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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之间冲突性的经济需求的和解之道，不能局限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在这里经济方面的考虑从属于政治的强制力，于是经济分配唯有在一般性的分配正义框架中才有可能。但所有关于分配问题的讨论，都只探讨到个体在要求财富与权力时的潜在冲突而已，而没有指出整体结构底下还有一个统一性的基础。帕累托发现了这个统一性的基础，并且在他最后的分析中，这个基础就在“社会所追求的目的”这个必不可少的存在当中。也就是说，个体行动系统的最终目的是被整合起来的，并且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最终目的的一般系统。（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2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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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没有像帕累托和马歇尔那样，在经济科学中进行理论讨论。帕森斯认为，涂尔干根源于法国实证主义传统。涂尔干的早期著作还深受这个传统的影响，但他晚期的著作（几乎完全）跟实证主义断裂开来。涂尔干在他第一部作品中，将社会结构描写成某种个体必然得面对，且会对个体施加强制力的某种坚硬的、外在的东西。特别是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他提到了“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就像物质要素，也许甚至像遗传基因一样（读者这里可以回想一下帕森斯对于极端反智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说法），会限制和形塑行动。在讨论集体意识概念时，涂尔干才渐渐将社会事物与物理事物区分开来，凸显出作用于个体身上的各种不同的强制形式。除了自然法则造成的强制力、他人的暴力与权力所造成的社会强制力之外，涂尔干最后还清楚地提出了良知的强制力。良知之所以可以限制个体的行动，是因为个体会感觉到自己深受自己和社会的规范价值的影响，因此只能这样行动而不能那样行动。涂尔干通过他已多次深入阐述过的集体意识概念，以及通过经验观察，最终洞察出社会的、共有的规范和价值内化到个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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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涂尔干那影响深远的经验观察指出，因为个体的欲望原则上是无穷的，所以社会稳定性和个体的幸福两者的一个基本情况是，他们都应该根据规范来被加以管制。但是在这里规范（像是契约规则）所牵涉的不只是“外在的”管制而已。例如当人们进入一段契约关系，其实也就是直接构成了行动者的目的本身。……行动中的个体要素不再等同于具体的主体个人，而是主体个人要被视作不同要素的复合体。在手段—目的的框架中出现的目的要素，不是由“个体”所定义的，而是包含了“社会性质的”要素。对于涂尔干来说，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步，使得事实上涂尔干的理论与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之间出现了彻底的断裂。（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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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从实证主义出发，借着他对于价值现象的阐述，逐渐走近“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而韦伯的取向，帕森斯认为是完全相反的。帕森斯认为，韦伯源自德国特别强烈的观念论思潮，所以韦伯从来没有小看规范和价值的重要性。他的危险反而在于，可能会很糟糕地忘记了情境条件和手段对于行动来说有无比的重要性。韦伯的危险在于，他在他的行动类型学中，认识到，也命名了价值导向的（亦即规范的）行动，但从一开始他却特别强调“目的理性行动”这种（功利主义的）类型，因为他想抵抗观念论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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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韦伯方法论工作的早期关键阶段，就已经出现了作为他整个方法论研究出发点的概念，亦即理性行动类型。理性行动牵涉可以根据科学的一般化来加以证实的手段—目的关系。同时，对他来说，此意义下的理性扮演了一个核心的角色，不论是从方法论来说还是从实质上来说都是如此。特别有趣的是，目的行动概念所扮演的方法论角色，正好与观念论理论处在非常关键的对立关系。（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p.58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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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释了各个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之后，帕森斯得出了结论。他认为，他可以指出这四位相当不同的学者都迈向了他已清楚阐述了的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也即指出他们的研究汇聚在一起了。帕森斯指出了经济科学在帕累托和马歇尔那里进行了自我批判，帕森斯自己也对功利主义提出了批判，但不只如此，他同时也表明了，他和社会学对于人类行动显然有更好的理解，能够把实证主义和观念论结合在一起，并且将经济行动也一并吸收进来。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定义，亦即将社会学定义为一门研究行动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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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我们也就到了对于《社会行动的结构》介绍的尾声了。