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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的范围可以从一所住宅里的一间房间、一处街角、一家工厂的店面或者市镇和城市，到民族国家所占据的具有领土界限的区域。但是，各种场所通常具有内在的区域化，并且它们内部的区域对互动情境的构成具有关键的重要性。让我进一步展开情境（context）观念。使用“场所”概念而不使用地点（place）概念的理由之一就是，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相遇的形成中，行为者以一种持续的方式利用环境的特性。这其中的一个明显要素就是哈格斯特朗所说的“站点”——作为场所——的物理方面，“站点”即是“停止的地方”；在“站点”中，为了相遇或社交的持续，行为者的物理运动轨迹遭到了剥夺或限制；在场所中，不同个体的日常行为相互交叉。但是，环境的特征也被以惯常的方式用于构成互动的有意义的内容。于是，情境将互动的最主要和最细节的部分与社会生活制度化的更广泛的特性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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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区域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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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化”（regionalisation）不能被仅仅理解成空间的地方化，而是指与常规化的社会实践相关的时空的分区。因此，一所私人住宅是一个场所，是通常的一天之中许多互动的一个“站点”。在当代社会中，住宅被区域化成楼层、大厅与房间。但是，住宅的各个房间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分成不同的区域。楼下的房间大多以白天使用为特征，而卧室则是个人夜晚“就寝”的房间。在所有社会当中，白天与夜晚的区分过去可能是社会生活的紧张与放松的最基本分界，很明显，这是由人类有机体对规律的睡眠时间的需求所安排的。夜晚时间是社会活动的“边界线”，跟其他空间上的边界线所标识的一样。跟从前一样，它仍是一条仅仅宽松固定的边界线。但是，人造光的强大的常规化模式的发明，已经极大地扩展了互动环境在夜晚的潜能。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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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移居的最后一道大分界线正出现在时间上：醒着的活动在一天24小时中的扩展。在所有时间内进行更多的工厂轮班工作，覆盖更多的警力，更多地使用电话。有更多的医院、药房、航班、旅店、全天候餐馆、汽车租赁和汽油及自动维修站、保龄球道和电台始终在工作。有更多的紧急服务，如自动拖车、锁匠、保释人、药品与毒品与自杀、赌博“热线”。尽管不同的个体轮流参与这些事件，但是相关的组织是在持续运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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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鲁巴维尔（Zerubavel）对现代医院的时间的研究与此相关，分区在现代医院中是被严格控制的。在他所研究的医院中，轮班工作的护士提供了大部分的医疗保健服务。大多数的护士穿梭于医院的不同部门，分时分段地在不同的病房中工作；同时，他们也按照日夜轮班来轮换工作。在不同病房之间的流动循环与日班和夜班之间的循环是一致的，因此当一个人“连续工作数天”时，他们就会换到另一个部门。这些工作的时序安排复杂而又详细。护士的工作时间被定为四周一个周期，实习医生和医生的轮替却是变化的。护士的轮替总是在一周的同一天开始。由于他们是20天制工作，所以也不用与日历上的月份一致。此外，药房工作人员的工作是按日历上的月份来安排的，因此他们的工作是按照每周的不同日期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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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与每日的分区也都严格进行分类。许多日常事务每隔7天准时地出现，尤其是那些护士。护士的休息时间也是按周期来确定的。休息时间分成几个单独的时段，但每个时段必须是7天的倍数，并且每次都必须从星期天开始到星期六结束，与工作的轮替一致。然而，“每周工作日”不等于“周末”，因为尽管连续运作，但是医院的各类服务在周末受到了限制。例如，由于实验室已经关闭，医务人员知道不能进行某些检测。他们在周末的时候尽可能少地接收新病人，避免对住院的患者进行新的治疗项目。星期六和星期天通常是“安静”的日子，而星期一则是一周中最繁忙的一天。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白天”与“黑夜”的交替类似于将一周划分为“工作日”与“周末”。正如泽鲁巴维尔所指出的那样，在夜里工作实际上仍然被视为是不正常的，是不正常的要求，正如用来指涉它的术语所表明的那样：“夜班”。这个术语没有一个对应的术语：“日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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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提供了一种对区域化模式的有效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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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区域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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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区域化的“形式”，我指的是定义区域的分界线的形式。