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61500

1702361501 在哈格斯特朗的景观中，结构单位是个体的、微观地理的企业决策者。有关这种颗粒状地区的结构变化的理论可以说与这种地区内部的空间扩散理论相一致。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形；纯粹的案例原本是一种亚当？斯密式的景观，这种景观完全没有宏观结构。例如，我们可以将这与农民的状况进行对比……农民的决策权力在宏观地理层面上受到一般剥削结构的限制。(77)

1702361502

1702361503 我们应该更为有力和敏锐地表述这一观点：一切社会生活都在结构规定性中推进，但是我们不能够根据简单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来理解这些结构规定性。因此，虽然雅帕（Yapa）要求一种偏置创新（biased innovation）模式——这种模式中的不采纳（non-adoption）并非那种“距离阻力”阻止了创新的消极状态，而可以说是“一种产生于社会结构安排的积极状态”(78)——并没有错，但是这些“安排”不应该被设想成结构的等级化集成（hierarchical ensemble），后者的地形学标示出获取生产和再生产资料的不同途径。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一模式暗含了一种阿尔都塞式的“层面”三部曲，并且我已经拒斥了其中蕴涵的本质主义。我们也不应该设定，这些集成独立于人类能动性，因为我认为它们的组成结构拥有的“因果力”将会通过社会斗争发挥作用，而社会斗争的结果绝不会被完全决定。如果社会结构既是通过这些结构维持自身的社会实践的条件，也是这种社会实践的结果，那么这些结构的对称性总是偶然性的。如同雅帕所指明，“技术创新通常很可能会加剧最初的收入不平等，因为这种创新会导致过多的经济剩余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并且这是一个不断循环和累积的过程”；但是这些“条件和结果”的解释说明并不要求用结构本体论（ontology of structures）代替事件本体论（ontology of events）。(79)

1702361504

1702361505 任何形式的阶级标记法（class notations）都不适合于哈格斯特朗的扩散理论，但就其时间地理学被认为吸收了一个“资源维度”而言，它应当能够回应某些这类批评。当然，哈格斯特朗继续坚持认为“任何计划最有问题的方面之一是及时获取合适的信息”。但他也承认：“将扩散过程首先看做一个沟通问题”，这是采纳了一种“有限视角”。(80)

1702361506

1702361507 因此，在关注“制约因素的时空机制”时，哈格斯特朗似乎认识到了差异接入（differential access）的重要性——按照布莱基的观点，差异接入对于扩散理论的任何重述都“至关重要”(81)——并且拒斥了他先前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如果经济或技术因素明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创新扩散，那么创新就被避免了”。(82)但是，事态并非如此简单明了。如同我现在所必须表明，哈格斯特朗的“制约因素”并非等同于布劳特的“宏观结构”或雅帕的“结构安排”，甚至不必然与二者相似；这些因素的理论来源与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它们也没有真正给出布莱基所设想的“基于资源的创新扩散理论”。

1702361508

1702361509 因此哈格斯特朗在很大程度上断言，参与者必须在“初始境遇给定的紧邻区域中”利用计划所需要的资源。这是因为运动具有秩序破坏效应：任何计划“在瓦解之前所能够包含的只不过是一定量的运动”。此外，“空间容纳轨线的有限能力同时意味着每一个参与者周围的每一片邻近区域总是具有某些稀缺性特征”，以至时空竞技场变成了“计划间的战场”。域综合（mosaic of domains）划定了这一战场的前线，并且正是通过前线的调解，“秩序问题”被断然解决了：

1702361510

1702361511 大量机构的出现是为了处理计划间这种重叠所产生的冲突……这些冲突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障碍系统，而后者阻止轨线转向，并使其朝别的方向前进。(83)

1702361512

1702361513 这些“机构”是网状模型的能力制约因素、耦合性制约因素和操控性制约因素的具体化，哈格斯特朗将这三组制约因素简单地描述为“直接呈现自身的”“大集合”。(84)因此，虽然这些制约因素的机缘性接合会形成“结构”，但是它们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与社会理论通常的系统化相符合的有序概念系统。其实，哈格斯特朗几乎没有谈及这些制约因素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我认为在其最初的计划书中可以找到对这种明显贬低历史性的做法的解释。

