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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继胡塞尔之后，加芬克尔提出，我们的日常语言都渗透着“机遇性的”表述（okkasionelle Ausdrücke）或是“索引性的”表述（indexical expression），亦即会渗透一些词汇，“如果听者没有必要的知识，如果没有假定一些关于说者的生平或意图、使用这些词汇的情境、对话的先前语境、说者和听者之间实际上或潜在的特殊关系，那么听者是无法确知这些词汇的意义的”（Garfinkel, “Aspect of the Problem of Common-Sense Knowledge of Social Structure”,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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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语言的索引性，对加芬克尔来说也是对帕森斯的行动模式的一个重要批评。帕森斯认为，行动者会不加质疑地关联上规范或目标。但对于加芬克尔来说，每一种表述和行动都是复杂的诠释过程的出发点（Heritage,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p.140）。这种复杂的诠释过程是行动者所进行的，也是社会学必须阐明的。这也为常人方法论的经验的社会研究带来了一些后果。常人方法论不信任任何没有考虑到日常语言必不可少的索引性的研究方法，不信任排除了这种索引性的研究方法（例如标准问卷）。他们非常质疑这些研究方法是否无论如何都无法掌握住日常的复杂诠释过程。同时常人方法论者也看到，就连科学过程本身，亦即科学家之间的每次沟通，每次在处理所采集到的数据时，也依赖日常语言，所以科学表面上的客观性也无可避免地会受到日常语言的“污染”。我们科学家对此必须有所反思，而不是不当一回事，才不会得出错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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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假设，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发现的自然态度，不只在由社会成员于日常基础上所执行的实际社会学研究中具有影响力，而是在专业社会学家所执行的社会学研究中也同样具有影响力。社会学研究对专业社会学家的束缚，不亚于日常生活的自然态度对“平民老百姓”的束缚。（Garfinkel, “Aspect of the Problem of Common-Sense Knowledge of Social Structure”, 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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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芬克尔所谓的一般社会成员的“社会学研究”，指的是某些常人方法论者不认为科学在面对其他的“世界”时有什么了不起的地位，并且将社会科学自身当作研究主题（Psathas, “Die Untersuchung von Alltagsstrukturen und das ethnomethodologische Paradigma”, p.186ff）。不过我们之后讨论常人方法论所偏好的研究领域时，对此再多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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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丈夫与妻子之间晚上看电视时的沟通的实验中（尤其是丈夫最后讲的话），也可以最后得出一个对于理论来说非常有趣的观点，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信任他人的诠释能力。“信任”对于加芬克尔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牵涉他对帕森斯的第三点批判（见前述加芬克尔对帕森斯的三点批判）。我们可以借此更容易弄懂他为什么会批评帕森斯在错误的层面上讨论秩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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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丈夫对妻子的回答与追问感到不耐烦、最后生气了。不过加芬克尔在其他大量的破坏性实验中指出，这不是这个被实验的丈夫个人的特殊反应。几乎所有的受试者，在实验过程中，如果对日常世界的常态性的信任被破坏了，都会有同样的反应。如果日常生活和日常知识的规则被破坏了，如果人们对于日常世界的理所当然的感觉受到威胁了，惩戒就会随之而来，例如受试者的生气、愤怒、吼叫等反应。这跟某些所作所为被惩罚，或是当某些人被当作（越轨的）犯人时会发生的事，完全是两回事。因为这位妻子并不是破坏了人们随时可以指陈出来的明文规定或非明文规定的规范。她伤害和破坏的，是对世界的常态性的信任，让丈夫生气的也是因为这个信任被破坏了。担保社会秩序的，是我们日常世界的理所当然的有效性，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信任所保护与支撑的。于此，常人方法论可以声称，帕森斯所强调的道德规则根本就只是次一级的本质现象，因为社会秩序乃基于另外一个比帕森斯所想的还要更深的层次之上建构起来的。加芬克尔自己之所以能理直气壮地如此声称，是因为他基于（帕森斯提出的）行动的规范规则与（常人方法论凸显出的）日常行动被视为理所当然、由信任所支撑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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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赋予的规则的影响强度有多大”，或令人尊敬、崇敬，具道德性的规则状态的“影响强度有多大”，不是关键。环境事件的常态性才是关键，因为这种常态性是让我们能界定可能事件的前提。