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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吉登斯在运用一个对他的宏观社会学来说非常重要的概念“监视”时，非常依赖福柯的说法，但同时吉登斯又不断反对福柯那缺乏行动者的理论概念。不过吉登斯的这种做法是可以原谅的。我们在第十四讲会提到，一方面，福柯的分析在讲到权力技术的使用或推动时从来不提行动者。在福柯那里，权力“如幽灵一般徘徊”在历史中，但无法捕捉、无法分配。这对于像吉登斯那样坚定的权力理论家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另一方面，福柯在分析权力的时候，总是过于夸大权力的作用。因为，至少在福柯的晚期著作中，他对行动者及其行动不是真的感兴趣。所以从福柯的观点来看，身体只是权力技术的施加对象，身体是一个被权力技术与规训技术形塑与雕琢的对象，完全没有自主性。吉登斯则相反。对于吉登斯来说，行动者一直都有行动能力，所以也一直——在“统治的辩证法”的意义上——都可以反抗、抗议、抗争（参阅：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289）。吉登斯常用一种说法来反驳福柯，即福柯的“身体”没有“脸”。意思是，福柯的身体概念没有回顾到任何事，也没有指出这个“客体”中无法化约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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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吉登斯和卢曼的差异也相当明显。也许读者已经注意到了，吉登斯在谈到制度复合体之间的张力时，和卢曼关于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命题，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卢曼那里，个别的子系统只会依照自己的逻辑来运作。再也不存在什么共有的符码或共有的语言了，子系统只会被干扰或刺激而已。这两个理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吉登斯认为卢曼那种极端地认为制度复合体或子系统复合体是不相干的看法，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吉登斯认为这些复合体的边界是行动者划分出来的。确定制度复合体的内在逻辑和边界的，是行动者——不论行动者是有意还是无意，是明智的还是被误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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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要进入到这一讲的尾声了，同时也要来介绍一下吉登斯关于社会变迁的看法。我们在讨论吉登斯的秩序理论时提到，他是极度反功能论的。正好——想来不是凑巧——功能论的思想，在变迁理论这方面的构想，非常受到演化理论的启发。但姑且不论后来这种构想是在哪个领域继续发展下去的，重点是演化理论也是有不同版本的。帕森斯的演化理论是由“分化”作为所谓的主要过程出发的（参阅本书第四讲），只是他还根据他的AGIL模型再提出了其他变迁面向，如“适应升级”“价值的一般化”“涵括”。我们可以不无道理地说，后来社会学的演化理论没有再对帕森斯的这套说法新加上什么重要的东西了。我们甚至还可以问，比如卢曼的演化理论命题，比起帕森斯的社会演化说法，是不是反而还退步了，因为卢曼非常，甚至仅仅坚持在功能分化命题上，使得帕森斯理论的其他面向都被他淡化处理了。再加上卢曼也完全没说清楚，除了什么“系统内的沟通的自我逻辑”这种奇怪模糊的东西之外，到底是谁或是什么推动了功能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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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完全不信功能论那一套，顶多只在经验的层面允许使用系统概念。而且他也总说，行动的副作用（不论这个副作用有没有被认识到，是有意还是无意地造成的）会破坏几乎每个系统的功能性。所以他也因此不太认为（社会）系统会有由内生机制所推动的“发展”。他认为，行动者是“有知识的行动者”，会以特殊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各种不同的权力资源来达成他们的目标。所以他不相信可以把历史塞进线性的（进化论的）描述方式。正因为行动者如此机智，以及他们那不能忽视不管的行动副作用，所以历史总是会发生重大事件、出现新的开端。也许在那之后，在每一段特定的时间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持续的发展。但因为我们也总有可能会看到极端的不连续性的出现，所以吉登斯主张，我们应用“情节片段”来理解历史与变迁。吉登斯认为，我们是可以颇为清楚且连贯地勾勒各个情节片段或时期，但我们不能用基于演化论的、总体的叙述方式，将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整体。不论是某种“主轴过程”（例如分化）还是单一因果（如马克思主义说的阶级斗争），都无法充分地掌握复杂的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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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钥匙可以解开人类社会发展之谜，将之简化成单一公式；也没有钥匙可以这样来解释不同社会类型之间的主要转变。（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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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就能描述的，更遑论用一个简单公式来解释。全球化过程也是一样的。吉登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公共领域和大众领域对此多有讨论。他从一贯的理论观点出发，认为全球化不能首先被视为一个经济过程，而是必须被视为一种多面向的过程，而且我们必须用时空范畴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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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概念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对时空伸延基本面向的表述。全球化牵涉在场与缺席之间的交错，以及“远距离的”社会事件与社会关系和地方的脉络性之间的交织。我们应该根据时空伸延与漫长而易变的地方情境及地方活动之间持续的关系，来理解现代性在全球的蔓延。（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p.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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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全球经济结构会与地方脉络碰在一起，因此改变了世界和人们知觉世界的方式；还有移民、难民、游客与媒体，也会将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分离开来的各种脉络带到一起。而这对人类的个人认同会造成难以预测的后果。这也让吉登斯进一步对时代诊断进行了思考。不过，因为这方面与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有关，无法三言两语交代，所以我们到第十八讲再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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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吉登斯的“情节片段”式的历史与变迁观，相比于演化理论以线性方式来进行建构的方式，的确有优点，这让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此外，迈克尔·曼和吉登斯不断强调大范围的宏观暴力的重要性，这也是在补充论证历史过程中的不连续时刻。但我们还是可以批判地追问，吉登斯对演化论的一般批评是不是太过了。人类总是会不断确认自己的历史，并且尝试为自己的历史生成赋予意义。人类会根据所设想的未来，为了诠释与控制当下，而诠释过去（Joas, “Eine soziologische Transformation der Praxisphilosophie”, p.219）。