1702361514

1702361515 在最初的计划书中，哈格斯特朗区分了恒常性制约因素（“任何政策和计划都无法改变的环境”）与权变性制约因素（这些因素至少原则上可以被有意识地改变）。第一组制约因素为范帕森（Van Paassen）所谓的哈格斯特朗“存在人类学”（existential anthropology）提供了基础，后者建基于这些限定了人类状况本身的“基本制约因素”。它们包括日常生活进行中时空“包容”的不可分割性、有限性和必然性。第二组制约因素可以呈现出许多具有历史具体性的形态，但是其不变的功能被认为是为维持一种至关重要的时空连贯性提供集合调控：这一主张显然与结构功能主义有很多共同点。(85)这两组制约因素都强调结构连续性，因此可以被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结构设计——在这种结构设计中，研究重点指向了不断变化的“时空机制”而非其无所不包的“制约因素”。实际上，哈格斯特朗自己的著述表明其主要目的是确认出计划组织过程中的“秩序”：具体说明常规化互动系统中的“结构”并且将这种结构的力矩直接列入时空轨线的几何结构中，而不是列入任何与常规社会理论范畴相一致的结构领域中。我们时常听人说起的那些“境遇”“在一个并非没有结构的复杂网络中相互联结起来”。(86)当哈格斯特朗将地理学作为“对于有界地区内部并行过程的研究”来谈论，并且将自己的情境原理与传统的组构理论并置时，他是在用一种与标准的科学语汇相去甚远的语言谈论“结构”。(87)他自己宣称：

1702361516

1702361517 我相信，一个地理学家基本上会领会到，当观察表明事件聚集在一个时空区块中时，这些事件就必定会暴露一些关系，而一旦我们用范畴整理这些事件并使其脱离该时空区块，我们就不再能够追溯这些关系。(88)

1702361518

1702361519 因此，网状模型的“资源维度”不应该根据卡尔斯泰英几乎摒弃的所谓传统计算程序的“金钱偏差”（pecuniary bias）来测定——这种偏差恰恰是大多数对哈格斯特朗扩散理论的批评所需要的——而应该用一种根据将时空表述为“一切人类活动的统一资源投入”的公制来测定。(89)

1702361520

1702361521 所以，根本问题显然是如何将情境与组构关联起来，也就是表明路径、计划和域的时空配置如何源自不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实践体系并且对它们作出反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哈维早期在一项对于“地理学”想象和“社会学”想象的讨论中所面临的问题，并且他在向历史唯物主义迈进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非是一个独特的语言学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吉登斯的一个分析领域——吉登斯在这个领域中通过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将时间地理学和结构化理论结合起来。(90)斯瑞夫特把这两种运动融合起来从而将劳动过程确定为“组构与情境之间可能的主要连接环节”。(91)劳动过程之所以能够作为汤普森（Thompson）所谓的“连接项”（junction term）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如同哈维所强调，“劳动过程对于任何生产方式的运作而言都是基础性的过程，并且对于解释空间分工而言至关重要，而通过空间分工，劳动过程转而与当代区位理论的重新构建和再社会化衔接起来”(92)；虽然吉登斯尖锐地批判了马克思的著述，但他自己对时空商品化进行了分析并且坚持认为这种商品化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焦点”，也是其中日常生活进行的焦点，他的这种立场以一种关于劳动过程和劳动契约的观点为基础，而这种观点并非与马克思最初的表述完全相抵触。(93)然而，哈格斯特朗并不试图阐明这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纽带，并且其所谓的“编织舞”忽视了自身“舞蹈编排”的组构内涵。例如，图13.3中所显示的向一系列“容器”的投入因此被认为是依赖于时空的，并且这些投入的可用性同样“完全取决于转移和储存事先如何分配潜在的投入”。(94)但是，对于这些分配的研究并没有持续下去；可是——据哈格斯特朗自己承认——这些“舞台上的安排”并非是自然形成的。占有或不占有生产资料为阶级关系的构成提供了一个基础，因此阶级关系的确定需要分析“容器”间的关系，也就是它们的包含计划和更大的生产条件分配体系。(95)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布莱基说“差异接入”具有一种战略（和结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如果不用这类包容性术语将劳动过程理论化——这些术语与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化和时空周期性的紧急争论交织在一起(96)——那么技术变化就仍然是一件解围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格斯特朗的“首要动力”结果被排斥在他自己的模型之外。

