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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071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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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073 按照亚历山大的观点，科学思想会持续在他所谓的“形上学环境”和“经验环境”这两个从来不会真正完全达到的极端之间摆荡。这完全符合皮尔士的论点，认为我们不可能不带理论地走进世界。亚历山大尝试用图1.1来表示这个连续统（Alexander,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ology, Vol.1, p.3）。这个图的核心观点是，观察虽然相对靠近真实的那一侧，亦即靠近经验环境的那一侧，但是观察不可能直接复制真实，因为观察主要还是与方法论假设、法则、定义、模式，甚至是一般预先假设息息相关，而这些相对来说都会靠向形上学的环境那一极。这意味着上述认为科学工作就只是“提出被视为解释系统的理论”或“将理论局限在证伪准则内”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稍后还会再仔细谈这件事）。因为如果科学论证真是在亚历山大所描绘的连续统中摆荡，那么科学理论工作无疑会比“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还要复杂。如果一般预先假设、分类、概念等等在研究过程中扮演着像是法则和观察那样重要的角色，或至少不是可以完全忽视不管的角色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知识仅仅专注在法则和观察之上就能够有所进步。而且同样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理论”这个概念仅仅意指由法则和观察所构成的陈述系统。实际上，许多社会科学家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理解理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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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075 不过我们先回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有问题的地方，亦即将理论层次与经验层次的截然二分。波普尔自己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为自己辩护：“没有纯粹的观察：观察会被理论渗透，而且是由问题和理论所引领的。”（Popper, Logik de Forshung, p.76）他也指出，每次呈现出来的观察，每次对事件的陈述，每个“基本命题”，都会运用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若没有通过直接的感官资料是无法确定下来的。所以他认为，每次对理论的检验，都会始于或止于某些由研究者根据惯例或决策而一致觉得正确的基本命题。对于波普尔来说，科学不是盖在石头上的，而是用某种方式建立在（暂时的）信条上，建立在传统或（或多或少是）任意的决策上，以此来将某些关于观察的基本命题认可为正确的基本命题。但波普尔觉得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他认为如果对这些命题的质疑出现的话，这些基本命题还是会再变成问题，亦即会再被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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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077 然而，专门研究科学家的工作方式本身的科学理论家和科学家们，对于波普尔关于证伪过程的辩护都很不满意。在这场辩论中，有一本书特别重要，其知名度不亚于波普尔的《研究逻辑》：美国学者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库恩是物理学家出身，不过却用类似社会学的风格来探讨他老本行（物理学）的研究过程，尤其是物理学（与化学）的历史发展，以及探讨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是以何种类型和方式形成的。库恩得出了跟波普尔所要求的证伪原则完全不同的惊人发现。在科学历史中虽然有无数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种科学论点被证伪了；但库恩在他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中观察到，一个理论原则上并不会因为当中有论点被证伪了，就真的使得整个理论被摒弃或被替换掉。库恩指出，在自然科学的历史中一直都有从根本上反驳了既存大理论的新发现、新发明等等。法国的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在18世纪发现氧元素时，等于从根本上反驳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燃素理论。根据燃素理论的看法，燃素是在所有燃烧物体中挥发出来的物质；但拉瓦锡发现氧元素之后，指出燃烧不是物体挥发出什么物质，而是物体在氧化作用中与氧元素结合。拉瓦锡的发现并没有让旧的、我们今天已知的错误的燃素理论马上被摒弃掉。相反，当时人们还是不断在详细探讨、修改、重构燃素理论，想办法用燃素理论来理解拉瓦锡的发现。拉瓦锡的发现没有被当作证伪的证据，而是仅仅被当作有问题的观察、暂时未解的谜题，一种已被证明了的理论中的“异常现象”。库恩还可以从科学史中举出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而且他注意到（这也是他的要点），坚持旧的理论完全不是因为教条主义或是不理性。因为这种保守主义一直可以给出很好的理由：旧的理论已经在过去被证明了，新的发现则可以用来扩充旧的理论，或是当作一种辅助性的假设，然后再次整合进旧的理论中。而新的理论则因为还没有被如此加工过，所以可能会充满错误和漏洞、充满测量误差，不会是真正的证伪证据等等之类的。简单来说，在科学实践中，常常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楚的准则可以拿来判定，什么时候一个理论已经被证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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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079 库恩在他的书里仅提到了自然科学史。