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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帕森斯的思想在我们刚讨论的论证步骤中，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者是根本上转变了。一方面，在识别媒介、讨论交换过程的同时，在《社会系统》中被帕森斯视作有特殊地位的文化系统被放弃了。帕森斯转而声称文化系统不是行动系统。文化系统的特殊地位被作废了，帕森斯后来认为文化系统就像其他子系统一样，只是一个普通的系统。此外，在讨论AGIL模型、随子系统而异的媒介的同时，他对系统的功能需求的理论解释，越来越有意运用生物学（如果读者们还记得的话，第二讲中我们提过，帕森斯一开始是在生物学系就读的），尤其是控制论（这是一种20世纪50年代对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产生具大影响力的控制理论），来进行表述。所以在讨论系统的时候，帕森斯会谈到控制论式的等级层次，以此来建立他的规范主义的功能论。就像调温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工具，会通过收集和处理信息来控制空调，以此调节室温，对大型能源系统进行根本性的控制一样，帕森斯认为AGIL模型也贯穿着控制论式的等级层次。每个系统的控制中心位于所谓的L领域当中，也即社会的价值或文化系统，控制了社会的其他子系统。根本上人们不该说AGIL，而是应该说LIGA系统，因为“模式持存”（亦即“潜存”）优先于整合，而整合优先于目标达成，目标达成优先于适应。这个控制论式的等级层次观念将帕森斯从《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就发现的价值中心命题作了精致的总结——至少帕森斯这么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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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批评者（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将会讨论的哈贝马斯，就是这种批评者中最出名的）便指出，这种“用系统理论的套路来融合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有问题的做法（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II., p.370）。哈贝马斯指出，帕森斯的理论原先“以行动理论作为优先的基本概念，结果变成以（功能论的）系统理论作为优先的基本概念”（ibid., p.357）。“由于四分的基础功能模型是从行动理论发展出来的……因此系统问题必须通过对行动的构成部分进行分析来解决。”（ibid., p.367）但是帕森斯却试图改造他的功能论的秩序理论，并不断进一步细化这个理论，这最终导致一个后果，就是行动越来越淡出帕森斯的视野，或者行动越来越被认为只是派生自系统的功能需求罢了。如此一来，他无法真的将行动理论和秩序理论加以综合起来，而是越来越偏好秩序理论，将行动理论弃置一旁。虽然帕森斯无疑试着在他各部著作中从行动理论推导AGIL模型，亦即试着指出，“行动参照框架”如何可以用系统理论来加以改写，似乎帕森斯与我们稍后（见第十一讲）会提到的卢曼不同，从未停止与行动理论建立关联；但是同时帕森斯的这些尝试并不特别有说服力，所以哈贝马斯批评帕森斯的作品渗透着系统理论的优先性，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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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倾向在20世纪70年代又一次被强化了（参阅：Action Theory and the Human Condition）。帕森斯试着借用四分功能模型将行动本身在极度抽象的层次上加以概念化。“行动系统”被理解为是一种由四个子系统所组成的合成物。这四个子系统分别是：“文化系统”，其功能是“模式维持”，亦即“潜存”（L）；“社会系统”，功能是整合（I）；“人格系统”，功能是目标达成（G）；“行为系统”，功能是适应（A）。而进一步来看，这个行动系统又不过是人类境况（condition humana）系统的子系统。帕森斯认为，这种人类根本生命系统当然又有四个需要满足的功能。其中，行动系统满足的是整合功能，生理化学系统满足的是适应功能，人类有机体系统是目标达成功能，帕森斯所谓的“目的系统”（telic system）则是满足价值维系功能，亦即满足人类生命最终的、超感的或宗教的价值。然而这时候已经很少有人会重视帕森斯的这串思路了。因为连许多他的拥护者都开始搞不清楚，为什么所有与社会学有关的事情都要套上AGIL模型，不懂这样做可以获得什么发现。而且帕森斯将某些现象归类到某些功能的做法，有一点任意、没什么说服力。（为什么人类境况系统中的行动系统，满足的是整合功能？行动系统到底整合了什么？）但这并非意味着帕森斯晚期的作品总的来说很无趣，也不重要。正好相反：在这一段创作期中，帕森斯至少提出了两个主题领域，这两个主题领域直到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读者应该至少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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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晚在1956年与斯梅尔瑟合著的《经济与社会》中，帕森斯觉得他已经成功解决了功能论的根本问题。在给出媒介的运作方式，并对四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交换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可以声称他反击了人们对功能论的批评，亦即批评功能论只是在描写静止状态而已。