1702361522

1702361523

1702361524

1702361525

1702361526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1702358103]

1702361527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反抗和斗争

1702361528

1702361529 哈格斯特朗最初的扩散理论没有或几乎没有考虑竞争和冲突。在这一理论的甚至最完善的表述形式中，“反抗水平”也被认定最终会降低，并且反抗水平被认为取决于不充分的信息——无知（ignorance）——而不是取决于自觉的集体行动。有一个强假设是：创新是为了公众利益，因此创新的采纳既是没有问题的，同样也是不会引起争议的。这个假设成立与否取决于对“公众”的定义，可是哈格斯特朗的分析局限于既定的“潜在采纳者”群体，因此并没有探究这个阶级的构成及其与其他阶级的不断变化的关系。(97)这实际上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如果创新理论打算探讨历史转型问题，那么这一理论就必须扩大其可理解范围（circle of intelligibility）以便包含社会的时空构成，而不是仅仅包含社会内部片段的时空引导；并且在这样做时，这一理论将不得不承认斗争对于结构化至关重要。

1702361530

1702361531 当然，哈格斯特朗在某种程度上试图通过其对“境遇生态学”（situational ecology）的发展将这些过程置入人文地理学领域中，而境遇生态学的存在依赖于不断认识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凸显的竞争和冲突。例如：

1702361532

1702361533 每一项计划在运作过程中自始至终似乎都试图将其各个部分（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容纳进其他计划留下的或通过与它们竞争获得的、自由路径和开放时空的迷宫中……等级上下的以及等级间的、具有不同生命期的计划如何相互连接是一个有待分析的中心问题。(98)

1702361534

1702361535 但是，如我现在所必须表明，“斗争”在非常特定的意义上被处理了。计划的相互连接被设想成一种争夺稀缺资源的、“达尔文式的”竞争，这种竞争确保了“主导性”计划能够保存下来。(99)即便如此，这并非是想表达一种狭隘的生态学观点，并且哈格斯特朗自己明确将这些表述与吉登斯重构的社会理论关联起来：“当我们试图理解……‘结构化’时，研究竞争中计划的相对力量就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100)但是，这些连接的问题并非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有两个问题尤为突出。首先，吉登斯将冲突概念与矛盾概念对立起来。冲突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对立，但矛盾是“结构原则”的脱节，因此与上文中确认出的遗漏有关。只有卡尔斯泰英曾经真正试图从时间地理学的角度描述结构矛盾，但是如同我在别处所论证，他的方案蕴涵了一种隐蔽的功能主义。这些方案依赖于一个源自弗里德曼和戈德利尔著述的“结构因果性”概念。这个概念将“需要”归因于结构和系统，而这却“不被参与者自己承认”，因此这个概念有了瑕疵。(101)第二个问题直接与这最后一点有关。因为吉登斯坚持认为，知识型主体具有完备性。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全部目的就在于阐述一种能够恢复主体而不陷入主观主义的非功能主义社会理论。(102)虽然哈格斯特朗认可了布蒂默（Anne Buttimer）的“存在主义”纲要（并且我注意到了他自己的“存在主义人类学”），但是他承认“和其他人的思想保持稍微远一点儿的距离会感到更安全”。他继而说，在布蒂默“首先关注个人和群体”的地方，“我的思想更加专注于如何理解个人和群体置身其中的背景环境”。(103)

1702361536

1702361537 可是，这种专注与存在主义的接近程度远比哈格斯特朗所承认的要大。他围绕一段警告性评论开始了对于时间地理学的、精明的自传式说明：

1702361538

1702361539 时间地理学标记法中的人类路径看起来只不过呈现了一个活动点，这一事实不应该使我们忘记在这一路径的末端可以说时时刻刻站立着一个活生生的身体主体（living body subject），这一主体具有记忆、情感、知识、想象和目标——换言之，种种能力——而这些能力对于任何一种可以设想的符号表达而言都过于丰富，但却对路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并非是路径，但是他们不能够避免进入时空。