但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当然也可以发现极其类似的研究过程。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似乎甚至更难用一个经验观察来摧毁一个理论、完全证伪一个理论。想想看马克思主义就知道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当然可以借由社会真实来加以检验，而且马克思自己也这么要求。现在，许多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所阐发和辩护的理论陈述，都（……我们先不要说是被经验真实所证伪好了，而是先谨慎来说）跟经验真实有冲突。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发达工业国家中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发生。真正发生了革命的都顶多是在不发达国家中由农民阶级的参与所造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Das Kommunistsche Manifest）里预测，由经济结构所造成的所有特殊束缚都将会被消解掉，他们特别预言民族国家会消失，而这件事也没有发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假设的情况并不相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正好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如果从波普尔的证伪原则来看的话，所有这些观察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强而有力的反驳，所以最后这个理论必然会被摒弃。但情况却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有说服力，所以这个研究取向会借助一大堆辅助假设来说服自己，而且显然也说服了其他成果丰硕的马克思主义取向。高度工业化国家之所以没有导致多数人变成无产阶级，是因为按照其说法，资本主义了解到，可以借由强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来减缓“自己家里头”的贫穷情况。而且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发生革命，反而是在贫穷与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生了革命，因为西方国家的“资本”用自己福利国家的救济金“收买”了家里头的劳工。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可能过早预言了民族国家的终结，但今天在全球化的时代中，这两个人总是提到的这件事的确出现了，诸如此类。简单来说，马克思理论没有错，只是需要去适应一下历史条件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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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081 马克思主义对此辩解得如何，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里的重点只在于，绝对不会只有马克思主义，而是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似乎都普遍会建立起非常多的辩护防线，来反抗经验研究对理论的证伪。实际上，比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某种程度上在面对明确的证伪时是更有抵抗力的。因为社会科学不只会争论究竟证伪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且甚至还会去争论理论到底真正想说的是什么。不像自然科学理论的表达绝大多数都相对清楚明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常常会存在一个问题，人们对于理论的确切内容不是真的有一致的意见。读者可能在上古典社会学课程或在阅读二手文献时，就会遇到这个现象。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人真正在说的是什么？这么多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的理论解释，哪一个才是原本的、真正的、最终的？一个其内容备受争议的理论，逻辑上也几乎没办法从经验上明确地加以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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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085 不过，我们先回到库恩的那本《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指出，在自然科学中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真的能够直接有力驳斥某一理论的逻辑论证，没有证伪是真的直接清楚明白地证明了某一理论是错的。库恩说，这也难怪科学研究相对来说在没有什么危机的情况下日复一日。长久以来，人们都是不加深究地运用着当下现存的理论，特别是因为人们都相当信服于当下现存的理论所带来的原则上极其丰硕的成果。这种变得很常规的研究形态，被库恩称作“常态科学”。未解之谜、充满矛盾的事件、出现问题的实验等等，在“常态科学”阶段中都不会被认为是一种证伪，而是被视为异常现象，人们期许可以在某个时候用当下现存的理论工具就能排除或解决这些异常现象。“常态科学”这种研究非常坚定地立基在一个或多个过去的科学成就之上，这些成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内被某个科学社群认可为他们持续的研究工作的基础（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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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087 根据库恩的研究，在科学史中，也有一些很罕见的情况，比如一些个别科学家因为某些很有说服力的论证或是让人实在太印象深刻的研究，而突然接受新的理论体系。