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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后来平等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具有双重重要性。首先，对于同时也是资产阶级的拥有土地的阶级相对缺乏毕恭毕敬的态度；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在与更熟练或至少地位更高的矿工相处时，缺乏训练的工人并不愿意默从。我们再次将这些实践与北方大煤田的实践比较一下。在后者那里，煤矿业再造了先前农业经济的整个阶级结构。这是一种三个阶级的体系：同时是煤矿主的土地贵族、雇佣工资劳动的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无产阶级。这种阶级体系内的半封建的服从和依赖结构为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等级化提供了基础，正如唐顿所指出的，(30)这正是东北地区煤田工人阶级文化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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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尔士的阶级限定不充分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语言和宗教问题的相互交织。农场主和雇工说威尔士语，而贵族（尽管属于威尔士民族）通常说英语。与此同时，另一种分化集中在宗教上，它把两大阶级集团分为新教徒（农场主和雇工）和圣公会教徒（贵族）。这两个强大的集体认同基础同时对意识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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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语）是普通大众的语言，因为它已经纳入他们自己的习俗之中。教会已经成为他们的公共机构：正是他们提供了精英，并且近百年来已经形成一种和谐的理解和含蓄的认识，因此他们（普通大众）能够进行某种控制。毕竟，这就是他们是新教徒而非圣公会教徒的原因。(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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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就像统治阶级与其从属性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重要决裂一样，这是一个清楚的迹象。在葛兰西对意大利复兴运动的解释中，来自农民的乡村知识分子充当了贵族霸权的接力者，而威尔士的乡村知识分子则积极地削弱贵族的霸权。当这种文化转而进入城市—工业的环境中时，激进主义通过各种复杂的方式得到缓和。尽管无产阶级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主要是威尔士人，但是自由主义的改革主义政治表象从制度和语言上取代了工作场所中的家长制社会关系。然而，一旦宗教的忠诚随着工业化规模的逐步扩大而衰减，从贫困而又冲突不断的农村地区就涌入了大量讲英语的新工人，从而加剧了由于价格和工资波动而产生的劳资冲突。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和人物的吸引力与日俱增，煤田地区以往和谐的阶级关系在20世纪前十年里彻底地分崩离析了。(32)如果这种与威尔士特性的决裂为煤田地区日益恶化的社会动荡和冲突创造了条件，那么特定冲突的导火索就无疑来自交换和劳动力再生产（不是生产本身）领域而非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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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煤炭和钢铁市场（美国和欧洲不断扩张的重工业、帝国海军舰队和商船的燃料以及拉丁美洲铁路的燃料）的独特性是造成当地社会关系具体性的第三个因素。这样的市场不同于爱德华时代其他世界煤田的市场，并且它们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关系中无法避免的供求波动。我们知道，这两大产业实施了浮动付薪制。这同样有助于解释1898—1926年南威尔士工业区的激烈冲突。长达六七个月的罢工和停工并不罕见，一些工人被列入黑名单，每隔一段时间一些工贼都会被招募。尤其当煤矿主试图（取得一定的成功）建立公司工会时，工会化本身也充满了问题。几乎每一次冲突都围绕着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因此到1926年英国唯一一次总罢工时，上述斗争已经变成了南威尔士矿工提出的一句精炼口号：“不加一分班，不少一分钱。”到这一时期，尽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持续流动跨越了地理上的鸿沟，新教、自由主义的乡村威尔士与激进、社会主义的城市南威尔士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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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制度的具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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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连贯的知识、文化和意识形态实践的意义上，无产阶级的文化尚未成形。不过，这种动荡的状况产生出那些维持它的重要因素的制度。在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成为大英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时期，这些实践得到了普遍的理解，并被广泛地再生产出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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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能指出三种实践也就是工会、医疗协会和教育机构，尽管消遣和休闲活动、大众娱乐特别是政治实践具有明显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降低政治实践的重要性，原因之一是，在独立工党、教会和早期工会的劳工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南威尔士与不列颠的其他重工业区没有特别的不同。然而，与其他类似的地区相比，英国工党从南威尔士工业区获得的大众支持是建立在对占统治地区的思想和实践更为彻底的抵抗的基础上的。(3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工会运动最初是行会师傅的领域。到1900年，他们在煤矿业中完全失去了对工会的控制，但在钢铁厂中这种控制持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南威尔士的工会运动一开始比较分散（煤矿业中的组织主要是八个地方小工会，其中五个没有资金来源）。但是，当19世纪末煤田生产情况开始明显好转时，随着大量非熟练工人涌入煤炭业、运输业、钢铁业、建筑业和零售业，工会运动已经稳定下来。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是一些大城市中心的贸易委员会所提供的整合作用。有趣的是，当时正是铁路工人时常带头保卫罢工权利、要求工业工会制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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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矿业劳动大军人数众多（1920年达到27万人），足以对当地政治和社会生活起到绝对的支配作用。举例来说，一旦地方主义得以克服，南威尔士的矿工加入“大英矿业联合会”和参加工党，工会本身就成为地区构成中的主要内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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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教堂到免费图书馆，从学院到运动队，管理是一种大众和民主的管理。各地的政治组织拥有类似的目的（尽管意识形态各异），其中最主要的组织是工会……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实际上不仅是工业本身管理的来源，而且还是其他领域管理的来源。(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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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私有化或国有化服务业的情况下，逐步发展的大众服务通过各种方式改善了更广泛的社区生活。