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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社会科学中从来没有一个对理论的理解方式是毫无争议的。可是，如果理论和经验研究、世界观、规范问题、日常知识之间的关系无法完全搞清楚的话，那么去问理论的“本质”问题不就没有意义了吗？我们的回答是：“当然不是！”出于两个不同的原因，人们无须对此感到绝望、净说风凉话。第一，读者很快就会注意到，社会学（如果读者学习社会学的话）不是唯一一个在讨论理论地位问题的学科。其他的社会科学，从政治学、历史学，到经济学，也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即便在那些学科中人们不一定把这个问题当作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来讨论。而且就像读者将会看到的，就连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科学，也无法避免讨论理论地位问题。第二，关于理论地位的争论，部分来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历史，而在这个争论中，对理论本质的理解方式要达到一个共识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要经过很多阶段。对此，就有必要精确地考察关于理论“本质”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存在一致意见，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这种一致意见会破裂，以及在这些争论的历史中，人们为何不断尝试重建之前被否定的共识。我们来好好谈一下这个主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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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理论方向和领域之间，在基本的层面，都至少会有个共识，认为理论是一种一般化的、普遍化的陈述。或是反过来也许可以更好懂一些地说：每个一般化的陈述都已经是一个理论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在运用各种理论，而且一直都是如此！当我们在使用复数形式的词汇而没有实际先去检视是否我们的普遍化陈述真的适用于所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运用一种理论了：“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男人都是沙文猪！”“一堆社会学家老是在说一堆让人听不懂的鬼话！”诸如此类的都是理论。就我们的观察，确实有些德国人有法西斯思想，许多男人确实很瞧不起女人，有些社会学家也还真的没办法说一些大家都听得懂的白话文，所以我们就会推论，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所有男人都是沙文猪，一堆社会学家都不说人话。当然我们没法真的去全面检视，我们不认识所有的德国人、男人，而且有一堆社会学家我们也完全不认识。但如果我们还是发表了这样一种抽象的言论，那么我们就是在运用理论了。人们也可以说，我们借此提出了一套假设。事实上，美国的逻辑学家、符号学家兼哲学家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曾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我们整个日常知觉和我们的行动，都基于一套特殊的假设网络［他用的词汇是：溯因推论（abductions）］。若没有这东西，我们无法有意义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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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美好的春天早晨，从窗户望出去，我看见了盛开的杜鹃。噢，不！这不是我所看到的，但我只能这么陈述我眼前所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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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述只是一种主张，一个句子，一件事；但我所体验到的并不是主张、句子、事情，而是一幅画面，我借着对这件事的说明，使得这件事能部分地被人理解。说明是抽象的，但我所看到的是具体的。当我把任何我看到的东西用句子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在运用溯因推论。实情是，我们整个知识结构就是一片混乱的纯粹假设……如果我们没有一步一步地运用溯因推论，我们就只能停留在呆滞凝望窗外的阶段，无法造就出（哪怕是一丁点的）进一步的知识。（Peirce, Ms. 692，引自Thomas A. Sebeok and Jean Umkersebeok, “You Know My Method”. A Juxtaposition of Charles S, Peirce and Sherlock Holmes,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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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理论是必需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没有理论，就无法学习任何东西，行动也不可能持续下去。没有一般化和抽象化，世界对我们来说就只会是由一堆个别而零碎的经验、感官印象所拼贴起来的一张混乱拼布。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动不动就聊到“理论”；但我们需要它，即便我们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科学的工作和思考也不外乎是这样。不过专门特别建立和运用理论，则是另外一回事：人们会就个别的问题来提出特殊的假设或理论，然后试着将这些特殊的理论汇整成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将各个一般化的理论串连起来。不过总体来说，理论的提出、一般化陈述的提出，都是日常生活和科学的本质构成部分，因为我们唯有如此才能走近“真实”。奥地利裔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R. Popper, 1902—1994）曾相当优雅，不过跟皮尔士没有很大差别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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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一张我们为了捕获“世界”所抛出的网；也是为了去解释、掌握世界，以及为了将世界加以合理化所抛出的网。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将这张网的缝隙编织得越来越细密。（Popper, Logik der Forschung,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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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解理论的方式，亦即根据理论的一般化功能来理解理论的方式，在今天几乎是没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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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方面来看，首先关于理论的争论不是在上述的基本层面，而是在下一个层面开始的；不过到了后来，这个争论也尘埃落定了。