但大多情况下，真正的新理论若有实质上的突破进展，其成功的原因都跟纯粹的科学准则没什么太大关系。新理论之所以有实质上的突破进展，只是因为旧的理论为了要解释“异常现象”而不断合并新的辅助假设，使得旧理论变得太复杂了，所以开始需要一些比较简单的理论。这种需求通常是由比较年轻一辈的科学家所强调的。他们会突然告别旧理论，然后他们中有很多人会开始用另外的视角来看待新发现和“异常现象”，这就开启了理论创新。这种时刻，被库恩称作“科学革命”。在科学革命的时刻，库恩还指出，会产生一种范式转移：旧的“范式”，亦即一种旧的看待现象的观点、旧的大理论、挂在旧的大理论之下的研究方法，会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被新的“范式”替代了，就像在过去，“托勒密的天文学”突然就被“哥白尼的天文学”替代了，“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学”突然被“牛顿的动力学”替代了，“粒子光学”突然就被“波动光学”替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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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089 在这个库恩所描写的科学革命的运作中，还有个重点在于，从来不是因为一个清楚的经验准则，让科学家觉得很有道理、很有说服力，所以才使得科学家告别旧的范式、转向新的范式。也就是说，在科学史中，科学家之所以最后摒弃了长久以来被认为正确的理论，并不是因为经验研究，而是因为非常普通、日常的情况。帮助新的理论有所突破的，常常是“生物学方面的”原因。其意思是，一个世代的科学家老去，然后新一辈的科学家迈出研究步伐，并且不再阻碍理论创新。但这也意味着，“常态科学”的时代和“科学革命”是由（局外人和体制内的研究者之间的，以及老一辈的科学家和年轻一辈的科学家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利益斗争所引导的。科学是一种冒险进取的活动，它不会完全与社会现象脱钩、毫无瓜葛，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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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091 库恩认为，旧理论和新理论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亦即两者之间无法彼此比较、相互对比。科学革命中前后交替的不是相似的理论，而是非常不同、可说是有着不同世界观（库恩也使用了“世界观”这个概念）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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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093 因此，我们今天会理所当然地觉得成功的范式之间的差异是必要的，也是不可兼容的。……一个新范式的接受，常常也迫使相应的科学要有新的定义。……一些旧的问题可能要移交给其他的科学，或是完全用“非科学的方式”来说明。原先认为不存在或不重要的问题，可能会因为新的范式而变成科学重要成就的原型。当问题改变了，将真正的科学与形上学的推测、文字游戏、数学小游戏区分开来的标准也常常会跟着改变。从科学革命中凸显出来的常态科学传统，与先前的常态科学传统不只是不兼容的，而且实际上还常常是不可通约的。（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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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095 当革命成功之后，科学就会又步入“常态”阶段，然后科学家社群的研究就会像以前一样又基于某个不被深究的规则和科学实践规范之上，直到某天新的科学革命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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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097 库恩的科学理论分析和社会学式的科学分析为科学理论带来了深远影响（他自己也注意到了这点）。因为科学过程绝不是以波普尔试着用“证伪”所统称的原则来运作的。而且根据库恩的描述，我们会发现，科学根本就觉得不要严格按照证伪原则来进行，才是“好事”。因为常态科学，亦即不加批判、习以为常地根据某些理论假设来进行的科学，可以带来丰硕的成果。不去用相反的观察来驳斥理论也完全可以很有意义，因为相反的观察会阻挠和破坏研究实践。把矛盾的观察先当作异常现象来看很有意义，因为人们希望，这些问题可以有朝一日在理论上获得解决。在历史上，实际上科学常常就是这样子进行的。再加上库恩指出，新的，且后来成功的理论，有不少在一开始是被当时广范接受的经验和观察所证伪的。按照波普尔的证伪准则，这些新的、后来成功的理论当时应该要立即消失才对。库恩认为，波普尔的证伪原则从科学史来看，并不是个好方针，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不是真的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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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099 库恩对科学史进行的社会学分析最后还有一个结论。库恩所使用的概念“范式转移”和“科学革命”，教会了我们一件事，就是科学进步并不是持续不断地顺利进行的，而是由平静的阶段和突破性的变革交织而成的。在此，库恩的立场是反对实证主义的，因为实证主义认为科学认识是通过正确的经验观察而缓慢、持续地建立起来的。他也反对波普尔，因为波普尔支持“常态”与常规化科学阶段的重要性。库恩教会我们，科学是一种过程，这种过程与科学理论家在书桌前想出来的理性指导原则是相违背的。在科学中，一些偶然的时刻，像是前面提到的科学家世代之间的身份冲突和权力冲突，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若读者们想进一步阅读将科学理论争辩整理得相对简短、描述清楚、助于学习的文献，可以参阅一本值得推荐的著作：A. F. Chalmers,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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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03 库恩的工作，也带出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讨论科学地位的激烈的科学理论辩论。