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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的、激进的社会学在认识论和经验上比先前的任何方法都更彻底。……我认为，在彻底经验的微观基础上重建宏观社会学的持续努力，是走向一门更社会学的科学的关键一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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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如何作出这种努力呢？在柯林斯看来，正确的方法是通过一种“结构现象”的“微观—转换”程序。这样一种转换最终可能带来比现存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具有更强经验基础的理论。这不是要求那些关注宏观社会学问题的人放弃自己的努力，而是要求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在理论上是不完整的。在柯林斯看来，只有三种“纯粹的宏观变量”：时间、空间和数量。因此，诸如“权威的集中”这样的概念可以转换成对微观境遇的描述——境遇中的行为者在可描述的情境中实际上是如何行使权威的。但是，“纯粹的宏观变量”最终成为这类境遇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数量。“因此，结构变量最终经常变成各种微观境遇中的纯粹人数。”(34)于是，“社会现实”是“微观经验”，它是这样一些构成宏观社会学分析的经验的数量化时空总合。柯林斯说，就它们不依赖数量、时间和空间而言，社会体系的“结构”性质是微观境遇中的行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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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斯正确地认为，在原则上，我们始终能够根据那些具有老练认知的行为者——他们在属性并不显而易见的情境中行动——的目的性行为来解释那些与“结构变量”相关的普遍化。但在其他方面，柯林斯的观点存在着欠缺的地方。正如我一贯强调的那样，把时间与空间当做“变量”，就是重犯大多数正统社会科学的典型错误。此外，为什么我们应当认为“结构”只与宏观社会学问题相关呢？微观情境中的活动具有明确的结构属性。事实上，我认为这是民族方法学成功维护的主要观点之一。同样，为什么我们应该认为时间作为一个“变量”只与宏观社会学的关切相关呢？时间性不可能与小范围的互动分离开，就像它不可能与最漫长的长时段分离开一样。最后，我们为什么认为结构属性只应该由时间、空间和数量这三个维度组成呢？我认为，原因就是柯林斯仍然认为如果“结构”要在社会学中具有某种意义，它就必须是社会行为者活动“之外”的东西。“激进的微观社会学家”对他们的宏观社会学家对手通常运用的集合性概念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就柯林斯接受了这些批评而言，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似乎是唯一剩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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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柯林斯的解释中，最重要的混淆是假定“宏观—过程”是“微观境遇”中的互动行为的“结果”。在柯林斯看来，“宏观层面”仅仅由“微观经验的总合”构成。现在，我们都同意社会科学中的一般化始终以（至少暗中借助）人类行为者的目的性活动为前提。然而，由此不可能断定，所说的“宏观层面”是一种非常虚假的存在。这只是把我们带回虚拟的战争。社会制度既不能被解释成“微观境遇”的总合，也不能完全用那些表示这样一些境遇的术语来描述——如果我们所说的共同在场的这些条件是那些境遇。此外，行为的制度化模式深藏在最短暂和最狭小的“微观境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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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通过提出为什么“微观”与“宏观”之分并不是特别有用的问题来继续上述思考。什么是“微观境遇”？回答也许是：一种局限于空间和时间中的互动境遇——表面上是柯林斯的观点。不过，这种回答并不是特别有用。因为相遇“悄然消失”在时间中，一旦我们开始关注相关行为者完成相遇的方式，很显然，即使存在清楚的时空标识，任何一种互动都不可能按照它自身来理解。互动的大多数方式深深地沉淀于时间中，并且它们只有根据它们的程序化的重复特征才能得到理解。此外，一旦我们加以考察，微观空间与宏观空间的区分就会变得不准确。因为相遇的形成和再形成必然发生在比互动的直接面对面情境更宽广的空间地域中。由于空间的移动，个人在一天之内的路径中断了一些交往，再形成其他的交往，又中断了其他的交往，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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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在微观过程∕宏观过程这个标题下所讨论的是：身体在时空中的定位；在共同在场境遇中的互动的性质；这些和那些同对社会行为的描述和解释相关的“不在场的”影响之间的关系。这些现象——事实上是结构化理论最关注的东西——只有从“社会整合”与“体系整合”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才会得到更好的处理。现在，微观与宏观争论所讨论的一些问题是概念问题，涉及关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长期争论。但是，问题的其他方面并不完全依赖概念上的思考。它们只能通过对特殊社会类型的直接分析得到解决。由于社会在制度的接合模式上是不同的，在场与不在场的相互交叉——这种交叉进入社会的构成之中——的模式也可能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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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整合与共同在场情境中的互动行为有关。通过考察区域化的模式，我们能够描绘出社会整合与体系整合之间的联系，而区域化的模式则引导着共同体或社会的成员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中所遵循的时空路径，并且由它们引导。各种社会体系包含着这样一些时空路径，前者的基本制度参数强烈地影响着后者，同时也由后者再生产出来。部落社会往往具有一种严重分裂的形式，村庄共同体绝对是相遇在时空上形成和再形成的最重要场所。在这些社会中，往往是共同在场的关系而不是更遥远的影响起着支配作用。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些社会似乎融合了社会整合和体系整合。但是，这样一种融合显然是不完全的：事实上所有的社会，不管多么小或看起来多么孤立，都与更大的“跨社会体系”存在着至少宽松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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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电子通信是理所当然的世界，我们就应该强调一下传统社会——事实上是直到一百多年前的所有社会——的自明特征。这个自明特征就是，不论相距多么遥远，不同共同体或社会的成员之间的所有交往都包含着共同在场的情境。一封信可能来自一个不在场的他人，但它当然必须经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物理传递。在传统的世界中，特定类型的人群——海员、军人、商人、传教士和各类探险家——进行漫长的旅行。游牧社会将会穿越广阔的土地。人口迁徙是普遍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都不会改变如下事实：共同在场的情境始终是互动的主要“承载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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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将要称为阶级分化的社会中，更广泛的时空“延伸”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因为城市的发展。城市导致了资源——尤其是行政管理资源——的集中，从而带来了比部落社会中更广泛的时空距离化。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无论区域化在细节上多么复杂，它的形成都始终围绕着城市与乡村之间——相互依赖和对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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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往以一种极为宽泛的方式使用“城市”一词，既用来指称传统社会的城市居住区，又用来称呼那些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形成和扩散相一致的城市居住区。但是，如果用来表示我们在现代拥有更多的相同，好像今天的城市主义不过是更密集和更大的过去城市，那么这是一种混乱的用法。在许多方面上，传统城市的情境性不同于现代城市主义的情境性。例如，里克沃特（Rykwert）指出，在世界相隔遥远的地方，许多城市所拥有的符号形式都早于现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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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难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在某个地方，世界的正式秩序能够归结为两条交叉坐标构成的图表。但是，这确实是古代发生的事情：那些沿着南北轴线行走的罗马人知道，行走的路线是太阳围绕运行的轴线，并且如果他沿着东西轴线行走，他的路线就是太阳运行的路线。他的城市构造能够清楚表明整个世界及其意义——因此他自如地生活在世界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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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些城市并不存在于商品化的时间和空间中。(36)时间——作为劳动时间——的买卖肯定是现代资本主义最独特的特征之一。对每天的精确时间管控或许能够从修道院的钟声中找到它的起源；但是，它的影响恰恰嵌入在劳动领域中，从而扩展到整个社会之中。