因为，如我们马上就会说明的，在各种争论的立场中，有一种已经被证明占到上风、获得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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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随便一种一般化都是科学工作的产物。偏见也是一种理论。偏见同样是一种一般化的陈述，但却是非常有问题，或是错误的。比方从上述提到的对德国人、男人、社会学家的一般化陈述的例子中，就不难发现充满偏见的问题或错误。而科学家要做的正好就是去除偏见，根据各种个别案例准确地提出一般化概括（这种通过个别案例或诸多个别案例来推论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陈述方式的做法，在科学理论中也被称作“归纳法”），或是根据理论来准确地解释个别案例（此即“演绎法”，从一般化的陈述推导出个别案例）。不过，若要来谈“准确”或“不准确”，人们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可能会说，唯有坚持去检视真实，或至少能根据真实来被检视，理论才是科学的（亦即不是充满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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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一点上，而且从历史层面来看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争论。因为，对于实际上该如何检视真实，有不同的观点。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比如，科学的理想就是要被证明是对的（即“证实”，verification）。在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在20世纪初之前，这确实是科学家和科学理论家的主要观点。如果要佐证某些假定为真的理论的话，那么当时认为，这些理论假设最好首先需要把所有充满偏见的日常知识从科学中排除掉，才能在绝对稳定的根基上建立起科学知识的新大楼。根据这种看法，正确的观察可以带来普遍适用的命题或陈述。然后通过不断继续下去的个别观察与实验的证明，可以使这些论点和陈述越来越正确。这种被确认为真、被证实的诸多命题和陈述，可以结合起来，积累和整合成许多缓慢地，但持续不断地被证实的知识，以此作为构筑知识大楼的砖石。如此，便可以造就一种明确性，造就一种人们所谓的“实证的”（positive）知识。这也就是为什么认为科学就是要进行“证实”工作的那些学者会被称为“实证主义者”（positivist）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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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追求明晰性的实证主义立场，是有问题的。首次指出此类问题的，即是上文提到的波普尔。他认为，对于科学的陈述来说，证实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因为大部分的理论陈述在事实上是不可能被证实的。波普尔在1934年首次出版的极负盛名的著作《研究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中指出，面对大部分的科学问题时，我们实际上都无法确定一个论断是否可以普遍化，无法确定一个理论或假设是不是真的适用于所有情况。当天文物理学说“所有的行星都是以椭圆形的轨道绕着它们的太阳旋转”时，其实根本无法穷尽地证实是否所有的行星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无法认识整个宇宙中的所有星系，也因此无法绝对肯定地确认宇宙中每一个行星都会以椭圆形的轨道，而不是别的形状的轨道绕着它的太阳转。类似的论点当然还有“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就算有人检查过了上千只天鹅而且这些天鹅真的都是白的，人们也永远不能确定会不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冒出来黑的、绿的、蓝的天鹅。全称性的陈述无法用尽所有的例子来证明或证实。或是换句话说：归纳性的论据（亦即通过汇聚无数个别案例得出关于总体的结论）是不合逻辑的，或是不会有真正的说服力的；归纳法就逻辑来说是无法证明为真的，因为我们从来都无法排除是否有朝一日会冒出一个观察结果反驳了原本以为已经被证明了普遍性的论点。实证主义所尝试的，想让法则回溯到所有基本观察，或是从所有的基本观察来推导出法则或是证实法则的做法，于此已被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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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个批判，因此波普尔提出了另一个准则使经验科学跟其他的科学形式，亦即跟日常知识和形上学区隔开，他也因此而闻名。他的口号是，科学要做的是“证明是错的”（即“证伪”，falsification）。波普尔强调：“一套经验科学体系必须要能被经验驳倒。”（Popper, Logik der Forschung, p.15）波普尔的立场是，普遍化的陈述或是科学理论虽然无法被最终佐证或证实，但是它可以在各主体之间，亦即在研究社群内部被检验其真实性，让大家去驳倒或证伪。这听起来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实际上这却是一个可以建立起“经验科学”，并使之与其他知识形式区隔开的非常精巧的论点。由于波普尔提出科学论点原则上是可检验与可证伪的，因此他一方面将“有……”这种论点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像是“有飞碟”“有神”“有像大象这么大的蚂蚁”这种论点，因为这种论点是无法证伪的。我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说没有神、没有飞碟、没有大象般大的蚂蚁，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认为只要时间够久，总有一天也许可以在某处真的找到、确认有飞碟、神、象蚁。波普尔不否认这种陈述可以有意义。很显然，“有神”这个论点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常重要，也很有意义。波普尔只是要说，在关于神是否存在的科学争论中，这种论点不是很有建设性，因为这种类型的论点无从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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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从证伪的标准来看，所谓的全称论点（全部的德国人都是纳粹）是可以检验的，因此实际上是可以被证伪的。因为这种声称或理论只需要一个观察，比方只要观察到有一个德国人不是纳粹，就可以使整个论断完全崩毁。对于波普尔来说，证伪原则是可以让科学陈述与其他非科学陈述区分开来的唯一有益，也是最有效率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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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伪原则的提出，让科学工作迎来了跟旧的“实证主义”科学理解方式及其以证实为主要做法的理念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动力。