（Garfinkel, “A Conception”, 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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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芬克尔认为，关于社会秩序，重要的、基础性的面向不是涂尔干或帕森斯不断强调的道德规范约束力的“强度”，而是日常的常态性。有这种常态性作为基础，人们才会参照规范。或者，套用前文引用的西库雷尔的话，我们可以说：日常知识与日常行动的结构是一种基础规则；规范的可运用性首先就是由这种基础规则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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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常人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旨在分析日常知识与日常行动的潜藏语法。毫无争议地，常人方法论“发现”了一连串重要的规则与基础规则，其研究结果对行动理论来说，以及对于批判既有社会学理论来说，都非常重要。这不只要归功于其理论观点，让常人方法论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时髦，吸引了社会学当中的青年才俊。它的吸引力也在于，人们可以用这个理论——看看破坏性实验就知道了——引发一些很滑稽的态度，刻意搞出一些“很蠢”的情况。人们从事破坏性实验，就是想把“从在世界中想做些什么事情的人的立场来看没有问题的东西弄得很有问题”（Wieder and Zimmerman. “Regel im Erklärungsprozeß”, p.124）。破坏日常世界的结构中的信任，给人以恶作剧一般的乐趣，而且同时还可以有意识地从中得出重要的结论。常人方法论跟20世纪60年代很流行的荒诞派戏剧显然还蛮像的，两者都刻意违反规则与规范。这使得常人方法论常常会面临一个危险，就是破坏性实验可能会酿成一些“事件”，损害了这个学派在理论方面所要求的严肃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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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危险，又因为上述的常人方法论对于陌生的、其他类型的文化与理性的强烈兴趣，而更加严重。在嬉皮士运动和反传统文化盛行的时代，吸毒世界，以及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关于人们不熟悉的印第安世界的著作（这些著作又被错误地认为是民族学著作），对人们非常有吸引力。所以常人方法论当时对于陌生文化会如此感兴趣，也就不令人惊讶了，因为它非常符合那个时代背景。许多常人方法论者感兴趣的就是另外一种世界观，那些世界观——根据常人方法论的前提——会以一种一贯的逻辑运作，而且那些“陌生的”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不断生产出他们的常态性。通过与某部分极度不同的文化语法的比较，可以得出关于我们自己的“世界”的运作方式的一些见解，同时也可以理解陌生文化以及陌生文化关于合理性的看法。常人方法论者再次衔接上舒兹的观点并因此注意到，我们文化的核心前提就是一种客体恒定性前提。也即我们相信客体一直都会是一样的，不会突然改变成完全另外的东西，而且客体（这里指的是无生命的客体）也不会自己移动、消失（参阅：Mehan and Wood, “Five Features of Reality”）。这种观点看起来没什么，但在某些情境下会变成很有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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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们忘记把一个对象物（例如一副墨镜）放在哪了。最初我们从户外走进家里相对比较暗的走廊时，摘掉墨镜并把它放在玄关架上。然后过了20分钟，我们在这阳光普照的一天又想离开屋子走到户外。当我们走到玄关，墨镜却不见了，而且家里又没有别人，只有自己在家。我们可能会信誓旦旦地认为我们把墨镜放在架子上，但墨镜就是不在架子上。然后我们开始在家里四处找那副墨镜，找了老半天最后在窗台上找到了。这时候我们的反应，可能就是如此解释这整件事：“虽然我非常确定我把墨镜放在玄关架上了，但我还真的就没放在玄关架上；我可能记错了。我经常会这样，我有时候真是粗心大意，所以我不知怎的就把墨镜无意识地放在窗台上了。”在整件事中我们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子，或类似这样子。虽然我们一开始在找墨镜的时候信誓旦旦墨镜就是在架子上，但后来发现它不在架子上时，我们不会真的觉得是因为墨镜自己移动了，不会觉得墨镜因为某种魔法而飞走了，不会觉得墨镜有时候喜欢在架子上、有时候就是喜欢跑到窗台上。如果我们真的如此确信自己将墨镜放在架子上，那么说是眼镜自己飞走了，也并不是个没有说服力或完全不合理的解释，至少并不比事后不甘不愿地承认是自己粗心大意还要来得没有说服力或不合理。我们之所以不会假设是眼镜自己飞走了，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相信客体恒定性（在这个例子中指的是无生命的客体），所以我们会用另外一种合理化的方式来解释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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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的文化不会如此理所当然地假设客体恒定性。所以上述的例子，这些文化可能就会作如此解释：这个对象物的消失是因为神、魔法神秘力量的作用结果。我们的确可以在某些文化中找到这种解释策略。常人方法论者指出，这种解释策略并不是非理性的，因为这种解释方式在这些文化的前提之上完全是可以想象的。在陌生文化中，行动者也都会不断生产出常态性，始终如一地行动。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总是会有一些行动逻辑的假设，陌生文化成员也是如此，而且他们也是根据他们的前提而以对他们来说非常有说服力的方式来进行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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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路很快就引起了一个问题；西方文化的合理性程度是否根本不比非西方文化更高；还有，尤其是科学，是否其实并不能声称比其他知识形式（如魔法）有更高的合理性。