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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当地点通过结构化过程及与之相关的、个人路径和机构计划的交叉流（flow of intersections）生成时，外在自然亦即物理环境总是发生转变。人类在通过地点限制的意识形态、知识运用和行为有意和无意地改变地球表面的过程中的作用并非局限于那些创造地点的生产计划、建筑计划和土地利用计划。无数日常计划利用了人造或自然的对象，这些计划中任何一个都会直接促使外在自然发生地方性（和非地方性）转变。此外，由于地方的外在自然被转变了——土地利用、建筑和通信联系出现在景观中——某些事件和计划至少会因空间稀缺、区域单位的包容能力有限和在固定（且发生变化的）场所间移动需要时间而受阻。新计划通常不能够被地方容纳，除非其组成任务在转化自然（tansformed nature）的既有框架内或在既有的空间结构内或在主导性机构已经作出的计划要求内可能实现“同步化”（synchronisation）和“协调化”（synchorisatio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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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原因，“空间结构的形成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和整个结构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社会再生产”（和整个结构化过程）也同样是“空间结构形成过程的一个环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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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如图14.1所示），这些相互重叠的立场表明，任何一个地点或地区都表达了一个过程——凭借这一过程，社会形式和文化形式的再生产、个人经历的形成以及自然和空间的转化不断相互生成；与此同时，权力关系和时空中具体的路径—计划交叉不断地相互生成，而二者的生成方式不仅受到普遍规律的支配，而且随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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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作为历史偶然过程的地点（和地区）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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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思科讷省的圈地：背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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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其1749年横穿思科讷省的著名旅行作注解时，林奈（Linnaeus）惊异于此地粮田之充裕——在坐落于该省西南部和东南部平原上的村庄周围远眺，目光所及，皆是田地。(15)除了马尔默（MalmÖ）、于斯塔德（Ystad）、兰斯克鲁纳（Landskrona）、其他几个小港口和渔村以及隆德大学城，18世纪中晚期的这种几乎无树木的“迦南地”聚落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是一种相当密集的有核村落（nucleated villa0ges）模式。这些村落每100平方公里分布20多个，每个村落通常有几百个居民(16)，而在思科讷省其他地区典型的农业聚落中居民则少得多，因为这些地区的土壤和地形构造不太适于相对密集的耕作。许多村落在土地财产附近，因此居民大多是佃农（tenant-farming peasants）及其家属。然而，大多数村落的主要居民不是自耕农（freeholding peasants）就是官地佃农（Crownland tenants）及其家庭成员和长工。在这两种类型的村落中，其他居民包括：一些生活在村落“街头”、充当短期农业劳动力储备的无地家庭；一两个铁匠和其他一些工匠；以及小农场佃农（crofters），他们具有小块土地的使用权，但要么没有权利耕作村落三区（three fields）中的无数窄条田块（narrow strips），要么没有权利列席协调和控制当地主要农业计划的村议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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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群体，这些村落有许多共同的农业计划、家庭计划以及宗教和节日计划，通过这些计划，社会化以及群体和性别间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得以实现。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邻近村落间存在某种共同的农业合作和血缘联系。此外，就村落居民同城市商人或思科讷省丛林和内陆地区农村居民之间出现的经济接触的性质而言，也存在具体对应的类似性。(18)然而，每一个村落都是一个独特的生成地点——在每个村落中，个人经历形成和日常生活的细节都有一点儿不同，并且宏观结构特征进行了干预，而这种干预得到了几乎类似却又独一无二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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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思科讷省肥沃平原上的村落经历了一场剧烈的空间和社会变迁，而这场变迁与三种相互联系的现象有关。首先，村落农业生产变得更加商业化。同生存耕作（subsistence cultivation）的这种脱离的标志是，生产日益卷入国内和国际市场。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粮食价格的总体上涨持续到1812年；哥德堡、斯德哥尔摩和瑞典其他城市的粮食需求缓慢增长；英国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对瑞典燕麦的需求出现了适度而又显著的增长。(19)其次，出现了空前的人口增长，加之传统继承习俗（inheritancepractices）存在和当地土地资源有限，导致每个村落的无地无产阶级人数迅速飙升。