因为聚焦在这种过程之上的分析，就是在进行社会动力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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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帕森斯很快就承认，他的批评者不会满意这种说法。因为帕森斯和斯梅尔瑟事实上也都只是在描述社会系统内部的改变过程，而不是真的在分析社会系统本身的改变。社会基本上是如何变迁的，尤其是如何理解社会从“原始”社会变成“现代”西方社会的改变过程，帕森斯的这一套理论对于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太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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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帕森斯在20世纪60年代认真处理社会变迁理论时，他所处理的问题以及处理的出发点都相对比较复杂。因为一方面，从他的科学事业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从他第一本主要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的第一页开始），他很明显就是在反对斯宾塞那宏大的、进化论的、信仰进步的历史哲学思想。他在第一页引的句子“现在谁还在读斯宾塞？斯宾塞已经死了”（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p.1）就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并且帕森斯在该著作接下来的篇幅中（如同读者在第二讲已经看到的）又指出，帕累托比信仰进步的马歇尔更为优越；这等于又强调了他的立场，因为他认为在讨论历史过程时，帕累托抱持着实在论的观点，亦即非进化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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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时，反思了这种坚决的反进化论立场。因为一方面，社会学的一些邻近学科（尤其是非常经验取向的社会人类学）也开始对社会发展进行反思了。在美国的社会人类学领域正好从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一股值得注意的思潮，人们试着认真探讨斯宾塞和那个时候科学史的一些类似的“思维形式”，认为这些都还是有保留价值的（参阅：Knöbl, Spielräume der Modernisierung, pp.203—212）。当然那时候人们同时也都一致同意，在这样一种“崭新的”理论领域，向前探索必然要谨慎。因为人们不会直接采纳斯宾塞的持续进化论，也不会直接采纳他的命题，亦即认为人类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必然是线性地从简单的社会形态到复杂的社会形态。这些概念显然充满着信仰进步与高度种族中心主义的维多利亚时代精神，那时候盎格鲁-撒克逊人被认为处于创造的高峰。而美国，以及20世纪40—50年代国际上的社会人类学的想法则完全不一样，人们认为可以不用进化论的想法来思考演化理论。演化理论旨在探讨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不必然是“进化论的”。读者在这里可能对于“演化理论”和“进化论”两者会有点混淆，所以这里我们先来为读者补充一下达尔文的生物学知识。达尔文及其后继者谈的是演化理论，比如以偶然的基因突变或不同的天择等机制来解释，某种新的生命形式是如何出现的，怎么繁衍开来、存活下去，甚至取代了别的物种。在这过程中不存在什么必然性，没有（科学语汇常提到的）目的论，亦即自然不存在预先决定好的发展方向与目标。相反地，有些突变可能也会走进死胡同；发展是会中断的。达尔文的演化理论不是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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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们运用这种看法，亦即运用人类学与其他邻近的社会科学的特殊观点，那么可以问：人们能不能说人类发展有阶段，但不要同时认为所有民族都必然会依序经历同样的阶段，也不要认为西方社会从“原始”朝向“现代”的发展是必然（亦即遵循着自然法则）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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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就是在问这个问题。但很讽刺的是，美国的宏观社会学在20世纪50—60年代从帕森斯的理论背景下建立起变迁模式的时候，很显然就带着需要修正的进化论色彩。在这一讲开始时我们就提到了现代化理论，这个理论有部分就是借助帕森斯的“模式变项”来建立变迁过程的模型。其命题多半是：宏观社会学的变迁过程，一开始是“简单的”社会形式，其中的行动导向是特殊的、出自个别具体原因的，也没有明确的角色期待，然后随着时间流逝变成复杂的社会形式，其中行动类型是具有普遍性与成果导向的，也具有明确特殊的角色准则。简单来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见本书第十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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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观点类似的是，帕森斯认为社会变迁过程是单面向的，他正好就是在讨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不同的行动取向的复杂混合，以及其中不同的角色期待。