下一讲，我们主要讨论对这一部重要著作的一些批评，并且再进一步去问，帕森斯在1937年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有哪些理论取向影响了他后来进一步提出的宏大社会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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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三讲 迈向规范主义功能论的帕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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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在1937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由于内容的野心太大，因此也招致了无数的批评［对此读者们可以参阅Charles Camic, “Structure after 20 Years: The Anatomy of a Charter”，以及Hans Joas, Die Kreativität des Handelns, p.34ff.］。有一些批评意见是该书一出版之后就冒出来的，但也有不少批评是对该书有正确的认识之后才提出的。我们在上一讲已经提到，《社会行动的结构》不是一开始就被大家马上接受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对许多学者来说，与帕森斯辩论，对于他们解释和定位自己同样相当有野心的理论来说越来越重要，因此对这本书的批评也变得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广泛。接下来我们来为读者介绍对于后世的理论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性的一些批评，然后在这一讲的第二部分继续追问，帕森斯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试着通过他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来回应这些批评，甚至也许还预见了又冒出来的一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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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先去看对于所谓的汇聚命题的讨论，那么人们可以先提出一些基本问题。人们要知道，有一些针对汇聚命题的激烈争辩，不是单纯在吵关于历史编纂学的问题，亦即不是在争辩“谁对这些古典大师可以诠释得（稍微）比较好？”这个问题。毕竟帕森斯要做的是综合古典大师的理论。但如果这些争辩主要在于责备帕森斯，说他尝试重建社会学史的工作中有一些重大缺漏或是明确的误解，那么这种责备显然会动摇到《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核心论点的可信度，尤其是让他的声称，亦即说他的作品能（正当地）把古典大师的研究再往前推进，再也无法成立。所以我们必须用一些篇幅来讨论对汇聚命题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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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了说帕森斯对于四位“古典大师”的诠释并不总是很恰当之外，有的学者的批评意见针对的是帕森斯汇聚命题的具体架构，说他只关注到欧洲学者，没有美国学者。实际上，如果想到社会学在美国，比在德国、法国、英国，或是意大利，还要更早成为一门制度化的学科的话，那么帕森斯只关注欧洲学者的做法的确是有点奇怪。美国显然是率先设置社会学教席和出版社会学专业期刊的国家。但美国的社会学却对帕森斯和他的理论路子来说恰恰完全不重要。这件事该怎么来看呢？我们在上一讲褒扬过帕森斯，说他在20世纪30年代相当艰难的情境当中，不懈地将欧洲的社会科学家们“拱上王座”，而且他们就一直稳坐在王座上。但同时这也带来一个不太好的后果，就是帕森斯忽略了其他的社会学形成脉络，或是说在他的论证中对于其他的社会学形成脉络谈得相当简化，也多少有点扭曲。帕森斯回顾美国思想史时认为，美国都是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2）那一派功利主义、个体主义和/或进化论的思想家在称霸学术舞台，所以人们若想批判功利主义或之类的思想大厦，在美国是门儿都没有的。斯宾塞是英国人，他在美国无疑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很多追随者；帕森斯也在他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第一章前三页对他有一些讨论。但帕森斯说1937年之前美国的思想史完全笼罩在斯宾塞的影响下，这说法是不公平的。如果人们再去想一下美国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哲学，那么这种说法何止是不公平，而是根本就是错误的。因为这些领域中有很多相当出色的代表学者，像是米德、杜威（John Dewey）、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托马斯、帕克（Robert Park, 1864—1944），他们从来也不是功利主义或斯宾塞那一派的人。但帕森斯对他们只字未提，更遑论讨论他们相当有原创性、肩负着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行动理论（见本书第七讲）。如果帕森斯能对此有所讨论，必然能从中得到莫大助益。斯宾塞的思想也绝不像帕森斯所说的代表了美国的社会学。相反地，就像威尔森（R. Jackson Wilsons）一针见血说到的，斯宾塞在社会学或在其他相关学科当中，“与其说是大师，还不如说是替罪羔羊”（Wilsons, In Quest of Community, p.155）。显然帕森斯不这么想，所以整个否认美国思想史对他自己理论计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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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后来完全承认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与此相关的一些诠释上的缺失。