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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的“文化呆瓜”，意指在“社会学家的社会”当中的人，顺从着一般文化提供的事先建立好的、合法的行动选项而行动，以此生产稳定的社会特质。（Garfinkel, Studies in Ethnomethology,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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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呆瓜”这个词所针对的，是帕森斯理论当中的行动者被认为没有真正的自我主动性，面对规范和价值都没有自主性，仿佛行动者如被他人控制般盲目尊崇既有的规范似的。帕森斯不允许他的行动者对内化了的规范和价值进行反思。加芬克尔指责帕森斯的理论，将价值与规范描写成仿佛固定的、具有因果作用力的物体一般，行动者必须服从，且最终也会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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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项指责是正确的，那么帕森斯与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所批判的立场之间的距离也就很危险地离得太近了。帕森斯指责实证主义缺乏行动理论，亦即夺走了行动者所有的自由，行动者被呈现为被环境或遗传天赋所驱使的东西。也就是说，帕森斯指责实证主义缺乏人类行动的自我主体性面向。而加芬克尔认为，帕森斯的行动模式和实证主义的行动模式根本没有不同，因为实证主义的环境和遗传天赋，与帕森斯的规范和价值根本没两样。实证主义和帕森斯都忽略了行动者的反思能力与再三思考的能力。加芬克尔怀疑，帕森斯的行动模式是否根本无法理解现实的日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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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芬克尔之所以批判帕森斯的理论不是真正的行动理论，而是顶多只是一个行动配置理论，是因为帕森斯没有真的填补行动动机与行动执行之间的“空间”。相反地，加芬克尔对一个问题展现出了极为显著的兴趣，即行动在事实上到底是怎么进行的。于此，我们必须通过经验研究才能知道，行动者实际上拥有哪些知识，其行动可以追溯到哪些知识构成，行动者如何运用知识，好让社会集体行动得以产生（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上面西库雷尔的引文）。在此意义上而言，加芬克尔认为应把行动者视作“知识渊博的行动者”，并将行动自身视作“无尽的、不断进行着的、偶然的成就”（Garfinkel, Studies in Ethnomethology, p.1）。不消说，这不只跟帕森斯保持距离，也跟新功利主义及其谈到的（固定的）功利计算与偏好保持距离。正是因为加芬克尔不认为行动会如帕森斯所说的笔直地沿着规范进行下去（参照前述加芬克尔对于陪审团判决过程的研究），因此常人方法论者将帕森斯的规范决定论改换成行动者的“规范可解释性”（normative accountability）概念。意思是，当行动者的行动与规范有关时，行动者可以以事后回溯的方式顺畅地解释他为何会这样而不是那样行动，但他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动不能等同于他实际上的行动过程。因为不论是帕森斯主义还是新功利主义，都没有注意到，甚至完全忽略了再三思虑的过程，也忽略了行动者往往事后才试着为行动赋予意义，因此常人方法论始终都怀疑这些理论的解释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Heritage,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logy,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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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帕森斯对于规范的强调之所以是不足的，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明确说明，行动者究竟是如何理解规范的。帕森斯总是预设，人们就是可以理解镶嵌在规范当中的语言或其他的象征系统，然后就没有追问，为什么不同的互动参与者在具体的行动情境当中，可以对同样的规范意义拥有同样的理解。帕森斯（当然也不是只有帕森斯）没有打磨出一套语言理论以解决这个不足之处。也许他根本没有认识到一个问题，即规范从来都不是清清楚楚的，规则常常都是非常模糊的。加芬克尔认为，人们绝不能预设，规范的内化自然而然就会带来行动的协调。比如“打招呼”这件事就是个好例子。我们社会中有一个规范或规则，就是遇到熟人时要打招呼，并且对方随即也要回应。但就算我们都已经内化了这个规范，我们关于这个规范的知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并没有太多帮助。因为，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实际运用这个规范，我们还必须能够清楚区分，我们对谁要怎么打招呼——哪些是熟人，哪些不是；哪些人只是点头之交，哪些人我们不用打招呼或甚至不应该打招呼（比方路上不认识的怪咖），我们又是应该如何跟超级好的朋友热烈地打招呼，而且跟单纯认识的人或甚至完全不认识的人打招呼的方式还不一样。就算是遵守一项简单的打招呼规范，也需要许多关于“边缘条件”的知识。人们必须具备所有这些知识，才能够让规范实际“活着”，亦即才能够真正实现规范。帕森斯几乎没有讨论这件事，规范如何被解释的问题他也从来没有真正分析过，而且他的角色概念在这里也没有太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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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后，加芬克尔与常人方法论者也批判帕森斯，将秩序问题放在一个错误，或相对肤浅的议题层面。他们的论点是，不是只有行动者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秩序才是值得提出的问题。