在他的观点中传统与现代的简单对立是明摆着的。不过这也意味着，在面对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及其优势地位时，他的确受到了现代化理论（虽然是非常粗浅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并发展出他自己的关于社会变迁问题的理论观点。在这之前他几乎仅专注于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的研究，社会变迁主题一直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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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令人意外的是，帕森斯在进行这个理论工作时，又援用了他的四分功能模式。同样不令人意外的，不少读者和评论者认为这种做法非常随意、令人不满。然而有趣的是，帕森斯在《社会》（Societies, 1966）和《现代社会系统》（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1971）这两部著作里提出的一些基本观念，直到今天都还是人们进一步反思社会变迁时的重要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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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的基本观点，是将社会变迁描述为多面向的，也就是描述为四个面向的，并且声称，社会发展在所有他区分出来的四个基本功能领域中都会发生。读者们可以回想一下AGIL模型，帕森斯在这里的命题意味着社会变迁和发展在适应领域（A）是有可能的，帕森斯称之为“适应性的升级”，意指社会有可能会逐渐学习去适应自然环境、更好地运用资源等等。在目标达成的功能领域当中（G），帕森斯认为，变迁过程是可能的，人们可以称之为“分化”，意指社会为了处理各种问题，内部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发展出劳动分工，会有越来越专殊的制度以满足越来越专殊的功能。斯宾塞或其他类似的学者在谈到社会形式从简单发展成复杂的时候，也已经运用过分化概念。不过他们与帕森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就只强调分化，并且他们关于变迁的设想是单面向的。在整合功能领域中（I），帕森斯将变迁趋势称为“涵括”，然后借这个概念指出，社会可能越来越会将政治和社会的国家市民法赋予居民，以此让其中的居民能作为正式公民而被整合进（政治）群体当中。如同各位读者可能知道的，政治权利的分配，例如赋予选举权，是通过长时间且频繁的争取得来的，而且在许多国家直到近年来才获得暂时性的结果。在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直到今天人民都还没有被赋予这种社会权利。也就是说，实际上不是所有人在他们所身处的社会中都是完整意义上的公民。连在美国，非裔美国人的权利被承认之前，他们的市民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也都是一个话题。帕森斯就经常讨论这个话题（参阅：“Full Citizenship for the Negro American?”）。最后，在“模式维持”或“潜存”（L）的功能领域中，帕森斯认为可以观察到一个被他称作“价值的一般化”的过程，因为在这个功能领域中，特殊的价值观念会转化成普适的价值观念。宗教和政治的长久变革即属于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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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在进行这些抽象讨论时，谈到了将西方社会形式引向“现代”的某种世界变革系列史，以此将抽象的讨论与有具体内涵的命题相联结。即便如前文所述，帕森斯原则上遵循着多面向的变迁理论，但同时显然他也正是根据这个分化过程，推导出“某种世界变革系列史将西方社会形式引向现代社会”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帕森斯认为，人类社会一开始是一个相对没有分化的状态，接着经过了若干革命性的阶段，然后从欧洲产生剧烈、快速的宗教与政治变革开始，出现了功能领域的日益分化。工业革命即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让经济系统最终从“社会共同体”产生出来。或者帕森斯也说：经济是通过工业革命而分化出来的。最初出现在英国，然后17、18世纪也随后出现在法国和美国的民主革命，则让政治分化出来。20世纪50和60年代特别在高度发展的社会——如北美和欧洲——出现的教育革命，让“信托系统”，亦即文化系统，分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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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这些帕森斯的理论命题，当然也遭受了众多批评。首先又一次受到指责的是，帕森斯太过任意地将分化过程归类到“目标达成”这个功能领域。人们可以质疑，教育革命是否真的与“信托系统”的分出有关。帕森斯这一整套的功能主义的秩序理论，在很多方面都被人指责太过任意。当然，对我们来说，另外一个根本上很难反驳的批判更值得重视，也即，在帕森斯整个变迁理论当中，他所推导出来的变迁过程四面向没有因果性的内容，也就是说他所谓的“适应升级”“涵括”“价值的一般化”“分化”这四个过程，并没有解释任何事情。