1702361540

1702361541 我认为，这里所加的强调是有暗示的。哈格斯特朗迅速撇开“人们”转而关注他们的路径，因为如其所注释，意图和实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且直接的关系”。尽管至少在原则上完全有可能瞥见“计划的实现”，从而绘制他们的时空轨线图，但“基本意图的配置”依旧晦暗不明。布蒂默也许会说，这些配置并不是晦暗不明，我们可以从“外在”中看到“内在”。即便如此，哈格斯特朗也坚持认为“境遇的演变会产生一个总结果，这一结果与参与者从不同的立场构思和实施其计划时可能会具有的具体意图相去甚远”。(104)当然，吉登斯在其结构化理论中所探究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并且他对于人类行动的“不被承认的条件”和“出乎意料的结果”的讨论尖锐地批判了社会科学内部的解释传统；但是他也表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是要“悬搁”知识型主体，因为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这种悬搁还必然要求一种对行动连续性的概念“切入”。(105)这种切入是极其重要的——它意味着哈格斯特朗对“境遇演变中的连续性意义”的再三要求因他的几何封闭，也就是因计划简化成路径而打折扣了。(106)

1702361542

1702361543 但是，我们必须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这样抛弃知识型主体将社会生活简化成一种萨特所谓的序列性（seriality）。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在抽象中理解的概念，甚至那些赞同萨特的评论者都承认它的模糊性。但是，（简而言之）“序列”中的人们是“将自身和他人视为客体的主体”(107)，并且萨特显然同哈格斯特朗一样将他们视为“社会原子”。(108)当然，即便在序列内部，参与者也必须利用各种实践能力，并且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仍然是一项需要技能的成就，但艾尔斯（Eyles）认为，在集体性的这一基本形式中：

1702361544

1702361545 社会依赖于分散的个人，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实践改造自然和世界。系列的统一性是强加的。因此，支配人们的并不是他们自己实践的结果，而是每个人都参与创造的整个物质场（material field）。(109)

1702361546

1702361547 我认为，在时间地理学的第一阶段构建中所呈现的正是这种“物质场”，时空的有限性和个人的不可分割性所带来的“基本制约因素”在构建中“强加”了物质场的统一性——哈格斯特朗认为是连贯性。其实，萨特同哈格斯特朗一样将“个人与围绕自身的物质性之间的单一关系”解释成一种基本稀缺性的产物。因此他声称，“全部的人类发展”“一直是一场同稀缺性的艰苦斗争”。(110)这场斗争在一种最高级的序列亦即机构中达到了（令人深深不安的）高潮，而集体性在这一序列中“变成了主体并且成员变成了其客体”，而且这一序列的连贯性因为权威的强制而得到了进一步的确保。(111)我认为，这一序列非常类似于哈格斯特朗第二阶段工作的理论支柱，也就是为维持结构连续性提供集体规范的“历史偶然的制约因素”。

1702361548

1702361549 我毫不怀疑，对于这些论点可以给出无数反对意见，并且其中许多反对意见使哈格斯特朗自己的定理变得不再可靠(112)，但这个例子并不是表示哈格斯特朗的问题域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与萨特的完全相同。那将完全是信口雌黄，二者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差异。(113)但是，可能的翻译揭示出施加给时间地理学中的“斗争”概念的限制：因为与萨特不同，哈格斯特朗并没有超越序列。举一个例子只能显示这种封闭的严格性，但这个例子绝不是特例。在将人们置于计划最前端的同一篇论文中，哈格斯特朗将这些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描绘成“标准模式”，而其物理“形状”单独就能够使我们理解“当计划在时间中推进并处理必须应付的境遇时所出现的联合和冲突”。我坚持认为，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措辞强烈暗示了萨特在序列中发现的“他异性”（alterity）和异化，因为一般认为，正是计划而不是人们在冲突、竞争和斗争。(114)但是，萨特在主要“序列”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插入了其所谓的“融合集团”。这种融合集团的症候是公社替代了序列，并且完全的交互主体性发展起来。就融合集团的构造被描述为“辩证理性”的不稳定中枢而言，它在时间地理学中的缺失也许会影响进一步区分哈格斯特朗的分类范式与弗雷德和其他学者试图给出的“辩证”描述。(115)但目前更为重要的是，萨特正是试图通过“融合集团”探究“被压迫阶级于其中进行反抗斗争的历史境遇”，并因此揭示出集体意识的轮廓——波斯特（Poster）将集体意识视为萨特问题域的“基本线索”。(116)正是这种集体意识需要被重新纳入到哈格斯特朗的网状模型中。

[ 上一页 ]  [ :1.70236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