帕森斯在他关于霍布斯问题的讨论当中指出，在严格的功利主义前提的基础之上，社会秩序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不受规范的利益对立会造成无止境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唯有规范，才能解释为什么人类共同生活可以是稳定的。相反地加芬克尔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秩序在与既存的利益分歧没有关联的情况下总也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因为互动中的行动者一直都会（在没有明显关联上规范的情况下）相互确认对方行动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互动中的行动者总是可以很快确认对方的语言表述是否可理解的，并确认行动是否可以继续衔接下去，而在其中可以完全没有出现帕森斯不断强调的规范。在规范成为议题之前，行动者之间就已经主动建立起某种类型的信任（信任也正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规范并不真的决定行动的过程，也并不真的会将行动过程加以结构化（可参阅上述加芬克尔对帕森斯的第一点批判），所以帕森斯不断强调的价值与规范的内化根本就不是社会秩序的关键支柱。人们还必须寻找让人们在现实日常生活中获得某种保证的更深一层的机制。因为有这些机制，现实中的日常生活才会明显与规范相关联（这里可以再参阅上述西库雷尔的引文）。人们必须从不同于帕森斯所猜想之处去寻找社会秩序的真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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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点对帕森斯理论的批判（但其实不只是针对帕森斯的理论，而是也针对其他大多数社会学取向）听起来也许有点抽象。但读者在这一讲之后就可以读到比较清楚的解释，因为我们将会为各位读者介绍加芬克尔和常人方法论的一些经验研究。不过首先我们要先简短地驶入理论航道，介绍一下常人方法论的理论体系究竟建立在什么样的哲学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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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讲提到了，常人方法论和象征互动论这两个被称作“诠释的社会学”的理论流派，都源自现代哲学思潮。互动论有其美国实用主义的基础，而加芬克尔及常人方法论者则主要源自兴起于德国的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Er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对于常人方法论来说，这个哲学思潮的魅力特别在于，它发展出了一种概念，其主旨之一在于发现在人类行动与人类知觉当中理所当然到不被注意到的事。常人方法论的目标正好也是试图让自身的文化加以陌生化，以此发现其潜藏的结构，所以当然也就热烈拥抱这个哲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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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现象学的胡塞尔，1859年生于当时属于奥匈帝国、今属于捷克的摩拉维亚，曾任教于哈勒、哥廷根，并自1916年起任教于弗莱堡，1938年逝世。现象学的主旨在于揭示我们的意识结构，也就是去研究我们如何意识某对象物。这乍听之下不太有趣，但事实上却是很好玩的东西，并且带来了深远的后果。胡塞尔尝试将现象学建立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其主要在解释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自然主义心理学或实证主义心理学的一些公理。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心理学将意识设想为被动的，仅在处理感官资料而已。胡塞尔认为，这些心理学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意识自己也会发挥作用，亦即将资料赋予意义。胡塞尔的这个观点，有点像我们第一讲引用皮尔士的文句时提到的，任何知觉都必然无可避免地会受到理论的引导。姑且不论这些不同的理论方向的确有一些关联，胡塞尔在这里说的具有建构性的意识作用，也许可以用两可图来当个简单的例子。同一张图，观察者用不同的关注角度，就会看出完全不同的东西，因而得出不同的意义。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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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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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注视方式来看，人们会看到一个高脚杯；但用另一种关注方式来看，就会看到两张面对面的侧脸。也就是说，知觉会随着关键的意识作用而建立起来，所以读者们在看东西时，并非不带预设。但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实验的、奇妙的两可图之类的例子是如此。胡塞尔还进一步强调，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知觉基本上都基于这样一种意识作用之上，而且也仰赖这种意识作用。比如（这也展示出胡塞尔的研究方法相当有魅力的地方），在讲堂课或讨论课上，老师高举一本书，希望学生能把老师推荐的这本文献放在心上。学生知觉到这本书，但事实上学生并不是“看到”书。学生可能远远只看到这本书的封面而没有看到背面，甚至连封面都没有看仔细。学生观察到的只是一个平面，可能这个平面是有颜色的，上头印了一些学生可能读得懂的字。但就这样而已。所以学生“看到”的并不真的是一本“书”，而是学生的意识在知觉中把所看到的图像具体化成一本书，具体化成一个有背面、有很多页数、摸得到、拿得到、能够阅读的感官对象。一本书之所以对学生来说会是一本书，是因为有一连串无意识和自动的心理运作与作用。此外，学生以前已经碰过书，知道书看起来长什么样、摸起来是什么感觉，这些经验也对心理的运作与作用很有帮助。