扩展（或许是圈定）一个广阔的半殖民市场，北方的扩张性经济利益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在意大利国家更为广泛的利益中，维持南方传统的阶级关系得到了公认的正当性证明。因此，葛兰西富有启发性地描述了空间不平衡发展系统再生产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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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葛兰西表明，正是这样一些制度化的空间权力关系的破裂带来了法西斯时代的极端独裁主义。在资本主义农业渗透到意大利中部之后，这一地区形成的好斗和有组织的农村无产阶级表明了上述空间权力关系的破裂。对新生的意大利国家的生机及其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和阶级基础而言，由于城乡无产阶级联盟的前景所带来的危险在市民社会的各阶层内部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反应。这些因素证明具有强大的力量，足以接管国家机器并使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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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关系中空间因素的本质、意识形态在形成和再生产意识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根据从结构限制之中得到解放的程度来区分不同空间的社会实践方面，葛兰西的洞见对当前的研究计划具有相当大的价值。然而，其中也包含我们需要避免的一些缺陷。缺陷之一是，葛兰西坚信城乡之间存在一种偏重决定论的理论矛盾。显而易见，乡村社会关系可能是对抗性的和非顺从性的，尽管葛兰西往往对此要点不作过多的解释。同样地，尽管他对工业城市的进步性和致力于消费而非生产的城市的反动性之间作出了有用的区分，但是他忽略了工业部门之间在政治意识与组织上的变化。例如，通常情况是，不同国家的钢铁制造城镇或城市需要大规模的刺激，才能从政治休眠中苏醒过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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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之二是葛兰西低估了工人的生产实践。一个社会阶级一旦自觉地形成并组织起来，它就会维护或保证它的统治地位。由于葛兰西要考查观念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加以说明，这个缺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假定了作为总体的个人认识或者不原本地认识集体行动的理性依据的内在过程。我们至少应该研究如下可能性：这样一些动机可能来源于那些包括工资斗争在内的、与生产相关的问题。这一方法本来能够使葛兰西可以部分地解释南方非常容易发生的明显无动机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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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受到的明显强有力的结构限制何时和由于何种原因不再起作用，因而打开了个体行动的空间，这个问题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然而，吉登斯的近作多少有助于阐明社会理论中的这一核心关系。(5)为了构筑他的结构化理论，他把社会实践概念置于中心位置。结构既制约又促进了社会实践，反过来实践着的个体和集体的行为又再生产出结构。当实践活动不再与结构一致时，结构——例如社会阶级的统治与从属结构——就不再被生产出来。有趣的是，吉登斯把空间（和时间）维度引入这种社会行动理论中，认为社会体系按照综合机构——例如法律或国家——的发展水平而被或多或少地严密控制着。哪里存在相对欠发达的结构控制体系，哪里就可能出现具有空间差异，同时在时间上也不平衡的社会实践。吉登斯认为，城市决定着特定社会体系中所存在的“距离化”程度。这是由于城市通过监视和信息收集——在当代社会中曾经由国家承担的功能——而具有的控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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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吉登斯的解释并未使我们更加了解那些在特定城市或国家管理权限之外运作于工厂或房地产中的结构化形式和脱离结构限制的形式。此外，在后两种场景中，监督水平或者至少对工人实践活动的了解水平仍然相当高，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然而，这两种场景中也有大量反结构实践的例证。相比之下，只要哪里的反结构实践活动能够扎根并构成那些社会普遍存在的但在空间上受到限制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的基础，哪里的实践者的控制水平常常就相当低下。显而易见，有一些强大的思想得以形成和传播的手段，它们对结构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这些手段既无强大的管理权力也没有充分的工具来进行信息收集或监督。一个被剥夺了权利且没有权力的历史阶级群体形成一种“道德经济”观念的能力便是一个例证；而对女性被剥夺权利或少数族裔缺乏公民权利如何不可接受的阐明则是另一例证。当行动不能再生产出结构时，这些道德感情借以表达和转化为实践活动的空间和时间便不再由“距离化”决定了。但是，我们应当综合它们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特殊的文化与历史实践活动以及实例中的道德力量来理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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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马赛区社会重组过程的研究中，布莱特拉赫（Bleitrach）与舍尼（Chenu）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这种推理方法。(6)他们把该地区看做是“地中海文化”的据点，看做是一个逐渐衰落的以手艺为主的工业基地，尽管船舶制造和船舶维修是它的支柱，其源头却是一个生产基地，具有一系列的财产和社会关系以及在不同的时空结合中确立的日常机构的结构。他们所描述的马赛工人阶级文化是排他性的，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特征，家庭是招募培训熟练技术工人和传播工人阶级意识的关键机制；此外，日常生活的行为具有内在的开放性和平等主义。由此看来，他们的描述对19世纪的普罗旺斯尤其是“红色瓦尔省”作出了回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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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省的乡村激进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产品与市场的结合、地方财产关系的性质、劳动过程的组织方式、工作场所内外的性别关系、住房的集中程度以及正规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化程度。19世纪晚期，酿酒业在瓦尔省极其兴盛，而市场却面向大城市而非本地区，生产规模与风险也就更大。瓦尔省的农民独自拥有小块葡萄园，无须缴纳封建地租。然而，作为独立的小业主，他们只有在合作的基础上组织葡萄酒生产过程（不同于葡萄种植），才能满足市场需求，进行正当的谋生。