但是他也只承认说，上一讲提到的价值内化方面，可以回顾美国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来进行较好的讨论。但此外帕森斯也不再多承认任何事。所以人们可以再想想看，为何他会如此坚持无视美国思想史的一些重要方面。他真的对此一无所知吗？还是帕森斯任教的哈佛大学，和聚集知名实用主义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的芝加哥大学（而且在1937年实用主义是很有影响力的）之间，背后有什么过节吗？之后我们处理与美国实用主义息息相关的“象征互动论”理论方向时，对此会再多谈一点，让读者再清楚了解这里提到的在帕森斯的汇聚命题中有缺失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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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过，连在欧洲思想家的选取方面，帕森斯的做法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很奇怪的是，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对齐美尔几乎只字未提，即便如他后来在该书新版前言中坦言，这本书原本计划有很长的篇幅专门讨论齐美尔，甚至1937年著作付梓的时候这个章节也提交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也自我批判地承认，他的确如上述那样忽略了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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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尤其是库利、米德和托马斯之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以及某种程度上在我随后的著作当中，被忽略掉的最重要的学者，也许就是齐美尔了。有一件也许还蛮有趣的事情是，我其实在《社会行动的结构》里撰写了一章专门讨论齐美尔，但部分出自篇幅因素，所以最后决定删除这一章。齐美尔更多的是微观社会学家而不是宏观社会学家，此外，我认为他不是与其他学者同一个层次的理论家。（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p.XIV, F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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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说他之所以忽略齐美尔，决定不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仔细讨论齐美尔，是出于篇幅考虑，以及觉得这位学者缺乏一个清楚的理论方向。说因为篇幅考虑，这还可以理解，但说齐美尔没有清楚的理论方向，就让人难以接受了。因为齐美尔明明就有一个精雕细琢的理论体系。只是他的理论不是基于人类个体的行动概念之上，而是奠基在个体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之上。也即齐美尔的讨论方式不是理所当然地以个体（功利主义导向）的行动作为出发点，并且像马歇尔和帕累托那样讨论规范和“最终目的”的意义。齐美尔的出发点更多的是人类最初的社会性，认为这个社会性来自人类在社会脉络中打从一出生便开始进行的交织性。以此而言，齐美尔当然承认规范和价值的重要性，但人们实际上很难将齐美尔视作一位“寻常的”行动理论家，也很难将齐美尔的著作进展描述为向帕森斯的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靠拢。若把齐美尔包含在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会危及帕森斯“精心策划的故事情节”。事实上，帕森斯自己在1979年一封写给他的追随者亚历山大（本书随后也会讨论这位美国社会学家）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件事。这也就是说，帕森斯之所以刻意忽略齐美尔，其实也是因为他刻意想把他的理论中的一些问题给隐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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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此之外，有问题的地方还在于帕森斯对马克思著作的讨论部分。帕森斯虽然没有像讨论另外四位欧洲大师那样专章探讨马克思，但他还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的两个不同的地方讨论过马克思。不过这些讨论都过于简短。有趣的是，之所以这么简短，是由于帕森斯出于建立自己的唯意志论行动理论的企图，把马克思诠释成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帕森斯对马克思的诠释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一方面被驱逐至英国之后，越来越致力于提出显然是在功利主义传统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另一方面因为马克思的德国出身，所以马克思也至少有部分内化了黑格尔的观念论思想体系。如果帕森斯正好认为他的行动理论就是要搭起观念论和实证主义（或曰功利主义）之间的桥梁（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486），那么显然地，他就需要仔细讨论这位在心中融合了观念论灵魂和实证（功利）主义灵魂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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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可以考虑将马克思放在英国功利思想的逻辑框架中来理解，虽然……他跟大部分其他的功利主义者有点不太一样。然而于此，他又将他的分析很大程度地与黑格尔传统中的“辩证”演化理论相关联。所以马克思架起了一座连接实证主义思想传统和观念论思想传统之间的重要桥梁。（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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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帕森斯很有道理地假设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很成功地将这些理论要素整合起来。