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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所谓的“破坏性实验”(我们等下就会对此多谈一点),可以彰显“实践行动的形式结构”(Garfinkel and Sacks, “On Formal Structures of Practical Actions”, p.345)或所谓实践行动的“语法结构”(Weingarten and Sack, “Ethnomethodologie”, p.15),而且这种结构比帕森斯致力于讨论的规范参照层次或规范争论层次还要更深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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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加芬克尔的战友则对“其他的世界”展现出极大的兴趣(舒兹也对此很感兴趣),尤其是非西方文化,以及那里可以观察到的另外一种理性。因为正是通过比较,可以凸显出西方文化及其生活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时,对其他生活形式与理性形式进行研究,是一件相当时髦、相当流行的事。但这个风潮很快也引起了很有问题的相对主义之争,亦即在争论科学知识是否能够允许自身声称比其他知识还要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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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先来讨论破坏性实验。加芬克尔给他自己和他学生的一个任务,就是在一种实验性的情境中刻意偏离人们通常会期待的、“正常”的行为,以此来发掘日常行动中的潜藏结构。这个研究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例如,加芬克尔安排了一场国际象棋赛,在这场棋局当中,一边是对这场实验一无所知的受试者,另一边是坐到受试者对面跟他下棋的实验者。然后,实验者故意系统性地破坏棋局、捣乱,比方突然推倒自己的棋子,或是突然挪动对方的棋子等等。几乎所有的受试者都会觉得莫名其妙,而且同时我们的实验者随即就可以发现(这也是对社会学来说最有趣的),受试者会马上想把情境加以正常化,也就是试着对这个莫名其妙的现象提出一个正常的解释,好让他自己搞懂实验者的行为,并且随之告诉实验者正常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受试者可能会把整个情境当作是在开玩笑,或是觉得实验者是不是在用另外一种什么奇怪的规则在下棋,所以他不是在下“国际象棋”而是什么其他种类的棋,或是实验者是在下国际象棋,但想搞什么把戏(只是笨手笨脚搞砸了),又或者是这场棋局根本只是一场实验,所以根本不是“真的”棋局之类的。对于加芬克尔来说,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实验中得出一种理论看法,即:不只是这场可以说是假造的棋局,而是在整个惯常的日常行动当中,我们几乎都会竭尽全力试着将不寻常的、令人手足无措的、难以置信的他人行为进行分类,然后将之视为正常的,“以把观察到的行为视作是一种合理而正常的事件的其中一例”(Garfinkel, “A Conception of ”, p.22)。我们总是会为对方偏离常态的行为提供(甚至是硬加上)一个可以接受的、可以理解的解释。我们彼此都会完全不由自主地把我们自己行动的意义合理性与可理解性拿来当作参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执行行动时,都会主动呈现出常态性,为我们自己确保我们世界的常态性,用我们信任的诠释框架来归类那些偏离常态且让我们手足无措的事件,以此来解释那些事件,把那些事件给解释清楚。以这种日常生活中主动的常态性呈现为基础,加芬克尔和常人方法论者认为,我们遭遇的现实不是自动就摆在那里的;毋宁说,现实是一种“反思性的活动”(Mehan and Wood, “Five Features of Reality”, p.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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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文献中常提到的破坏性实验,读者自己也可以简单试试看;这种实验与我们行动的身体性有关。行动不只是一种心灵上的活动,也是一个手势、面部表情等发生变化的过程,因此,身体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同我们从米德和象征互动论那里所学到的那样。在互动当中,比如互动参与者之间适当的身体距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距离会随着不同的文化而有所不同。我们会依着直觉与根据不同的情境来与和我们谈话的对方保持身体距离。而我们可以用破坏性实验来清楚找出这种距离。如果我们在买东西时,和老板靠得太近、鼻尖都贴在一起了,这老板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他一定会马上退后一大步,以和我们再度保持“正常的”距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日常谈话中,坚持要与和我们谈话的对方保持3.5米长的距离,但这种过长的空间距离却是没有必要的,那么对方一定也会觉得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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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是在一般的距离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常态化的努力也会马上浮现出来。比如在大城市每天挤公交车或地铁时,我们都会体验到这种情况。挤公交车或地铁时,我们文化中所认为的一般距离自然会受到损害。我们的脸可能会与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贴得只剩几厘米的距离,刹车时手臂或手可能会与他人的下半身或胸部离着“很危险”的近距离。这种极近的距离一般都只有在亲密关系下才会被允许。但我们在搭乘地铁时,当然不是在和别人进行亲密行为。所以在这种不得不人挤人、彼此之间实际上也没什么亲热意图的情形中,我们都会试着将这种情况加以常态化,排除亲热的意涵。例如,当我们在挤地铁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鼻尖贴近得只剩两厘米的距离时,绝不会还盯着对方的眼睛看,而是会望向别处,看看天花板或干脆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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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想再多介绍一下破坏性实验,看看加芬克尔的方法是如何受到舒兹思想的影响与启发。加芬克尔从舒兹和他的分析中得知,人类在日常彼此的交往活动当中,对于重要的行动面向和情境面向,彼此都会有一些大致的共识。也即当人们遇到某人、和某人交谈时,人们会习惯不去呈现出自己生平的一些特殊的个人面向,而且,双方都会以同样方式参照同样的情境,以此为基础来进行互动。这听起来有点复杂,所以我们用加芬克尔和他的合作伙伴进行的一项实验当作例子来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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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芬克尔的一个学生(实验者,以下简称E)拿她丈夫来做实验(亦即她丈夫是受试者,以下简称S)。实验情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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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周五,我先生跟我在看电视。我先生说他累了。我问:“多累?身体累,心累,还是只是无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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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不知道,我猜主要是身体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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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你是说你肌肉酸痛?还是骨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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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我猜就那样。不用那么较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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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又看了一下电视之后)“所有这些老电影的套路都是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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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你的意思是?你是说所有的老电影,还是一些老电影,还是就只有你看过的老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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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你是咋回事?你明明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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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我希望你说得更仔细一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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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有病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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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finkel,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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