(20)再次，一系列的圈地运动彻底改变了大多数村落的空间结构，并且完全有助于生产出足够的农业剩余，后者既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也能养活当地迅速增长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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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立法通过的圈地运动采取了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所谓的大地块圈地（Storskifte），它旨在克服农户耕种土地过于分散且面积狭小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明显低下。1757年和1762年的《大地块圈地法案》（Storskifte Acts）具体规定：只要一个村落土地拥有者提出请求，就可以开始圈地；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小农（peasant-farmer）的小片土地最多可以合并成一组四块。但是，这种大地块圈地运动对于思科讷省西南部平原上村落的影响十分有限。由于每个村落的三区中，每个农民都将具有几乎同样大小的土地——并且由于土壤质量、冠名权（titlerights）以及田块到村落中心的距离不同，负责重新分配土地的勘测人员几乎没有办法使农民获得的土地能够少于12—15个散条田块。实际上，很多分配办法使农民得到的田块数倍于此。此外，思科讷省西南部平原上的大多数村落从来没有受到大地块圈地法规的影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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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被称作单个地块圈地（enskifte）的下一轮圈地运动差不多从根本上改变了几乎全部所探讨的村庄的空间结构。虽然直到1803年还没有正式颁布单个地块圈地法规，但一个名叫鲁特格尔？麦克雷恩（Rutger Maclean）的大地主在1873年率先开始了这种圈地，当时他正开始重新规划包含其在西南部平原上的地产的四个村落。(22)麦克雷恩重新安排了个体农民的租用地，使得这些租用地不再包括六十到一百个的小田块，从而仅仅局限于一个矩形农场，而这个农场禁止休耕，且要求农民必须轮流种植饲料、大麦、苜蓿或巢菜。这一新规划不仅有利于农民的农庄数量增长，而且要求建设新的建筑和道路，因而就等于破坏了每个村落中心的聚落群（settlement cluster）。虽然麦克雷恩依靠权力推行的这场重大调整遭遇到了反抗和阻力——他的一半佃户撕毁了他们的合同——但是，这场调整最终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功。(23)到18世纪90年代，思科讷省的其他地产所有人（estate owner）受到这种成功的启发纷纷在他们控制的村落进行了圈地。世纪之交各地因歉收出现农民骚乱，加之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仍然在持续，促使麦克雷恩后来的一些追随者也破坏了他们所控制村落的人口集中，以便尽可能避免未来出现动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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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803年单个地块圈地法令的条款，一旦一项圈地申请呈送给郡长，一个受特别指定的民事证人监督的委托勘测人员会制定出尽可能公平的方案来分配财产和先前未开垦的共有土地。虽然，单个地块圈地导致的新单块地农场（new single-parcel farms）配置因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是西南部和东南部平原上的典型大村落中的总体结果是一致的。村落中心的住户很快变得稀疏了，仅存有几个农户；许多无地居民仍然留了下来，但其他人将小房子拆掉后举家搬迁了；圈地后，绝大多数无地农户的主要活动都在彼此相对隔离中进行（见图1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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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1790年前和1809年圈地后的马尔默南部西丽（Hyllie）村中心地区。实心条图表示农户占用的建筑，一个数字代表一户。请注意，教堂和牧师住宅在中心位置（修改自Nordholm, Skånes äldre ekonomiska geografi, Ⅰ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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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地块圈地一开始普遍不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它会使村落解体。虽然个人对这种形式圈地的抵制到1812年还没有完全消失，但由于粮食价格明显上涨，愿意启动这一通常不受欢迎的程序的农民也显然在增加（在1803年至1812年，思科讷省黑麦、大麦和燕麦的价格涨了一倍多）。(26)在政府对相关费用补贴的帮助下，至1826年，几乎所有留在思科讷省平原地区的村落都经历了单个地块圈地运动。(27)因此，这一地区的空间组织几乎没有受到修补地块圈地（lagaskifte）亦即第二年立法通过的最后一种圈地形式的影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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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有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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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科讷省平原地区单个地块圈地实施前的十年间，有地农户家庭成员遵循的日常路径有哪些基本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作为部分个人经历形成过程的路径—计划交叉和结构化过程在村落层面的展现有哪些总体特征？作为这些路径基础的权力关系是什么？基于实践的（pratice based）意识的何种特征使某些有地农民先倾向于启动圈地程序？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就是：在厄斯特伦和思科讷西南部不断生成的村落中，社会（the social）如何生成了空间（the spatial），而空间又如何生成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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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并不能够得到明确的回答，但这里有一笔可以利用的巨大财富，而下文仅仅反映了可以从中得出的有用证据和重释论据的一小部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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