于此也开始了一场争论得非常激烈，但有时候也不知道在吵什么的相对主义之争（可以参阅如：Kippenberg and Luchesi, Magie. Die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Kontroverse über das Verstehen fremden Denkens）。这场争论不是让人很清楚到底可以得到什么收获。这主要是因为，这场争论出自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知识都是一时一地的，与其背景有关；但这个事实常常让人直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所有的知识形式都是同等有效的，完全不可比较、也不能下评断。但当然完全不是如此。人们当然还是可以理性地比较与判断知识形式与知识库。这种理性比较与判断有时候很困难，人们也许有时候完全无法给出一个清楚的结论。但是在科学中也同样会有这种情况，人们在科学中还是会需要在两个相互竞争的范式中进行选择（如我们在第一讲提到的）。就算没有“决定性的实验”，人们还是可以理性地讨论与比较。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对照不同文化的日常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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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常人方法论者没有看到这件事，而是常常从他们的研究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而且至少有一些常人方法论者常常非常热衷于扮演科学批判者，以及社会学批判者的角色。这对这个流派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常人方法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非常快速地失去了影响力，而且直到现在一时半刻也似乎不再能够提供什么新的启发。不过这却无损于在法国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相反的潮流。在那儿，长久以来一直被忽略的常人方法论现在突然爆红了（参阅：Dosse, L’Empire du sens, p.18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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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追问这个理论的议题重点是什么，那么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这个理论很少碰触宏观社会学领域，而且这个理论流派的学者也几乎不讨论一般都会谈到的社会变迁。常人方法论一直以来擅长的是对微观情境的详细描述，以此得出关于行动理论的重要结论。这个流派通过危机实验来推动经验研究，以此提出一些对行动理论来说非常重要的说法。在所谓的对话分析当中（Harvey Sacks, Emanuel A. Schegloff），常人方法论也发展出一些经验研究分支，并广泛地着手分析了对话机制（但也包括非语言的沟通，例如眼神交流）（可以参阅如：Schegloff, “Accounts of Conduct in Interaction: Interruption, Overlap, and Turn-Talking”）。至于秩序理论，我们提到常人方法论对于帕森斯的批判，以及与此同时强调的日常知识的理所当然性。而这里也有一些很重要的知识，渗透进“其他的”社会学理论取径。我们在第十二讲讨论吉登斯时再继续讨论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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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根本上还有五个领域和经验场域，至今都深受常人方法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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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常人方法论对传统行动理论概念的强烈批判，以及由于其所提出的日常语言的索引性，因此人们在一般的社会学方法讨论中，也弥漫着一种新的小心谨慎态度。有时候，人们对于数据的采集与获取，也比在常人方法论出现之前，抱持着更强烈的根本反思。这归功于一本至今仍非常重要的著作：西库雷尔的《社会学中的方法与测量》（Aaron Cicourel, Method and Measurement in Sociology, 1967）。这本书致力于探讨研究过程，以及某些数据采集工具的适当性。对于任何想讨论定量社会研究的人来说，西库雷尔这本1964年出版的著作都是不能不读的文献。另外，道格拉斯的《自杀的社会意义》（Jack Douglas, The Social Meaning of Suicide）提出的一些常人方法论的研究方法批判，也有非常直观且惊人的重要性。与涂尔干的《自杀论》不同，道格拉斯感兴趣的是从国家或地方的行政机关采集自杀数据的过程。道格拉斯仔细阐述了“官方的”自杀建构中有哪些背景假设和偏见，以此清楚指出，不能“尽信”官方统计。关于涂尔干的某些发现，道格拉斯的说法当然是有影响力的。涂尔干没有认真解释他的数据是不是成立，而且几乎直接就从官方信息得出他的理论结论；道格拉斯觉得这种做法大有问题。面对犯罪数据时，人们也须持类似的保留态度，因为——从常人方法论研究中我们可以学到——人们有时候并不知道，这些相关的数据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如果我们去分析犯罪数据，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警察越多的地方，所测量到的犯罪率就越夸张地高。