胡塞尔努力想要做的是，揭露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知觉世界或在进行行动时，早已经在运作的意识作用。胡塞尔将之称为“自然态度”（natürliche Einstellung）。胡塞尔的现象学的任务，就是要去分析客体如何在自然态度中被经验到。为了进行分析，现象学必须和自然态度保持距离，必须进行胡塞尔所谓的“现象学还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觉得一本书就是那个样子：但现象学家要仔细分析，我们是如何把一本书看作一本书的，一本书是如何在我们的意识中显现为一本“书”的。这也是加芬克尔之所以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特别感兴趣的原因。因为胡塞尔试图打破与凸显我们日常的知觉模式，而加芬克尔也是想将我们的世界加以陌生化，以说明其内在结构，并进而论证面对世界时的“自然态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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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的现象学在哲学史上的影响相当深远。他对20世纪的很大一部分德国哲学影响甚巨。受他影响最大的当属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而在经过复杂的引介过程之后，20世纪30年代开始胡塞尔在法国也有极大的影响力，有些哲学家，如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也都特别钻研过某些现象学的观念，并且随后与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联结在一起。法国的存在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潮，特别是在西欧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但影响加芬克尔的倒不是法国存在主义，而是奥地利的一位银行业务员兼社会理论家，舒兹（Alfred Schütz, 1899—1959）。舒兹在1939年因为躲避希特勒，因此从欧洲流亡到美国，并且最后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任教。舒兹从一开始就对行动理论的基本问题很感兴趣。在他于1932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 Eine Einleitung in die verstehende Soziologie）中，他特别与韦伯的行动概念进行对话，想把行动概念从他认为过于狭隘的、理性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舒兹给自己设立的任务比韦伯还要明确，就是借用胡塞尔的观念，剖析对于行动者来说意义是如何构成的，他人的理解是如何得以可能的。舒兹一辈子都在讨论这些问题。他注意到胡塞尔晚期著作所讨论的一个议题和概念，这个概念最晚在20世纪70年代有极大的影响（读者们在之后讨论哈贝马斯的章节当中就会读到）。这个概念就是“生活世界”（Lebens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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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在他最后一本较有篇幅的演讲论文集，出版于1935年的《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中，严厉地攻击自然科学日益扩张的威胁及其在整个西方思想当中显著的霸权。在对从伽利略到笛卡尔的整个自然科学的批判重构中，胡塞尔注意到，自然科学最初起源于感官世界，亦即起源于实际知觉到的世界，但后来自然科学家及“其”哲学家不断将世界加以数学化、数学意识形态化、抽象化，使得这个起源越来越被排挤掉了。甚至连心理学，也出现把心理事物收编进数学意识形态、抽象化的趋势（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p.69）。胡塞尔认为，相对于这种收编，“日常的生活世界”是一个“被遗忘的自然科学的意义基础”（ibid, p.52）。我们应该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解释（某种程度上也是复苏）日常的生活世界，以及所有其他整个行动脉络。胡塞尔所谓的“日常的生活世界”，或者“生活世界的态度”，跟上述的自然态度谈的是同一回事。“生活世界”某种程度上与（自然）科学的宇宙完全相反，它指的是我们不会去追问、不会想到要去反思的朴实的世界情境。它是我们整个日常行动的基础，我们唯有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对其提出问题。胡塞尔是这么说的（其说法与自然科学的思维形式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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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存的生活世界的存在意义是一种主体的产物，是有所经历的、先于科学的生活的成果。世界的意义与存在有效性都以其作为基础而建立起来。也就是这个世界，对于有所经历的生活来说才是真正有效的。至于“客观为真”的世界，科学的世界，则是基于先于科学的经历与思想，基于让世界具备有效性的体会与思想的成果而来的更高阶段的产物。（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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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行动者总是身处其中的这个“生活世界”，是过去世代、我们的祖父母与父母的行动与经历的结果，是他们造就了对我们来说如此理所当然的世界，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至少不会去追问其基本结构的世界，一个构成了我们行动执行的世界。“生活世界”是我们所有行动与知识的基础。