波普尔的立场战胜了实证主义，他不认为科学就是知识的长久积累；从他的立场来看，科学更多是意指对我们的理论假设进行持续的检验与质疑，也就是要让理论假设接受证伪的炮火洗礼。只有最好的理论才能在理论彼此之间（达尔文式）的斗争之下存活下来。波普尔认为，科学因此不是一种静止状态。科学既非绝对的知识、真理，甚至连可能性都称不上；科学更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前行步伐，一种根据理论陈述而来的“猜想”。人们必须不断对这种猜想加以检验。理论因此永远都只是“暂时被如此佐证”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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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佐证程度有多高，不太取决于有多少案例可以佐证理论，而是取决于严格的检验。理论的论点能够且已经接受严格的检验。（Popper, Logik der Forschung, 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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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学家不必跟日常世界的知识及其偏见保持距离，而是要作好准备，不断用可能的证伪证据来研究自己的理论，以便淘汰掉所有没有能力存活下来的理论。也就是说，科学家要做的不是去证明自己的理论是对的，而是持续运用证伪原则，主动去排除掉那些确定错误的理论！波普尔用了一个很好懂的说法言简意赅地说道：“有人如果不把他的想法摆出来让人反驳，那么他就不配在科学江湖上混。”（Popper, Logik der Forschung, 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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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式的科学理解方式在面对实证主义的科学理解方式时所具有的优势，到今天已被承认了。一般都认为，比起证实，证伪作为一种科学划分准则是比较好的。如此一来，科学家就再次对何谓理论以及理论要做什么达成了共识。当然，波普尔说科学理论就是可以根据真实加以检验、证伪的普遍化陈述，他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就是理论概念的全部意涵，大家的看法不见得一致。不过第五讲将会提到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学者，也认为“理论”这个概念仅仅是一种陈述系统，在这系统中社会事物很显然必须借助全称陈述、借助一种普遍法则，才能够被解释。对理性选择理论来说，“理论”就完全只是一种解释系统：“每种解释的出发点，都是去问为什么这个有趣的现象（曾）会如此存在，（曾）如此运作，或是（曾）以这种方式改变，人们过去怎么描述它。”（Esser, Soziologie. Allgemeine Grundlagen, p.39）除此之外，若要进行解释，人们就会需要一种全称陈述——而且，从这种取向的观点来看，正是基于这种全称陈述，解释系统才会被称为“理论”。其他的思想和反思，若不以提出法则为目标，那么也不会被理性选择理论授予“理论”这个荣誉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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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同意波普尔理解理论的方式的立场，乍看之下似乎挺有道理的，几乎没什么需要挑剔的。加上这种关于“理论”的定义也有好处，就是还蛮狭义和精确的，让人们可以准确知道当在使用“理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指的是什么。但这种立场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和理所当然的。因为波普尔的这个说法，在关于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关系的部分，实际上有个还挺严重的问题。由波普尔所提出的证伪准则的适用性（以及被波普尔击败的证实准则）的基础假设是，经验观察的层次和理论诠释与理论解释的层次是清楚二分的，亦即认为纯粹的理论陈述可以根据与理论完全区分开来的纯粹经验观察来检验。也就是说，唯有当我要用来进行证伪的观察是正确、没有争议的，我才可以确切地对一项理论陈述进行证伪或进行反驳。观察本身不能也包含理论，因为否则就不能排除说我（因为我的观察很可能已经暗含着错误的理论）错误地证伪（或证实）了一项陈述。也就是说，唯有当我们运用直接的、没有理论的观察形式时，证伪（或证实）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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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前面所引用的皮尔士的句子就很有说服力地告诉了我们，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每个日常观察和每个对观察的陈述都已经是由理论所引导的。科学的观察和声称当然也是。在一个科学社群中，经验观察必须用观察者的语言表述出来，这种表述要么直接用日常语言来表达，要么——如果在观察过程中运用的是明确的学科术语的话——借助日常语言来解释和定义经验观察中的各种概念。而这些日常语言正好都已经会被理论“传染”了。皮尔士指出，每个观察都是一种普遍化，而且也都是一种基本理论。观察时所用的语言无可避免都会包含了理论，理论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特定的现象上，而且我们对现象进行感知的方式也会一并受到理论的影响。这也就是说，我们对个别案例的描述，一直都是一种暗含着一般化的描述。不可能将经验研究与理论完全区分开来。因此，由波普尔提出的观点，亦即认为可以通过不具有理论的经验观察来对理论进行证伪，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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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验研究和理论之间不是对立的、不是可以严格区分开来的，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于此，我们在导论中提到的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的建议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这本书后面还会再提到他的工作（见第十三讲）。他不说经验研究和理论之间是对立的，而是说这两者是一种“连续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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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可以被视作一个智力过程，它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环境脉络中，亦即在经验观察世界和非经验的形上学世界中。虽然科学陈述可能会更朝向其中某个环境而非另一个环境，但是科学陈述从不会仅由其中一个世界所决定。这两种感觉好像非常对立的科学论据之间的差异，应该要被视作同一个认识论的连续统中的不同立场而已。（Alexander,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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