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1053 1. 对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来说，这样的现代化理论，与帕森斯那非常抽象的文风不同，是很具体的，所以也足够用来进行真正的经验研究。而且在50年代的时候，帕森斯关于社会变迁的想法还没有真正发酵。他的演化理论是到了60年代才发展出来的。现代化理论的魅力首先在于，人们首次有了一个普适，却同时又好上手的变迁理论，而且可以声称至少比马克思主义有说服力得多。

1702371054

1702371055 2. 这种现代化理论的吸引力还在于，现代化理论家可以借用帕森斯的模式变项，声称继承了古典社会学家的遗产。因为，如果读者还记得的话，帕森斯之所以提出“模式变项”，是因为想将在社会学之父们那里常可以看到的二分概念（如“共同体”对“社会”，“机械团结”对“有机团结”等等）进行更确实的分类，并且把其中一些有矛盾的地方理得更顺。当现代化理论家回溯到帕森斯的这种模式变项时，他们表面上可以正当地说，他们无疑将古典社会学者一些历久弥新的知识继承进“新的”理论了。当然这种说法忽略了，帕森斯之所以提出模式变项，是因为最终想扬弃掉这些二分概念。因为他相信，虽然古典社会学家这些二分是有道理的，但是社会现实太过复杂了，不是单用几个简单的二分概念就可以掌握的。当现代化理论家说，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程，是一种从继承、特殊主义、功能宽泛的人情与角色结构，转变到成就相关、普遍主义、功能特定的社会时，这些现代化理论家反而陷入了帕森斯正想避免的二分法。但是这些现代化理论家与帕森斯的差异原则上可以忽视不管。现代化理论表面上就是因此相当有吸引力、相当精彩，瑕不掩瑜。这些现代化理论家大多自认完全坚守着帕森斯式的传统，而且其他人也没提出什么异议，因为帕森斯自己也没有明确要跟现代化理论划清界限。

1702371056

1702371057 3. 除了狭义的社会学之外，整个社会科学也对现代化理论颇感兴趣，因为现代化理论是跨学科的。事实上，“模式变项”这种特殊的掌握方式，对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来说，都很有用、很有启发。现代化理论许诺了一个真正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践。

1702371058

1702371059 4. 之所以许诺了实践，也是因为人们相信，这套理论亦能用来引导非西方世界的发展过程。

1702371060

1702371061 事实上，现代化理论就是产生于某种“实践性质的”脉络的。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试图回击苏联对后来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影响，而现代化理论即源自这个背景。1949年，美国政府为了想稳定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一个很庞大的计划，即经济援助那些没有（或还没有）被共产主义影响的国家。一种全球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非欧洲的贫穷国家，应在美国的经济与知识的援助下，在经济方面自力更生。但后来大家很快就发现，援助者和发展专家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工作，完全和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很多原本善意的协助，除了因为语言障碍，还因为文化或社会方面的障碍而失败了。大家觉得无论如何都得克服这些障碍，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克服。这时候，社会科学专家便被招募进来参与这项计划了。这些专家对发展阻碍进行了辩论，最后很快就得出了某种基于帕森斯理论体系的理论论证模式，觉得这种模式特别有说服力。这种理论模式基于“模式变项”的动态发展观。大家都觉得这是最适合用来描述，甚至是解释发展过程的理论模式。所以大家马上就用这种理论诠释开始进行大范围的跨领域研究。这些研究的目光超出了西方世界，开始关注一些以前从未想过会如此系统性地加以研究的地方。虽然韦伯和涂尔干也处理过欧洲外的主题，像是探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或是澳洲与北美原住民的世界观；但他们的研究所依赖的，都是非社会学家的经验研究。而现代化理论改变了这一切。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不论是在文化方面还是地理方面，都开启了一片新天地，并且允诺能为实践提供贡献。因为，如果“贫穷”国家的发展阻碍，可以用经验的社会研究方法来加以分析的话，那么这些分析同时也应该可以为克服障碍给出一把钥匙。

1702371062

1702371063 因此，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一系列相当重要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属于现代化理论和战后社会学的主要著作：贝拉出版于1957年的《德川宗教》（Robert Bellah, 1957, Tokugawa Religion），勒纳出版于1958年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Daniel Lerner,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李普塞特（1922—2006）出版于1959年的《政治人》（Seymour Martin Lipset, 1959, Political Man），斯梅尔瑟出版于1959年的《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Neil J. Smelser, 1959,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罗斯托（1916—2003）出版于1960年的《经济成长阶段》（Walt Rosto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麦克里兰（1917—1998）出版于1961年的《成就社会》（David McClelland, 1961, The Achieving Society），阿尔蒙德（1911—2003）和维巴（1932—2019）出版于1963年的《公民文化》（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这些社会学和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著作，虽然它们的理论在细节上都是不同的，但大致都从上述五点假设出发。

1702371064

1702371065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想象上文这些很抽象的讨论，我们这里来为读者简短介绍勒纳的著作。一方面，他这本书的书名就使用了“现代化”这个概念，而且这个概念也因为他这本书而更广为人知。另一方面，他的理论模式相对简单，或是甚至可以说，过于简单。