时间的商品化适应了工业生产的机制，瓦解了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城乡分化。现代工业伴随着城市主义的扩张，但它的运作不必然固定在任何特殊类型的地区。此外，传统城市是阶级分化社会的规训权力中心，并且城墙也把它们本身同乡村——经常在物理和符号上——隔开。与时间的转变一道，空间的商品化带来了一种具有独特特征的“人造环境”——表现出新的制度接合形式。这样一些新形式的制度秩序改变了社会整合和体系整合的条件，因而改变了时空中临近与遥远之间关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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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Papers and Proceeding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Vol. 24, pp. 7－21; Hägerstrand, T., “The Domain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orley, R. J., ed., Directions in Geography, London, 1973, pp. 67－87; Hägerstrand, T., “Space, Time and Human Conditions” in Karlqvist, A., Lundqvist, L. and Snickars, F., eds., Dynamic Allocation of Urban Space, London, 1975, pp. 3－14; Gregory, D., “Social Change and Spatial Structures”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London, 1978, Vol. 1, pp. 38－46; Gregory, D. “Solid Geometry: Notes on the Recovery of Spatial Structure” in Gould, P. and Olsson, G., eds.,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1982, pp. 187－219，以及本书；Carlstein, T., Time Resources, Sociology of and Ecology, Lund, 1980; Pred, A., “The Choreography of Existence: Comments on Hägerstrand’s Time-ge-ography and its Usefulness,” Economic Geography, 1977, Vol. 53, pp. 207－221; Parkes, D. and Thrift, N., Times, Space and Places: A Chronogeographic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0; Thrift, N.,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 Vol. 1, pp.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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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ägerstrand, T., “Space, Time and Human Conditions” in Karlqvist, A., Lundqvist, L. and Snickars, F., eds., Dynamic Allocation of Urban Space, London, 1975, pp. 3－14; Parkes, D. and Thrift, N., Times, Space and Places: A Chronogeographic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0, pp. 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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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ed, A.,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On Life content: Some Time-geographic Observations,”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78, Vol. 10, pp. 34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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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ä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1967, p. 332; Hawley, A., Human Ecology: a Theor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New York, 1950, ch. 13－15; Ericksen, E. G., The Territorial Experience, Austin,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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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Parkes, D. and Thrift, N., Times, Space and Places: A Chronogeo-graphic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0, 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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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anelle, D. G., “Spatial Reorganisation: A Model and a Concep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69, Vol. 59, pp. 348－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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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orer, P., “Time-space and Area in the City of the Plains”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London, 1978, Vol. 1, pp. 9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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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alm, R. and Pred, A., “The status of American Women: a Time-geographic view” in Lanegran, D. and Palm, R., eds., An Invitation to Geography, NewYork,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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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ägerstrand, T., “Survival and Arena: On the Life-history of Individuals in Relation to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London, 1978, Vol. 1, p.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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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arlstein, T., “Innovation, Time-allocation and Space-time Packing” in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eds.,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London, 1978, Vol. 1, p. 159; Carlstein, T, Time Resources, Sociology of and Ecology, Lund,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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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Carlstein, T., “The Sociology of Structuration in Time and Space: a Time-geographic Assessment of Giddens’s Theory,” Swedish Geographical Yearbook,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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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Papers and Proceeding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Vol. 24,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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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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