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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间中的运动也是时间中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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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时空的有限“容纳能力”。两个人类身体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占据同一空间，自然物体拥有相同的本质特征。因此，时空的任何区域都能从它所能容纳的两类物体所受到的限制的角度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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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理实在”的这五个方面表现了人类生存的物质轴线，并且构成了共同在场（co-presence）状态的所有关联情境。(3)当把这些因素作为资源来研究，它们决定了互动的网络，这些网络是个人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每天、每周、每月和总体的生活路径（life-path）的轨迹所形成的。正如哈格斯特朗所说：“行为者的轨迹必须把自己置于它们在空间与时间区域中的共同存在所产生的压力和机会之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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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斯特朗的一般化的时间地理学观念起源于对瑞典一个本土教区的一系列长期研究。所研究的地区拥有相当全面的人口统计资料，使得他能够追溯在一百年中住在那里的或搬进搬出此地区的所有个人。哈格斯特朗把这些资料作为寿命资料来整理，运用一种特殊的标记形式，把它们作为可以图表化的生活路径构成物来分析。换句话说，个人运动的典型模式能够表现为日常活动在数天或更长时间的时空跨度中的循环。行为者活动在物理情境中。就上述限制而言，在这些行为者彼此互动的同时，物理情境的特性与他们的能力互动。在时空中运动的个人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些“束”，这些“束”交汇在“站点”或在有限的区域内的确定的时空位置（如家里、街道、城市、国家）上。哈格斯特朗的动态“时空图”具有一定的意义，并且提供了一个与境遇有关的图形，远胜于我们目前仍在使用的那些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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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时间—空间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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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中的图形用最简单的方式表明了这一点。比如，两个人在相隔一里远的地方生活，他们一天之中的时空轨道在一次短暂的相遇中使他们相互接触，比如在一家餐厅，然后他们的活动又再次分离。如果某个人的日常活动被记录下来的话，那么就这些活动包含时空中的各种轨迹而言，就很容易对他或她的活动进行总体的描述。作为对一种生活路径的描绘，这将包括在“生命周期”中的一般化时空运动模式。例如，一个人可能居住在他或她父母的房子中，直到结婚建立新的居所。这也许与换工作有关，这样一来，作为日常轨迹上的“站点”的家庭和工作尝试就都改变了。在许多其他的可能因素中，住宅市场流动性、离婚或者工作升迁都可能影响典型的生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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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的轨迹中，个人之间的相遇受制于上文列出的各种制约因素。当然，哈格斯特朗承认，行为者并不是纯粹移动的身体，而是带有各种目的或他所谓的“计划”的目的性存在。个人试图实现的计划——如果它们要变为现实的话，必须利用本质上有限的时间与空间资源来克服所面临的制约因素。“能力制约因素”是上文所列出的一种制约因素。一些制约因素影响的主要是时间分配（time-distribution），例如，按时睡眠或进餐的需要确定了日常行为结构化所面临的某些制约因素。“耦合制约因素”（coupling constraints）是指那些制约着与他人共同展开的活动的因素。一个人每天可用的时空量是一个限制计划实现的棱镜。日常行为的棱镜并不仅仅是一些地理上或物理上的界限，而是“在四面拥有时空之墙”(5)。当然，在行为者可以利用的交通与换乘手段上的时空融合程度也强烈地影响着这些棱镜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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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收敛观念是由另一位地理学家贾内尔（Janelle）提出来的，以不同地点之间移动所需的时间来表示距离的“收缩”。(6)于是，以现有的媒介来计算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所花费的时间可能如下：徒步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骑马需要8个月；乘坐驿站的马车或货车需要4个月；乘火车在1910年需要4天；乘坐目前的普通飞机需要5个小时；乘坐最快的喷气机只需要2个多小时。时空收敛的提出可能是为了描述日常棱镜的外在界限。然而，显然，社会群体之间与内部在移动和交通的限制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而那些制约因素则影响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大多数交通形式加强了连续性和可换乘性。因此，例如，一辆特快列车可以在3个小时内把两个城市连接起来。但是，座位的数量是有限的，即使对那些付得起也愿意付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此外，如果一个人没赶上火车，也许在下一趟特快列车之前只能乘坐那种花费数个小时的列车，这使时空收敛具有一种“颤动”（palpitating）特征。(7)最后，在大多数的社会里，在个人生活的大多数日子里，移动发生在具有相对界限的时空棱镜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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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斯特朗在使用时间地理学来把握个体生活路径或“个人生活经历”的连续性上取得了特殊的成就。他说，个人生活经历是由“那些同身体和环境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关的……内在精神体验和事件”构成。(9)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意味着，他或她与那些来自互动环境的各组实体连续地连接起来。这些实体是：其他的行为者；不可分割的物体（行动环境的固体性质）；可分割的材料（空气、水、矿物、食物）以及领域。领域是指我更喜欢说的时空区域化：生活路径在那些具有不同空间界限形式的互动环境中的运动。不过，我们可以根据耦合制约因素来直接研究各种领域，而各种“站点”和“行为束”的既定分布为活动集中在那些领域中的人口制造了耦合制约因素。于是，能力制约因素和耦合制约因素的总体组织决定了时空领域内的社会互动模式的性质。