若说警察越多的地方，犯罪事件就越多，这显然不合理，而且事实也的确不是如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若有越多警察在工作，就会有越多警察在记录不法行为，所以收集到的犯罪数据就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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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述的最后一点也与接下来这个领域有关：越轨行为社会学。常人方法论在这个领域也非常有存在感。许多监控机构和警察，都会以此对“造成不法行为”的所作所为进行相当精确的研究。有一些学者的著作，例如彼特纳的文章（Egon Bittner, 1921—2011, “Police Discretion in Emergency Apprehension of Mentally Ill Persons”）或萨克斯的文章（Harvey Sacks, “Note on Police Assessment of Moral Character”），都指出了警察在日常值勤时有哪些极大的行动空间，警察在某些情况中会根据有哪些依情况而定的、跟法律条文无关的标准而让他们采取主动，以及关于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情，警察的知觉结构和一般外行人是如何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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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我们之前的讲述，大家应该也可以想见，许多深受舒兹影响的学者，对知识社会学领域也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只不过，这里最重要的并不是由加芬克尔所创立的常人方法论，而是某些与舒兹有关的著作。这些著作与一些古典社会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方面息息相关。其中，特别是伯格与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最具有开创性。这本出版于1966年的经典之作，用舒兹的思想来强化或修正了古典知识社会学的学者，如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又再次对马克思的著作产生浓厚兴趣。这本书对当时因马克思的著作而兴起的关于意识形态的“本质”与内容的争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虽然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关于意识形态的、政治的争论，以及知识社会学，后来都失去了重要性，但是伯格与卢克曼的这本著作（虽然我们得再次强调，这本书与加芬克尔的研究方向几乎没有共通之处）却并未失去它的经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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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上一点提到的主题相当类似的，就是科学社会学。因为常人方法论的任务就是去研究，如何在对不同的“世界”的比较中呈现出现实，因此可想而知的是，科学本身也很快成为了重要的分析对象。加芬克尔本人也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他对实验室的现实，对实验室中如何生产与诠释事实的类型与方式，特别感兴趣（Lynch, Livingston and Garfinkel, “Temporal Order in Laboratory Work”）。这一项以民族志为研究方法所进行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借由回溯到常人方法论所提出的观念指出，所谓高度理性的研究过程，如何也深受日常行动结构的影响，研究过程是如何受到一些武断的决策所决定的，研究工作的流程如何受到偶然性影响，“事实”是如何断定的，看起来很清楚的研究规则如何经常被推翻或大转弯，研究报告如何也是事后才对真正的过程加以自圆其说（这里可以参考加芬克尔早期关于陪审团的研究），以及连高度专业的实验如何也非常“依赖于”科学家之间的互动，还有这互动如何关键地连带决定了对于数据的评价（参阅：Karin Knorr-Cetina, Die Fabrikation von Erkenntnis. Zur Anthropologie der Naturwissen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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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人方法论也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和理论建立，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不过我们在此不再进一步讨论这件事，因为我们会在第十七讲再仔细讨论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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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讲关于“诠释取向”的讨论，在这里就到尾声了。象征互动论和常人方法论，连同新功利主义，在20世纪50—60年代，都是在力图反抗帕森斯的霸权。但还有一个理论方向，也是在对抗帕森斯的理论，我们到这里都还没有提到。这个理论就是冲突理论。我们下一讲就来介绍冲突理论，然后我们就会顺着时间再继续走下去。届时我们会看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个重大事件，有人开始试图把所有这些批评全部纳入考虑，相当有创意地继承了帕森斯想要进行理论综合的遗志，并且相应地提出了规模非常宏大的新的综合。唯有如此，才能保护这个学科，免于分崩离析成互不相干的“学派”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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