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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十四章 社会生成空间，空间生成社会：思科讷省中的圈地运动、社会变化和地点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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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普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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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界定，地点（places）和地区（regions）都是传统人文地理探究的核心。直至晚近，将二者概念化并加以研究的方式通常有选择地强调，特定区域在一个或几个任意的观察期内具有某些可测量或可见的属性。因此，无论是作为某一空间分配中的要素，作为物理事实和人工制品的独特集合体，作为一个系统中相互作用的单元，还是作为地方化的空间形式，地点和地区都只不过被描绘成人类活动的静态场景。虽然“新人文主义的”地理学家将地点视为主体的对象，视为个体感觉的价值和意义，或者视为情感依恋和感觉性意义之所在，但他们本质上，却将地点设想为一种没有生命力的、被体验到的场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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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纳了一种不同的立场。建筑物、土地利用模式和交通干线构成了作为场景的地点，但是三者的集合体不可能凭空形成完整的固定形态，变成刚性体，进而被硬生生地置入自然景观之中。地点总是代表了一种人工产物；它总是包含了对空间和自然的占用和改变，而后者与时空中社会的再生产和转型密不可分。(2)地点本身具有这样一个显著特征：时空中连续的人类实践及其经验。地点并非仅仅是飞逝的作为地点的场景（scene as place），还是人类活动和社会互动的“场所”。(3)地点也是不断生成的，它通过创造和利用作为地点的场景在具体的情境中促进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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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地点（和地区）概念出发，我在别处建立了关于作为历史偶然过程的地点（place as a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的理论，该理论既强调机构和个人的实践，也强调这些实践以通常未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时所具有的结构特征。(4)这里所探讨的理论依赖于吉登斯、布迪厄、巴斯卡等(5)学者建立的结构化理论与跨学科的时间地理学语言的融合。(6)该理论也从维达尔学派的人文地理学传统中获益匪浅，后者强调地方实践生活并且将生活方式从概念上表述为对自然环境的创造性适应，而这种适应的基础是一个区域内进行决策并采取行动的人群的文明（亦即传统态度、价值、观念、信念和心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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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地点的概念化在一定程度上依据于一定区域内的连续事件，上述理论就试图既考虑这一过程的参与者的物质连续性，又考虑时空中具体实践所涉及的任何自然和社会对象的物质连续性。因此，处理参与过程的个人（缺少他们，作为过程的地点就不存在）的方式并非是具体化、碎片化和原子化的，而这种方式正是传统人文地理学和社会科学的特征——一会儿将他们单纯视为生产者，一会儿将他们单纯视为居住者，另一会儿又将他们单纯视为消费者，诸如此类。相反，过程参与者被视为统一的人类，他们同时是客体和主体，并且由于在地点的生成过程中表达自身时卷入了社会的运作及其结构组成，他们的思想、行为、经验和意义归属都是不断生成的。我已经在别处讨论了这一理论计划的细节，因此在下文中我将会仅仅概述该计划的基本命题。接着我将会运用这些命题来解释具体历史环境下瑞典思科讷省地点生成过程中的某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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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作为历史偶然过程的地点：命题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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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构化，亦即实践和任何社会系统的结构属性据以进行辩证再生产和相互转变的过程，在物质上是连续的。社会再生产和个人社会化也依据结构化过程的详细情形和物质连续性不断相互生成，而后者总是通过特定个人路径与特定机构计划在具体时空位置上的交织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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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何地点的历史偶然生成，也就是既定区域内所有作为场景的地点和所发生的一切，与该地点（以及其他任何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与其相互依赖的地点）上结构化过程在物质上的连续展开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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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一个地点在一组既定的历史环境下生成时，权力关系就成为社会结构的核心。无论怎样界定，权力关系通常都具有机构根植性（institutionally embedded），并且多少涉及行动的个人、团体或阶级，后者要么实际上做出了行动，要么可能做出行动。(8)因此，一切权力关系最终都不能够与行动和日常实践的领域相分离，不能与具体时空中行动者的直接或间接控制相分离。换言之，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不仅可以被设想成为完成某个计划确定、要求、允许、支配和以某种方式控制他人在时空中具体路径耦合的能力，而且可以被设想成禁止、阻止和限制这类路径耦合的能力。但是，当结构化过程在地点上展开时，其本性会导致构成常规及非常规地方实践之基础的权力关系本身被常规及非常规实践确立、再生产和转变。权力关系的确立和再生产多少可以等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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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立和反复实施计划定义（project definitions）以及与计划执行和准入相关的明确或隐含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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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相关的机构单位（institutional unit）整体或者通过其当下或过去的权力行使者积累物质或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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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倾向于——除了在使用武力的地方——代表权力主体（自愿或不情愿地）接受他们面临的计划定义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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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先决条件中的每一个与在先的路径—计划交叉（path-project in tersections）都不可分割，因为只有通过这类时空中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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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计划定义和规则表述所必需的实践知识、针对具体情况的信息或意识形态才能够被掌权者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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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增值所必需的竞争或社会化才能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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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维持特定倾向的社会化和人格发展才能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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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权力关系的转变要么根源于某种冲突或共识，从而根源于具体的实践事件（practical events）或社会互动，要么根源于与具体实践的意外结果（counterfinal outcome）同义的矛盾（结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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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直接或间接限制和促成人们的行动，权力关系也能够直接或间接限制和促成人们获取信息（和发表言论）以及他们认知和思考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语言和其他符号代码的构成、复制和转换不仅是机构计划的先决条件和结果，而且是权力关系与实践相互生成过程的伴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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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权力关系的确立、再生产和转变与地点的生成的确切交织方式取决于地方机构及其符号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以非地方的控制和交易为基础。换句话说，地方和社会的直接互动与社会系统的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出现的整合，这二者的融合程度极大地影响了地点的生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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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人经历（biography）的形成——包括语言的获得、人格的发展、并非总是清楚表述的或自我理解的意识形态的演变以及意识的发展——与地点的生成相伴。个人经历是通过地点的生成而形成的，而地点是通过个人经历的形成而生成的。此外，在描绘一个人连续时空路径的过程中，在从一个机构的或“独立”定义的计划向另一个机构的或“独立”定义的计划进展的过程中，一种关联性（connectedness）通过复杂的“外在—内在”辩证法和“生活路径—日常路径”辩证法传递给了其个人经历的形成过程。（“外在—内在”辩证法是指，当一个人有意或无意地促进社会再生产和地点的生成时，其肉身行动与精神活动以某种方式辩证地相互影响。这种辩证法可以被精简成以下三个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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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在身体行动，也就是计划参与和任何相关的移动，必然引发内在的精神活动，后者要么作为面对具体人身接触、环境要素或信息的结果，要么作为体验具体情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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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是，将外在身体行动添加到一个人的路径上必定需要某种内在活动——自我反省，认识嵌入场景的（scene-embedded）准则，进行实践推理，形成意图或无意识的目标，创造性地构思新计划的可能性，或者在诸多没有破坏基本时间地理学制约因素的新计划或既有替代计划间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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