如果读者们对分化概念再思考一下（20世纪70年代，在继承了帕森斯思想的社会学的变迁理论当中，分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能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分化概念只是在描述一个改变过程，只是在说“喔！有东西分化出来了！”但并没有指出这个改变或分化的原因。我们还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许多帕森斯理论的批评者问得很有道理：到底是谁，或是说哪些行动者、哪些团体之类的，推动了这一整个过程？谁该为“适应升级”“涵括”“价值的一般化”负责？此外，还有一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帕森斯的演化论取向最终仿佛假定了一个一帆风顺的历史前进过程。在帕森斯描述的过程中，冲突和斗争都或多或少被粉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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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们在进行各种批判的同时，不能忽视一件事，也即帕森斯借由他那原则上相当多面向的社会变迁理论，的确成功明显改善了上述的变迁概念的某些缺陷。一方面，他的演化理论不是进化论：帕森斯绝不认为所有社会都必然沿着西方国家所指出的道路前进。没错，他是谈到了“演化共性”，亦即谈到了一些至今只在西方社会才完全实现的制度，像是理性科层制、市场经济、理性主义的法律系统和民主政府形式，认为这些制度只有以现在这种方式来安排才是最适当的，而且这种安排方式下的制度比其他制度安排方式都要好，因为这样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也就是说，他的确最终在内心深处还是有着西方社会优越性的信念。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别的社会形式也是可以有其一方天地的，或是社会可以跳过某些演化阶段。所以他的观念还是明显胜过斯宾塞以及与斯宾塞同样处于维多利亚时期的那些人所抱持的单一线性历史观。而且还有一件事，表明了帕森斯与斯宾塞和其他变迁理论家的不同之处，且因此值得再次清楚强调，就是帕森斯的变迁理论是多面向的（虽然在他的论述当中，分化过程比起其他三个过程来说显然更为重要）。借助这种原则上相当多元的取向，帕森斯能够描绘出多种多样的历史发展图像与现代性图像。其他的理论竞争对手，或甚至一些号称是帕森斯拥护者的现代化理论家，所描绘的图像反而还没有这么多种多样，他们都只是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粗糙地二分开来，以此过分简化了社会现实与社会动力。帕森斯的历史发展图像与现代性图像是非常分化多样的，而且也很符合现实；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一生最后所致力于研究的主题：宗教。关于宗教，帕森斯表现出不可思议的远见，并且他所作出的预测，也比他同时代的人都要更为准确。我们最后来对此进行简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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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帕森斯最后的一本大部头著作，是一本在1978年出版的以《行动理论与人类境况》（Action Theory and the Human Condition）为书名的论文集。其中，他致力于宗教问题。这本书在讨论帕森斯的大部分二手文献中都完全被忽略了，但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本书相当特别，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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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帕森斯对于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诠释，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甚至是今天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的看法都不一样。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性的成功、现代社会的形成，是借助市民权与自由权、法治国家的保障、民主制度的成就而来的。这根本上与宗教，比如说基督教，是对立的。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最初兴起自常批判宗教的，甚至持无神论观点的启蒙时代。反对宗教非理性的启蒙时代，必然会实现了，并且能够实现承传至今的民主价值。启蒙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它会不断进一步击退宗教，造就人们所谓的世界的“世俗化”；宗教价值有朝一日终会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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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极力反对这种看法。他的许多见解是非常有道理的。虽然我们在这一讲没办法详细证明这件事，但还是可以提出几点说明。帕森斯在《行动理论与人类境况》中详细指出，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深刻影响了培养出启蒙思想家的西方世界。大多数时候，启蒙思想家与宗教的正面对抗并不明显。因为像“包容”、所有人之间的兄弟情谊等观念，对基督教来说并不陌生，这并不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创造出来的观念。还有个体主义，我们今天都很习惯将之视作一种纯粹的世俗概念。