（如果读者们对胡塞尔的作品感兴趣的话，我们推荐一本轻薄短小又深入浅出的著作：Werner Marx, Die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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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世界变成一个可以用于社会学的概念，则是舒兹的功劳（关于舒兹这个人及其作品，可以参阅：Helmut R. Wagner, Alfred Schütz.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以及Ilja Srubar, Kosmion. Die Genese der pragmatischen Lebenswelttheorie von Alfred Schütz und ihr anthropologischer Hintergrund）。他在无数的论文，以及一本原本只是不完整的遗稿，但后来由他学生卢克曼（Thomas Luckmann, 1927—2016）整理成书出版的著作《生活世界的结构》（Alfred Schütz und Thomas Luckmann, Strukturen der Lebenswelt）中，不断探讨生活世界概念。舒兹致力于阐明日常知识的结构。他将日常知识视作生活世界的核心构成部分，而生活世界是一种“现实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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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醒且正常，处于健康的人类知性态度的成人来说，这个现实领域就是已然存在的。我们会用已然存在来指称那些我们体验当中觉得不成问题的事物，那些一时半刻我们不觉得有问题的事情。（Schütz and Luckmann, Strukturen der Lebenswelt, Bd. I,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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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兹仔细讨论了对他人的理解、对他人行动的理解是如何顺利进行的。人们会用典型化来进行理解，例如将之归类到典型的动机、典型的身份，指认为典型的行动——亦即回溯到一些理所当然的社会说明模式，好能弄懂他人的行动。也就是说，理解是一个非常需要有社会前提的过程，我们必须回溯各种由生活世界提供给我们使用的说明模式。即便是我们无法马上说清楚的事，我们也会试着在日常生活中用典型化的范畴来加以掌握，亦即我们也会试着将之正常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整个行动执行，都是要让我们眼前的世界不会出现可疑之处。我们将会看到，就是这一点触动了加芬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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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很依赖典型化，所以我们的行动可以说都是在熟悉的和理所当然的“视域”中进行的。我们只是有一些知觉模式和行动方式可用于非常不同和特殊的情境，因此我们也不会去追根究底。但同时也有一些情况，比如白日梦、狂欢、濒死体验、科学的理论态度等等，让生活世界变得不再理所当然，在那里突然出现另一种现实或让人想到还有另一种现实可能性（Schütz and Luckmann, Strukturen der Lebenswelt, Bd. II, p.13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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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兹于此也留给常人方法论一条可以追随的道路。加芬克尔和他的战友萨克斯（Harvey Sacks, 1935—1975）的说法是，“舒兹的作品为我们的社会学实际调查的情境和实践研究，提供了无穷的指导”（Garfinkel and Sacks, “On Formal Structures of Practical Actions”, p.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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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胡塞尔提出，特别是舒兹所改写的典型的知觉模式与行动方式，还必须经验地加以呈现，才可能比作为哲学家的胡塞尔与作为哲学式的社会理论家舒兹所说的要清楚好懂。为了更经验性地“贴近”现象学所意指的事情，加芬克尔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原创性的方法技巧。他说，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觉模式与行动方式呈现出来的最好、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刻意破坏它。因为，当理所当然的事情被破坏之后，相关的行动者必然会感到手足无措；而“手足无措的人”同时也指出了此时有一个日常生活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则被破坏了。加芬克尔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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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具体行动特质的持续性与连续性，社会学家通常的做法是选择几套稳定的、具有组织性的活动特质，然后找出当中有助于其稳定性的变量。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可能会更经济实惠：从一个具有稳定特质的系统开始，然后去问可以做哪些捣乱的事。通过对我们所知觉的环境表现出会造成与会遭受失序特质的行为，通过故意对互动加以捣乱，我们也许可以彰显出社会结构通常是如何被维持下来的。（Garfinkel, “A Conception of, and Experiments with ‘Trust’ as a Condition of Stable Concerted Actions”, 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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