然而尽管如此，就帕森斯自己的理论发展方向来说还是很有趣（如果不必要深究的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马克思这样一位对世界史有着如此深远影响的学者，没有成功地把所有理论取向真正综合起来。为什么马克思失败了？帕森斯没有为我们提供清楚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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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者，帕森斯假设法国的知识背景受到实证主义的支配，但这个假设也是值得商榷的。法国思想也许根本上是分化的（其实帕森斯也承认这件事），因为否则几乎无法解释为什么法国在约莫19世纪末期，如生命哲学这样的思潮会快速流行起来，以及为什么20世纪前半叶法国会如此热烈地接纳德国的理论传统（参阅本书第十四讲）。为了找出与涂尔干所提出的观点相似，且能支持自己理论路径（亦即特别强调理论和规范）的论点，帕森斯也曾至少回溯了法国17、18世纪的“德育”传统（对此，可参阅Johan Heilbron,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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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样地，帕森斯说德国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受观念论的影响，也是可批评的。之所以值得批评，不是因为他这个说法完全是错误的，而是因为“观念论”这个标签可能会使人们很草率地忽略掉在德国思想史中对行动理论来说非常有趣的思潮。诚然，在德国思想史的某个阶段经常提到“民族精神”“德意志之魂”之类的词汇。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知识分子会把这些词汇当作针对战争对手的斗争概念，并且说所有在德国可以发现的文化现象，都直接是一种“英雄精神”的体现。以此而言，帕森斯把德国主流思想传统的特色说成一种“流溢论”也不完全错，因为德国的确有一种思想方式，认为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不过表达了一种如“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的超个人的整体性。但是德国观念论哲学的基础，根本上是一种关于人类行动的观点，这种观点让人们有很好的理由，去质疑占据帕森斯理论核心地位的“行动参照框架”概念。像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就对某些行动形式有相当深厚的反思，而且这些反思是帕森斯的概念工具没有掌握到的。赫尔德认为有一种行动旨在表达自我，亦即一种表现行动，这既不是（像功利主义所想象的那种）理性主义的举止，也不是（像帕森斯所强调的）指向共同体或由团体所共享的那种规范。加拿大的社会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 ），借用德国的“表现人类学”，将赫尔德的表现行动概念诠释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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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活想成是在实现一种本质或形式，这就不只意味着把这种形式具体化成现实，而且也意味着用一种明确的方式界定了这种形式是什么。……人类在实现一个观念之前，不完全事先就清楚这个观念是什么；只有在全部实现之后，这种观念才会变得完全明确。所以赫尔德认为，我的人性是独一无二的，和你的不一样，而且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质只有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才能显露出来。赫尔德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尺度，就如同每个人对他人都有自己的观感”。这不只是说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不然赫尔德的说法就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了。毋宁是说，这种差异界定了我们每一个人想要实现的独特形式。于是首次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亦即是否一种既定的生命形式，是某个个体或某些人的本真表现。（Taylor, Hegel, p.1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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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这段引文的重要性有两方面（以下也可另外参阅Joas, Die Kreativität des Handelns, p.113ff.）。一方面，赫尔德和其他表现人类学（Ausdrucksanth ropologie）传统的思想家认为，行动不是一个在理性计划下，由事先被给定好的目的、功利观念等等所引导出来的，而是行动的意义是在行动中才慢慢对行动者显露出来的。但另一方面，行动也不是由社会规范引导的；行动更多地可以说是由内而外的，对于规范更多仅仅是遵守而已。读者不妨自己想想看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行动的例子，例如艺术作品的创作、优雅旋律的吟唱、借助身上的首饰来进行的自我美学展现，或是舞蹈律动等等。读者必然会承认，当我们在跳舞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或至少不只是为了）一个事先被给定好的目的，也不是仅仅在遵守什么规范。不过赫尔德关于行动者的自我表现行动概念，绝不是仅局限在美学形式而已。赫尔德总是明确强调，行动中的自我实现也需要有他人的帮助，或是在日子过得安稳和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尽管赫尔德的说法被一些相当自负、自称为“天才”的人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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