但就像韦伯早就注意到的，个体主义某种程度上根源于新教教派［可以参阅帕森斯的《行动理论与人类境况》中的一些文章，例如：《基督教》（“Christianity”）以及《重读涂尔干论宗教》（“Durkheim on Religion Revisited”）］。如果帕森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甚至像人权也完全起源于宗教的话（参阅：Joas, “Das Leben als Gabe”），那么我们不妨可以想想看，在世俗化的，而且也许还在不断世俗化的现代欧洲社会中，是不是有理由通过一些制度来保护宗教的生存空间，而不是通过法条措施或法律决策弱化宗教。帕森斯的文章至少可以提升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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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甚至试图纠正时下流行的关于势不可挡的世界世俗化的命题。因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命题都有显著的欧洲中心主义特质。如果现代社会中的宗教真的衰退了，那么这个命题也只在欧洲是如此，因为美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或是这个命题在地球上的其他宗教生活仍相当蓬勃发展的地方也完全不适用。帕森斯的贡献在于他在不同的论文中指出，宗教活动并没有变弱，而是一如既往。如果人们有个印象，觉得世界不断在世俗化，那这也是基于错误的观点。在许多地方，比如在美国，宗教并没有直接消失，而是不断在转化，比如宗教价值仅仅只是改头换面成世俗的形式（例如兄弟情谊和个体主义）而已。帕森斯指出，世俗化常常被诠释成宗教全面衰落了，世俗价值已经取代宗教价值了，但这种诠释是有问题的。其实还有一种说法，至少也有同样的说服力，只是很少被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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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世俗秩序也许会变得很像由某种宗教，或由广义上的宗教所提供的规范模式。（Parsons, Action Theory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p.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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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在20世纪70年代要求人们换一种视角来看待常不断被提到的世俗化过程。这种视角怎么看都与今天惯常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的观点是相违背的。但今天惯常的宗教社会学观点对当代社会的判断常常是很有问题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许多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一般的世俗化理论，其实一出欧洲就会完全不适用。如果人们回头去检视帕森斯那几乎为世人所遗忘的晚期著作，想必对此可以提出一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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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我们已经到了讨论帕森斯的这三讲的尾声了。读者们可能已经慢慢感觉到，帕森斯这一生的著作是多么令人钦佩，而且在他之后，也很难再有像他那样复杂的理论了。如果读者想再次简短回顾他的所有著作，可以参阅：《帕森斯》（Voctor Lidz, “Talcott Parsons”）。如果想仔细钻研帕森斯的理论的话，有两部著作值得推荐：《社会学的理论逻辑》（Jeffrey Alexander,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第四卷；以及德语学界当中最好的一本书：《行动的秩序》（Harald Wenzel, Die Ordnung des Hande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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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著作都对帕森斯的大胆进取深表赞同，对他思想的内在逻辑有深刻的描写和领会。不过，如各位读者已经知道的，人们对帕森斯的著作也常常抱着商榷态度，而且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批评帕森斯的人远比拥护帕森斯的人多得多。不过，我们要先向各位读者预告：虽然我们在随后几讲会指出，后来的社会学家如何辛苦地致力于研究帕森斯的理论，但我们在这里想再次总结一下对帕森斯所有著作的主要批评。有一些批评完全出自政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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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点我们提过很多次了（因为这个问题经常出现），所以不需要再重复解说了：总的来说，帕森斯显然没有成功地将他的行动理论与秩序理论整合在一起。功能论与他的行动理论并不匹配。他没有成功地将行动理论与功能论综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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