有一派论者批评库恩，认为他的工作为相对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他谈到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似乎在说人们无法经验地判断理论的质量，这把理论看成像是一种很任意的世界观，无法进行理性的讨论）；而另外一派论者却赞扬这种从库恩的分析中得到的（他们相信这是可以从库恩的分析中得出的）相对主义的结论。身为“无政府主义者”，红极一时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 1924—1994）就说，不论是科学方法还是科学研究结果，都不足以让科学家的野心具有正当性：“科学只是众多意识形态中的其中一种意识形态。”（Feyerabend,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p.106）意思是说科学只是众多知识形式（包括像是魔法）中的其中一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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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05 但是，不论是科学的保守辩护者还是无政府主义的评论者，对库恩的诠释都是错误的，或至少都是用自己的观点来对其进行片面的诠释。库恩并没有声称相互竞争的范式真的是彼此泾渭分明的整体或世界观，也没有说在这些范式之间人们只是在不理性地（意思是，仅仅根据范式在经验上的丰富度）选边站，使得人们顶多就只是像拥护不同的宗教一样拥护某个范式。他只是要说，在许多的例子当中，并没有真的清清楚楚的经验准则可以用来对这个范式或那个范式下判断。但这不是说人们在接受一个理论或拒绝一个理论的时候，可以完全不加论证（关于这里提到的论证，可以参阅Bernstein,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pp.152—167）。实际上，库恩在呈现科学史的时候，绝对没有正面攻击“科学”这项事业的合理性。根据他的看法，从一个理论转变成另一个理论，并非像是一个在词汇表上随便选一个词的过程，也不是什么很神秘莫测地从一套科学论述到另一套科学论述的变迁过程。而是当一个新的范式被采纳时，绝对会有很多理由说明采纳新范式必要性的说明。要努力争取范式转移，还是拒绝范式转移，人们都是很理性地在讨论，也都彼此再三斟酌每个理论的优缺点，即便人们不能指望可以通过“严格的实验”来对此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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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07 此外，库恩的科学史分析事实上几乎也表明了，范式之间常常会有显著的重叠；虽然他关于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表达方式很激进，也很有问题，使得他在表面上似乎不认为范式会重叠，但理论体系之间还是有无数连接通道的。不仅自然科学史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在社会科学中，某些经验研究的发现也会受到不同范式的拥护者一致的认可，甚至有不少理论陈述在范式之外也获得普遍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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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09 这一切对于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至今从科学理论的讨论，尤其是库恩的分析中，有两个结论对于本书接下来的章节有很大的重要性。第一，今天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景观很混乱，有很多不同的社会理论或范式，其中一些理论相互之间还有很激烈的争论，但这不意味着这些理论或理论家彼此之间的意见交换是不理性的。接下来的十九讲，我们会为读者介绍这些理论。读者将会看到（这也是本书的核心主题），每个理论家彼此都会相互沟通，彼此批判性地相互关联，所以这些理论之间都会有某些重叠性、相似性以及相互补充之处。社会学不是立基在一个单一抽象、独尊的范式之上的（比方经济学，就有相当清楚的某个特定的理论方向占据支配地位或是霸权地位），社会学也常因为浩如烟海的理论而为人诟病。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个学科因此分裂成，或有必要分裂成诸多彼此不相往来的取向。对于此刻被邀请进现代社会理论世界的读者来说，这是必须先知道的结论。读者可能在学习过程中不会成为通晓本书所介绍的所有理论的专家，我们也不要求读者都要变成专家。更何况就连社会科学的教授也几乎没几个真的能关注所有这些理论的最新方向。但请读者不要因为理论的繁多，就逃到随便一个看得上眼的理论中去。有许多学生真正了解的就只有一个理论，然后只喜欢这个理论，对所有其他理论就弃如敝屣。很可惜的是，不少大学教师也是持这种态度，也就是不少教师就只专注于一个（而且就只有一个！）理论，然后把其他全部理论原则上都视作“坏理论”或没用的理论。如同上文提到的，社会学中不同的取向彼此之间一定都会对话，所以我们会建议读者，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与不同的理论流派交流沟通。这样可以避免片面与盲从。上文提到经验研究与理论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对理论太过片面与盲从的话，由此而来的经验研究也必然会为之逊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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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11 从波普尔和库恩两人的“辩论”中可以得到的第二个结论则直接关系到接下来的章节。