1702371066

1702371067 勒纳认为，现代社会生活依赖很多先决条件。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如果没有高度的心理流动性的话，是不会主动参与社会事件的（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p.202）。心理流动性意指一种被勒纳称为“同理心”的特殊感觉状态。他将同理心理解为一种能根据抽象的准则来思考与行动的能力，并且人们能以此超越狭隘的人情范畴与家庭领域（这两者是传统社会的典型领域）。现代社会会根据某些原则来运作，而这也打破了人们在传统社会中似乎都会有的听天由命态度，让人们不再受到特殊的家庭结构和亲属结构的严格束缚。勒纳认为，唯有“同理心”，才能让人们摆脱传统社会的压迫，并将自己视为现代社会的主动成员。

1702371068

1702371069 传统社会是非参与性的。它就是按照亲属关系，把人安排进各种彼此不相干，也与中心不相干的共同体里去。它没有大都市的那种劳动分工，也没有发展出什么经济互赖需求。由于缺乏这种相互依赖的纽带，所以人们的眼界就仅局限在地方上，他们的决定只与他们所认识的人、认识的情境有关。因此传统社会不需要遵循次级象征所表述出来的超个人的、共享的教条——即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可以让人们在不认识彼此的情况下，参与政治辩论，或比较彼此的观点以达到“共识”。（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p.50）

1702371070

1702371071 勒纳仔细地探讨了易于接受现代社会的人或是现代人的精神特质或心理特质。他相信，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东地区，总的来说虽然仍存在着相对僵固的传统社会，但那些地方同时也已经显露了现代化的势头。在大城市的人口稠密地带或其附近，都可以看到这种势头。这些地方，实际上也为（现代）心理流动性提供了前提。因为，根据勒纳的一个非常单纯的命题，唯有在大众媒体（报纸、广播等等）被广泛使用的地方，唯有在被大城市通过媒体设施所影响到的地方，才会促进能引发同理心的知识与相应的角色模式。写作与阅读能力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其中的一种很重要的提升大众心理流动性的工具。勒纳声称，在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在大城市中，现代大众媒体可以为口头的和直接的沟通形式提供补充，甚至会部分替代了这些沟通形式。对于社会成员的心理改变以及对于整个社会变迁来说，媒体传播既是这种改变与变迁的表现，也是这种改变与变迁的肇因（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p.196）。

1702371072

1702371073 虽然勒纳的现代化理论“编织”得相对简单，其他的理论家可能有较为不同的说法，但认为历史乃从“传统”社会朝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观念，还是所有现代化理论家的研究的共同构成要素。而且这种思维形式也暗含着对于进步的期许，即希望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可以引导非欧洲国家的发展。

1702371074

1702371075 然而这种带着上述五项假设的现代化范式，没有持续太久。这个范式的鼎盛时期差不多只有15年。20世纪60年代末，这种范式就遭遇到猛烈的批评了。另一个宏观社会学范式取而代之（以下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不再抱有一种想对大面积社会变迁过程进行描述与解释的现代化理论观念。为什么现代化理论会这么快成为众矢之的、被边缘化呢？对此，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其中，帕森斯的学生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亦是我们在这一讲要仔细介绍的学者，他的说法可能是最主流的（“Modern, Anti, Post, and Neo: How Social Theories Hav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New World’ of ‘Our Time’”）。他声称，现代化理论是时代精神下的牺牲品。现代化理论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也不是不能与时俱进，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动乱中，社会科学都被政治化了，现代化理论对青年世代来说也因此失去了吸引力。事实上，现代化理论描绘出了非常清楚的“现代”的图像；它将在欧洲与北美世界以不同形式塑造出来的制度系统与价值系统，呈现为是值得追求的。相应于此，在所谓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被认为会，也应该以各种方式迈向“现代的”制度与价值。但亚历山大认为，正是这种观念被左派学生运动视为眼中钉，并因此在（北美）大学里各社会科学院系弥漫的政治氛围下，被认为不再适当了。大量的示威游行在抗议越南战争、美国帝国主义，也抗议对美国非洲裔族群的压迫。这些抗议都似乎指出了，美国和西方的这些系统绝不是什么值得第三世界学习的规范榜样。现代化理论的规范发展方针也在这种情况下被抓出来讨论。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群情激愤的氛围中，极左派的知识分子将现代化理论诠释为种族中心主义的产物，所以毫不留情地批判这种理论，认为它不过是想把西方那套很需要商榷、很有问题的系统灌输给其他国家而已。亚历山大认为，由于现代化理论有帝国主义之嫌，所以当时很大一部分的青年，或较年轻的社会科学家，都转向了现代化理论在宏观社会学方面的竞争对手——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所身处的）西方社会提出了根本批判，因此很有吸引力。亚历山大的结论是，现代化理论是左派的时代精神下的牺牲品，因为这个理论的缺点，实际上并没有严重到我们要完全将之弃如敝屣的地步。所以亚历山大认为，现代化理论完全是可以重获新生的！