正如卡尔斯泰英（Carlstein）竭力详细表明的那样，有一些“生态的”制约因素产生于三种“聚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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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材料、人工制品、生物体和人口在居住的空间—时间中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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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耗时间的活动在人口的时间—安排中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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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规模、数量和寿命束在人口系统中的聚合，即由于个人的不可分割性制约和连续性制约所形成的群体结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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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理学对于结构化理论具有明显的吸引力。(11)时间地理学所关注的是塑造日常生活方式的基础性制约因素，像结构化理论一样都强调日常行为在个体共同存在的环境中的实践特征对社会行为构成的重要性。哈格斯特朗对日常社会实践的关注是非常明显和清楚的；正如他一再所说的，他希望使用时间地理学来理解“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对于整个社会体系组织的影响。(12)但是，时间地理学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它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充当时空分析的基础，不过它为这类分析提供了一些不可或缺的概念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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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地理学，我们的保留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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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所使用的是一个单纯的、有缺陷的人类行为者概念。在强调人类在结构化的时空情境中的肉体性时，哈格斯特朗的思想值得称道，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往往把“个人”当做独立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社会环境的存在。行为者的活动是由他们所实施的“计划”所指导的。在这个意义上，行为者是目的性存在。但是，计划的本质和起源却没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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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哈格斯特朗的分析因此往往重蹈了行动与结构的二元论，不过由于他对时间与空间的突出关切而具有相当新颖的形式。“站点”“领域”等本身被当做既定之物，是尚未解释的制度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结果。毫不奇怪，这类观点几乎不强调所有人类行为的基本的改造性特征，甚至在它最完全程序化的形式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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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从制约因素的角度对身体的特性及其时空运动进行考察是不适当的。制约因素的所有类型也是使行为成为可能的机会和中介类型。此外，哈格斯特朗想对“制约因素”进行概念化的特定方式暴露了他的观点中某些文化领域的要素。因为他通常从它们作为稀缺资源的运作来讨论能力制约因素、耦合制约因素等。这里不难看出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之间的可能联系。哈格斯特朗的著述不只是暗示了如下观点，即身体的稀缺资源的配置及其媒介对所有社会形态的社会制度组织都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在奖励资源“有效”使用的当代社会中，这只是一个可行的建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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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时间地理学未发展出一个完整的能量理论。哈格斯特朗确实谈到了“权威制约因素”，将其同能力制约因素和耦合制约因素联系起来。但是这些没得到系统的阐明，并且是诉诸一种作为行动限制来源的零和的能量概念。如果能量被设想为是生成的，哈格斯特朗所谓的“制约因素”是支配结构产生和持续的所有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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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些观点发展得更加充分，尤其是在空间概念方面，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地理学家们通常使用的“地点”概念。在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时，哈格斯特朗证明了对时空组织化进行分析的基本意义。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时间地理学是对“地点”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批判。但是，他强调的是将时间性纳入到社会理论之中。他没有对位置或定位这些概念进行详细的考察，并且以一种相当不严格的方式使用这些术语。“地点”一词在社会理论中不能简单地用来表示“空间中的点”，就像我们不能将时间上的点说成是“当下”的连续。这就是说，在场概念，或者说，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相互性的概念，必须用它的空间性和时间性来阐释。在发展结构化理论时，我引入了我认为在这里具有某种重要性的概念：社会整合和体系整合之间关系中所包含的场所（locale）概念和在场可得性（presence-availability）概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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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是指空间提供互动环境的用途，互动环境反过来成为说明其情境性的基础。场所的构成确实依赖哈格斯特朗所推崇的现象：身体、它的移动与交通媒介、身体和周围世界的物理特性之间的关系。场所给潜在的制度提供了许多“固定性”，尽管它们在“决定”这些“固定性”时没有清晰的意义。一般来说，场所可以通过它们的物理特性来表示，而这些物理特性要么是物质世界的特征，要么更普遍地是物质世界特征与人工制品的结合。但是，如果认为场所只能从那些物理特性来描述，那么就犯下了一个基本的错误，这跟行为主义在对人类行为的描述上的错误是一样的。只有观察者认识到一所“住宅”是一个“住所”，具有一系列由它在人类行为中的使用形式所规定的其他特性，一间“房子”才会被认为是一间“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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