作为这些方式的证明，思考一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些煤田建立的医疗制度不无启示。由于这些社区的工作条件不利于健康，工业冲突与贫穷和匮乏并存，并且高地煤矿村镇的气候潮湿，结核、尘肺、硅肺、白喉、猩红热等疾病的发病率很高，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婴儿死亡率也很高。(37)“特里迪加医疗救助会”是对此状况早期的回应，煤田的其他地方也纷纷效仿。(38)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矿工和钢铁工人工会还为伤残人员建立了疗养院和康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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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善本地日常生活条件的手段，这些地方福利制度是普通工人集体要求的产物，旨在满足社区需求和消除苦难。然而，许多人都清楚，这样的修修补补几乎或者根本不会系统地改变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像工资收入不足、缺乏就业保证和简陋的居住环境一样，健康状况不良不过是这种剥削性社会关系的症状之一。南威尔士的矿工试图在整个煤田建立各种渠道，以便获取和传播关于市场体制及其替代制度的科学社会主义分析。这是通过每个工会分会尽可能在当地的矿工学校建立自己的图书馆、阅览室和教学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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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有一百多家工人阶级教育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开设课程、讨论和讲座，向牛津大学拉斯金学院以及后来的中央劳动学院等工人大学输送学员。工人阶级的自我教育通过一个被称为“群众联盟”的激进主义社团——拥有自己的杂志、报纸和宣传册——而变得系统化。朗达（Rhondda）大众运动的工联主义宣言便是最著名的一例。宣言被定名为《矿工的下一步》（1911年），呼吁建立一个去中心的国际工会，拒绝矿业的国有化，并要求工人控制社区所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资料。(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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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实践和制度形式都包含进步的目标与成果，但这一地区以性别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仍然是极端反动的，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反讽的特征。当然，并非只有南威尔士具有这个特殊的盲点；从总体上来看，父权制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先天特征。然而，父权制已经呈现加剧的形式，并在其他所谓的政治进步的地区继续如此。这表明，为了反抗资本并在经济力量的无声的强制之外维护家庭中的一个统治领域，有组织的工人心甘情愿地付出让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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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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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的空间发展不仅仅是这样一个经济现象：它以异质的方式围绕着空间经济来部署工业部门，但却对在整个系统的不同部分中形成的阶级关系产生均质的影响。这个观念是本文的前提。恰恰相反，我们假定存在着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重要的社会空间变化。这些变化是特定的具有独特空间的生产条件和具有空间界限的社会实践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实践体现了阶级之间相对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为利润而生产的最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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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仅仅重复在证明上述结论时所提出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的论证，而是让人注意到三个特点。我认为，在上述相对团结的地区的形成过程中，这三个特点已经成为最强大的因素。它们是：阶级关系及其前工业的大众面貌；非顺从的工人阶级仅仅在形式上仍然屈从于赢利性生产霸权的方式；大众控制的、对立的自我教育体系借以再生产出反抗的制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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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来，大众的社会主义远不只是一张乌托邦主义的药方，更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无疑是松散的）空隙中存在的替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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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有助于让种分析结出硕果的理论手段的语境下，最重要的是如下令人信服的证据：“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在南威尔士煤田是一种物质力量。诸如成人教育体系这样的制度结构被认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的——大概也是唯一的——自觉目标是培养一种充分了解的领导人，能够表达消除工业私有制的普遍愿望。关键在于我们没有看到“原始的造反”得以适时发生的随机或自发过程。的确，正如格温·威廉姆斯（Gwyn Williams）所言：“对于许多使我们在这一标题下忙碌的威尔士运动来说，‘老道的叛逆’是一个更合适的称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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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威尔士煤田能够继续充当一个相对强大的中心，通过大量的经济、社区、文化和历史互动，反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把这些关系转化为最为日常和理所当然的、因更强大而被视为普通的实践。然而，正是这些实践的选择性的自反性而不是非自反性，才是布尔迪厄所说的“习性”（habitus）或文化具体性(41)的定义特征，也是导致性别压迫关系的原因，而南威尔士激进主义成就的基础就是这种压迫性的性别关系。在缺乏知识的审视（有机的或其他方式的）的情况下，本章所讨论的那些实践会僵化成了各种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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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ams, G., The Welsh in their History, 1982, p. 185．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煤田在议会中的代表始终是工党（独立工党或工党）。在这个意义上，南威尔士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尽管如此，但是共产党——在欧洲其他地方“红色地带”的观念通常与它相关——的力量仅限于矿工工会的领导（参见Francis, H. and Smith, D. The Fed: a History of the South Wales Min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80）或S. Macintyre (Little Moscows. Communism and Working-class Militancy in Inter-war Britain, London, 1980)所描述的煤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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