如果理论问题不是单单借由经验研究就可以解决的，如果经验研究的层次和理论研究的层次不是截然二分的，如果从上述亚历山大那个图表所清楚呈现的经验环境和形上学环境之间的连续统出发的话，那么显而易见的，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工作不会像波普尔或理性选择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提出日常陈述和法则，以及对日常陈述和法则进行证伪而已。社会理论还必须关心亚历山大图表中的“一般预先假设”所指为何。从经验方面的一般化，到将哲学的、形上学的、政治的、道德的基本态度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无所不包的诠释系统，这些全都涉及理论问题。任何属于社会科学世界的人，都不得不涉及所有这些层次的论证解释。只想局限在纯粹的经验理论中是不够的。［这里无须赘言的是，我们对于理论的理解方式当然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如前所述，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学者也许不会把本书接下来要介绍的理论视为“理论”。若读者想直接看看关于“什么是（社会）理论”这个问题的争论的话，可以把亚历山大的著作《1945年以来的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1945）的第一章，跟德国的理性选择理论领军人物埃瑟（Hartmut Esser）的著作《社会学：一般性的基础》（Soziologie. Allgemeine Grundlagen）的第三章与第四章，好好对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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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13 如果我们以广泛意义下的理论概念作为基础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以及理论的数量没有阻碍地任意增长，所以理论争论会一发不可收拾？答案当然是“不会”！因为，回到上述第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诸领域已表明，虽然理论是多样的，但对于研究的基本或核心问题是什么，学者的意见还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些核心问题进行确认也是可行的。我们相信，社会科学的理论可以说是沿着三个特殊的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什么是行动？”“什么是社会秩序？”“什么造成了社会变迁？”所有的理论家，不论是古典的社会学理论家还是现代的社会学理论家，都在探讨这三个问题。而且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说，这三个问题当然是彼此密切相关的。人类行动从来不是纯粹偶然的，而是会形成秩序，这些秩序会随着历史而变迁。就算以下将会讨论的各个理论家的著作对于这三个问题所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可能有些对行动的兴趣大过于秩序，或对社会稳定性的兴趣多于对社会变迁的兴趣，但这些问题仍然总会彼此缠绕在一起。这些问题让人们感到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几乎无可避免地会使理论家得出某些具有时代诊断意味的结论。因为，在每个理论家那里都可以发现关于社会行动、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的抽象概念，它们都会或隐或显地表现为他们对于当代社会现状、社会未来“发展路径”，甚至是社会过往状态的具体评估。分析这三个问题，不是单纯在装模作样或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引导我们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任务，而且也正是这个核心任务让社会科学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充满知识性、乐趣和吸引力。这个任务，就是去理解、掌握现代社会的当下，以及发现即将到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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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15 我们依此来规划以下章节的结构。我们的论断是，人们可以认为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就是不断在追寻关于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这使得从20世纪30年代起兴起了持续的辩论，这场辩论从一位伟大的美国社会学家那里得到了重要的动力，且后来的理论家，不论是否明显继承他、不论赞成或反对他，到今天都还是不断与他有关。这位学者就是帕森斯。由于他的著作对于现代社会理论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接下来的三讲都将专门讨论他。帕森斯著作的继承与接受的历史正好很清楚地教会了我们前文所涉及和强调的一件事：从以前到现在，社会学都绝不会轻易因理论方向的不同而分崩离析。社会学，是一个通过沟通、理性的争吵、分歧的争论，不断向前推进理论发展的学科。我们将在以下十九讲为各位读者仔细呈现的整个理论图景，便是以对帕森斯思想体系不断进行的回顾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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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17 我们将会为所有的读者尽可能仔细地指出，帕森斯怎么理解社会行动，怎么理解社会秩序，关于社会变迁谈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其他一些理论方向与之分道扬镳。其中也会为各位读者简短介绍一些最重要的学者、各个理论方向的奠基者，各位读者可以大概了解这些理论方向在哪些经验研究领域发展出了特殊的长处，以及显露出哪些短处。对经验研究比较感兴趣，或是要培养对经验研究兴趣的读者来说，与经验研究领域有关的理论可能会比较有趣。而这也再次表明了我们不断反复提到的一件事，就是理论和经验研究不是确然截然二分的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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