在大多数场所，划分区域的分界线具有物理标识或符号标识。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中，他们可能允许更多或更少的“在场”的特征渗透到毗邻的区域。在社交聚会上，相遇的区域化通常只通过身体的姿态与定位、声音的音调等来显示。在许多诸如由区域限定的事件这样的聚会上，相遇几乎全都是短暂的。此外，房间之间的墙壁可以将区域化设置成这样：没有任一种共同在场的普通媒介能够穿透。当然，在墙壁很薄的地方，对相遇的封闭可能会被打破和阻挠。阿里斯（Ariès）、埃利亚斯（Elias）等人已经指出一些方面，在这些方面上，18世纪以来大多数普通住宅的内在划分一直与家庭生活和性行为的变化相关。(17)在18世纪以前的西欧，穷人的住宅经常只有一间或两间房子，在那里发现了对共同生活和睡眠的各种安排。贵族的豪宅拥有许多房间，但这些房间通常彼此直接相连，没有现代住宅中保护各种隐私的走廊，而这些隐私对以前所有的社会阶级来说都难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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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化可以整合在跨度或范围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区域。大跨度的区域是指在空间上广泛延伸和在时间上深度延伸的区域。当然，空间跨度与时间跨度的交叉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大跨度的区域往往必然依赖高度的制度化。这里所定义的所有区域，包括时间上以及空间上的延伸。在地理学中，“区域”有时用来表示在物质环境的物理特征地图上的一个物理分区。我对这个词的用法并不是这个意思，本文的用法总是带有社会行为在时空中的结构化的含义。因此，从阶级关系和其他社会标准来看，英国的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地区差异。“北方”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分区，而是一个带有长期确立的独特的社会特性的地区。所谓区域化的“特征”，我是指场所的空间—时间组织在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体系中进行排序的方式。因此，在许多社会中，“家”——住处——已经是家庭关系的物理中心，同时也是生产的物理中心——生产要么在住处的某些地方进行，要么在紧邻的花园或小块土地上进行。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家与工作场所的区分，这一区分对整个生产体系的组织以及当代社会的其他主要制度特征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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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区与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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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化的特征的一个方面是与具体场所形式相关的在场可得性程度。“在场可得性”概念是共同在场的一个基本附属物。共同在场的“在一起”需要行为者借以能够“聚到一起”的手段。哈格斯特朗的时间地理学使我们注意到这里所特有的一些因素。直到一百多年前，在所有文化中，具有高度在场可得性的社群是物理上彼此紧密相连的个体的集合。行为者的肉体存在、日常活动期限对身体移动轨迹的限制以及空间的物理特性使之如此。通信的媒介总是与运输的媒介一样。即便使用快马、船和急行军等，空间上的长距离总是意味着时间上的长时段。运输的机械化是导致时空急剧聚合的主要因素，这种急剧聚合形式以前被视为现代的特征。在现代历史中（现代历史的含义今天远没有被穷尽），相关的最根本分离是通信媒介与运输媒介的分离，前者是缘于电子信号传输的发展，后者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手段带来人类身体的移动。摩尔斯电码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突出转变，就像汽车或其他技术革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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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区域化的不同方面已经以变化的方式形成了在场可得性的性质。于是，一所住宅的各个房间能够保证，相遇能够在此建筑的不同部分中持续进行而不会相互干扰，也许为居住者的日常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对称。但是，紧密地生活在住宅内当然也意味着高度的在场可得性：共同在场非常容易得到实现和维持。监狱和收容所经常同个人之间被强制的持续共同在场联系在一起，这些人通常并不适应这样一些日常生活方式。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同室囚犯几乎不可能摆脱对方的在场。监狱、收容所和其他类型的“集权机构”的“训诫力量”建立在中断“在场可得性”与“外部”日常轨迹路线之间的契合上。于是，那些被迫持续共同在场的同室囚犯被剥夺了容易与其他囚犯相遇的可得性，即使其他囚犯在物理上可能仅仅是一墙之隔。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强制“隔离”，把共同在场的可能性局限在单一场所内，当然是“集权机构”的定义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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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思考分区在不同的环境中是怎样被完成的——如图12.3所示，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区域化与社会体系结构化之间的相关性。