此外，葡萄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女性家庭成员通常也参与劳动过程。由于土地稀缺昂贵、面积狭小，村庄形成独立、密集的群落。社会生活的特征是高度的正规与非正规互动、开放和共有的话语模式以及积极的政治辩论。这些社会特征通常用“普罗旺斯的社交性”（Provencal Sociability）这一术语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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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马赛区的研究中，布莱特拉赫和舍尼追溯了如下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社会空间的形成及其实践；另一方面是瓦解这些社会空间及其实践的资本利益和戴高乐主义国家。在此关键是这些综合结构充当了积累过程的障碍。这样一些障碍可能遭到了忽视，直到法国国家计划机构为了经济利益而找到发展一个被忽视的地区的理由。马赛地区被看做是理想的经济发展中心，它以重工业（钢铁、化学制品）为主，产品出口到相对不发达却成熟的南欧市场和其他地方。与此同时，国家和私人部门对该地区和其他经济发展中心的投资将会推动法国重工业实现现代化，使之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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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指出，作为地区发展计划的结果，分区（sub-region）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分化，因为三种具有相关劳动过程和所有权形式的公司开始从根本上重构了工业劳动市场。首先是有一些布莱特拉赫和舍尼所说的福特制企业。这类大型垄断企业雇佣了来自以前的生产中心（如钢铁中心）或北非的流动工人，并不关心本地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大军和对工作活动的监督。这些企业谈论着管理层灌输给工人的公开的消费主义。它们还讨论着这样一种管理战略：正如葛兰西对福特制的讨论一样，奖励“负责任的工人”和消除“麻烦制造者”，因此更加接近于一种自我监督。这样一些工人已经被彻底地收编，发展不出重要的反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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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们提到了泰勒制的、无须技能的计件工作。这种工作是由缺乏工会组织、工资低下和被边缘化的工人在劳动密集型条件下完成的，其中女性占相当大的数量。有些工作转包给了地方的福特制部门或者异地类似大型企业或者服务于直接消费的“血汗工厂”。这些都是本地所有的小型企业。尽管工人可能会意识到自己遭受剥削的处境，但是他们由于容易失业而对此几乎无能为力。第三类是传统的手工艺部门，其中相对自主的熟练工人既有团结的传统又有合理的收入，从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种控制是其他的劳动力市场所没有的。例如，布莱特拉赫与舍尼谈道，钢铁和化工工人以及边缘工人由于上班路途遥远带来了时空限制，导致了自身的贫困化：前者的上班地点是独立的经济发展极，后者的上班地点是再生产成本低的小镇和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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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方法并非没有问题。由于采用了过于僵化的国家和劳动力市场理论，它的观点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8)国家稳步地促进法国垄断资本的直接利益。这种表象与其他欠发达经济体的国家相比更不可信，但是它仍然被看做是一个对经济增长极规划的相当巧妙的解释。戴高乐主义及其强烈的爱国主义仅仅表现于经济的现代化或者通过回应“下层”的发展压力来寻求统一政治多元化的社会，其表现程度我们在此不予考察。同样地，我们想知道，除了各种资本巧妙地整合地区经济的能动作用外，三重劳动力市场模型的形式主义是否还能理解组织化的工人的能动作用。(9)尽管如此，这些形式主义并未全然搅乱一些有用的研究发现。在解释特定社会空间形成及其变形因素的本质时，我们所采用的方法试图把生产关系与市民社会的某些关系——家庭、地区、文化与思想习俗——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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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些贡献全都有助于证明空间维度对于理解特定阶级集团所特有的社会实践中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那些已经讨论过的结构因素的结合具有不同的重要性，这些社会实践的空间边界可以明确地标示出来。重要的是，不再从难以察觉的、具有某种连续性的实践融合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变化，而是把它们看做一目了然的。这是由于（正如下一节将要看到的）当不同地区环境中的主要社会关系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特殊形式时，连表面上同源的实践活动——例如与相同文化群体相关的农业政治激进主义和工业政治激进主义——之间也变得毫无关系。但是正如我将要表明的那样，这样一种阐述过于局限于它的经济主义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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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节中，我将把上述评论的要点总结为五条线索。我认为，它们对于解释那些表示独特的社会空间形成的地区实践中的变化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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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地区的具体性：以南威尔士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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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研究和比较阶级关系地理格局的分析框架，就必须区分以下五条线索与多重结构对社会—空间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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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基础（即占有剩余价值的确定形式的性质和程度、所生产出的商品以及生产的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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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过程（即直接生产者的自主程度、监督管理程度、技术和机械化强度以及劳工组织的抵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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