也就是说，历史的连续性并非由社会学家或理论家虚构出来的，而是许许多多的主体的确“做”出了这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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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完全不去追求一种解释历史的公式，那么我们就会不得不把所有不同的过去都整合成单一种历史（参阅第十七讲关于利科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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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了哈贝马斯、卢曼和吉登斯的理论综合尝试之后，我们已经把20世纪70和80年代这一类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都介绍完了。这段时期其他的理论尝试，以及之后的发展，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各位读者介绍。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在下一讲先来讨论一下新帕森斯主义。属于这个旗帜之下的学者，要么非常倚赖“旧的”帕森斯理论框架，也就是虽然帕森斯蒙受许多批判，但他们依然相信从帕森斯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原则上是“正确的”理论取向。要么他们专门讨论宏观社会学议题，并且虽然他们在讨论中对社会变迁理论有系统性的反思，并且顶多只能接受社会秩序理论，但是他们和帕森斯，后来的哈贝马斯、吉登斯、甚至卢曼不一样，不觉得因此要急切地去进行行动理论研究。不过，今天的理论综合工作已经不能绕过这三位理论家的成就了。读者必须将这件事谨记在心，并且当我们在接下来几讲为读者介绍后来的理论取向时，读者应该检视一下，是否这些理论取向能与上述学者的综合工作一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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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十三讲 “帕森斯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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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四讲已向读者介绍了最重要的几个理论综合尝试。这些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尝试进行理论综合工作的学者，都在将不同的理论传统相互联结起来，并且用帕森斯的那套方式建构出新的宏大理论。但我们说20世纪70年代后理论创作的重镇转移到欧洲，读者千万不要误以为美国的社会学在理论方面从此就完全不重要了。虽然大家可以看到，帕森斯被新功利主义、象征互动论、常人方法论和冲突理论批评得体无完肤，但这不是说帕森斯的思想体系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就完全失去吸引力了。帕森斯那无所不包且具有多重层次（即便并不总是那么缜密）的作品，给人们很大的诠释空间。这也就是说，帕森斯的弟子多少可以独立于他们“师父”的思想，开创出自己的道路。尤其是帕森斯的社会变迁理论，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对之进行修正。帕森斯自己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他的变迁理论想法（见本书第四讲），但因为他总是在用比较抽象的方式来论证他的演化论想法，所以他的想法能被推进的程度是有限的。至少对于更偏好严肃的经验研究的社会学家来说，帕森斯那一套在历史方面讲得不清不楚的说法，大部分都让人很难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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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不能不提到现代化理论。虽然如果没有帕森斯的作品，我们是无法理解现代化理论的；但另一方面，现代化理论的一些作品，却和帕森斯理论在一些核心要点上背道而驰。到底什么是现代化理论？简单来说（以下可以参阅：Knöbl, Spielräume der Modernisierung, pp.32f.），现代化理论是一种社会变迁理论，这种理论试着通过历史比较法，来掌握社会的发展历史。现代化理论有几点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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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化是一种全球性的过程，始于18世纪中期（或甚至更早）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在欧洲，但渐渐也涉及所有的社会，而且总体而言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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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发展，或是所谓的现代化过程，是从所谓的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同时现代与传统于是也成为一组对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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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传统社会或第三世界国家，以人情态度、价值、角色结构为主。用帕森斯的模式变项来说（参阅本书第四讲），可以用“继承”“特殊主义”“功能宽泛”等概念来说明，并且可以将之诠释成阻碍了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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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传统社会相反，欧洲和北美文化圈的现代社会，则是以成就相关的价值与普遍主义的价值，以及以功能特定的角色模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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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国家的社会变迁，都会以相对一致的形式，线性地朝向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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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简单一点来说，现代化理论的目标，就是从历史的层面来解释西欧与北美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形成，并且同时去弄懂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经济成长与民主化的条件。这整个理论设计，是为了想提出一个可以和马克思主义一争高下的宏观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那僵化的上下层建筑概念截然不同，现代化理论采用了“模式变项”，是一个本质上较为弹性的理论工具。它是多维度的，所以可以避免用简化的方式掌握极为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作用。和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在现代化理论这里，经济、政治或文化，没有一个在理论基本概念上会被认为占有因果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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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理论，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早期，出于很多原因，相当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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