在相遇的过程中，“面部”和“前面”首先与身体的定位相关。身体的区域化对精神分析非常重要（用拉康的话说，精神分析探索的是身体“表面的通路”），在互动情境的区域化中不只拥有一种空间的对应物。区域化封闭了时空区域，这种封闭允许维持“前”区（front region）和“后”区（back region）之间的独特关系，而行为者把那些区域当做行动的情境性和本体论保证的维持的一部分来运用。“正面”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指明面前区域与前区之间的联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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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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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区与后区之间的区分并不同自我各个方面的封闭（覆盖、隐藏）与暴露（揭露、泄露）的区分相一致。区域化的这两条轴线运作在意义、规范和权力之间的一系列复杂的可能关系之中。后区显然成为一个重要资源，无论是有权者还是无权者都能够自发地用来维持一种在他们自己对社会进程的解释和那些加入“官方”规范的解释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些环境可能最类似于那些使个人觉得他们正在扮演自己实际上不“相信”的角色的环境。但是，重要的是区分开使之成立的两类不同境遇，因为只有一种境遇非常接近喜剧隐喻——例如戈夫曼（Goffman）所使用的戏剧隐喻。(19)在所有社会中，有一些包含仪式性的行为和言辞形式的社交场合；在这些场合中，那些规定“正确行为”的规范约束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些场合在区域上通常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在经常要求表演的相同性时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在这些环境下，个人似乎会觉得他们正在“扮演”那些自我只具有边缘相关性的“角色”。在这里，表演的风格和连续性可能会出现一种紧张，并且风格可能比在日常社会活动中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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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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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化的社交场合所包含的后区通常可能非常像戏院的“后台”或电影和电视制作的“幕后”活动。但是，就社会生活的日常路线与日常属性而言，这种后台很可能就是“在台上”。因为这些场合为观众提供了固定的表演；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后区的场合能够放宽通常的得体或“补妆”礼仪。(20)然而，前区和后区之间可能仍然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为通常认为，某个场合越是被仪式化和具有持续性，它就越必须表现为一组自发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后台的道具完全不能让观众或观察者看到。应当指出的是，对于“公共”活动与“私人”活动之间的区分而言，由于这两类活动表面上相互排斥的性质，还有比可能表现出来的更多的东西。正式场合是独特、典型的公共事件，经常有“公众人物”出现。但是，这些场合的后台不是一个“私人领域”：当戏剧中的主要人物离开舞台加入他们的服务人员——那些完全“在幕后”的个体——中时，他们或许能够放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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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性的场合似乎完全不同于一系列的环境：在这些环境中，后区是行为者找回那些在前台情境中被损害或处理的自主形式的区域。这些通常是把规范约束强加给那些很少或不信奉规范的行为者的情形。一些封闭和暴露形式允许行为者背离或轻视那些规范，是在带有监控的境遇中的控制辩证法的重要特征。监控将两个相关的现象联系了起来：（1）审核那些对下属社交活动进行协调的信息；（2）直接监控下属的行为。在每一个方面上，拥有资本主义工业基础设施的国家的出现以监控的巨大扩张而著称。(21)现在，“监控”就其本质而言包括已经可见的暴露。信息的收集揭示了那些信息相关者的活动的模式，并且直接的监控为了控制这样一种活动而公开地使之置于观察之下。因此，对暴露条件的最小化或操控通常符合那些行为遭到监控的人的利益——从他们在这些环境中被要求的活动被认为是多么无趣或有害来看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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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环境中的后区包括“奇怪的角落”、茶房、洗手间等，还包括那些与监管者接触的移动的复杂分区，工人可以通过身体的移动与姿势来取得与监管者的联系。对于这样一种为了控制环境属性（从而维持权力关系中的自主模式）的分区的用途，工业社会学文献中有大量的描述。例如，这是一位汽车工人对工作场所的典型事故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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