1702371076

1702371077 当然，关于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所以会“消亡”的原因，人们也可以给出另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与对这个理论的振兴能力的另一种判断有关（参阅：Knöbl, Spielräume der Modernisierung）。这种说法认为，现代化理论不是被外在的左派时代精神给“谋杀”的，而是这个理论自取灭亡的（这和亚历山大的说法非常不同）。现代化理论并没有一个稳定的基础。它有个很致命的弱点，就是这个理论虽然采用了一些帕森斯理论中的一些概念，但总的来说，它这种采用只是断章取义，并发展出一个在帕森斯那里并不存在、过于简单的社会变迁过程观。这个理论从一开始就很成问题。“传统的”和“现代的”社会的对立，虽然乍看之下好像没毛病，但这其实掩盖了一个问题，即现代化理论希望自己是一个社会变迁理论，而不是仅在对不同的社会状态进行静态的描述分类。是谁或是什么，将社会变迁从传统推向现代？这里的因果关联是什么？现代化理论似乎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像勒纳说，大众媒体打破了旧时社会传统结构，并让新的、现代价值模式蔓延开来，带动了经济发展。但他的说法马上就会带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科技创新是如何、通过谁而被广泛使用的？传播科技的创新本身就依赖着经济前提（没有经济增长过程，大众媒体被广泛使用的程度必然是相当有限的）。而如此一来，勒纳的解释模式马上就显露出循环论证的问题了。在勒纳那里，经济变迁最终被认为受到媒体的影响，但媒体本身也唯有通过经济变迁过程才能发展出其影响力。这种解释就变成一种循环了，也即，人们用有待解释的东西来解释东西，然后又用如此解释出来的结果去解释原本那个有待解释的东西。

1702371078

1702371079 在现代化理论讨论的内部，产生了一种观点，即如果人们想要提升这个理论真正的解释力，那么就不能只参照科技发展趋势。所以，为了要提出清楚的因果说明，人们必须试着指出现代化的担纲者，指出实际上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的社会团体。但这当然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常常并无法明白确切地指出谁是担纲者。政治精英并不总是心甘情愿地踏上西方现代化道路，而是常常还更接受在莫斯科或北京所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一些中间阶层的，例如技师或科学专家，虽然好像属于这一类对西方社会模式很感兴趣的现代化担纲者，但这一类人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数量其实大多是稀少的，因此他们是否足以担任能带来影响的现代化担纲者，是很成问题的。虽然的确，我们大概不能真的希冀务农民众推动建立起以西方为标杆的社会形式，但现代化理论并没有说清楚，到底谁或是哪些团体，可以推动让大家都公认的现代化。“谁会想要执行现代化，还有谁能够执行现代化”这个因果问题没有得到解释，这也因此让现代化理论的说服力很有限。

1702371080

1702371081 最后，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假设，即将传统结构与现代结构清楚二分，也很成问题。只要人们仔细想一下，就可以发现，西方社会的“传统特征”绝没有完全消失。美国看起来是现代西方社会，但那里的宗教传统还是相当生气蓬勃；美国也是一个宪政爱国主义国家，但宪政爱国主义也是一个有两百年历史的政治与法律传统。像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君主制结构也依然维持至今。人们可以看到众多像这样实在无法简单无疑地说是“现代”的现象。如果“传统”与“现代”实在很难被明确区分开来，那么现代化理论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命题自然而然就很成问题了。除此之外，现代化理论将帕森斯的“模式变项”运用在历史面向上，可能也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帕森斯之所以发展模式变项，是为了想捕捉常令人感到头大的社会复杂性，例如一个社会中即便有着一些特殊主义的价值，但其中的角色模式依然可以具有功能特定性。但是这种观点与大部分的现代化理论家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因为现代化理论家把帕森斯的模式变项中的一半归于传统（特殊主义的、功能宽泛的、继承的等等），一半当作现代的（普遍主义的、功能特定的、成就相关的等等）。而这样做，帕森斯式的复杂性就又变成一个二分架构了。然后再把这个架构投射到历史过程，自然就会得出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简单变迁命题。

1702371082

1702371083 所有这些现代化理论的困难之处，终究会带来一个后果，就是这个范式的内在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越来越激烈，让这个理论从内部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也就是说，埋葬了现代化理论的——与亚历山大的说法不同——不是单纯的“时代精神”，而是现代化理论家自己，因为他们自己都觉得这种过于简单的命题是站不住脚的。

1702371084

1702371085 之所以说是现代化理论家自己埋葬了现代化理论，是因为还有一个证据，即正好就是那些与现代化理论有关的学者，对后来的社会学理论发展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这些学者并没有将帕森斯的取向给简化掉，而是相反，采纳了帕森斯理论中的复杂性。事实上，帕森斯培养出了一些学生，正是致力于此。虽然他们和帕森斯不一样，志不在发展出一个抽象的普世理论，而是同时对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感兴趣；但他们同意在几乎所有社会里，不同的（“传统”与“现代”的）结构还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就这点而言帕森斯的洞见没有被抛弃。于此，这些学者中有一些踏上了新的理论道路，一条远离了原本的帕森斯主义，也与现代化理论完全分道扬镳的道路。

1702371086

1702371087 *　　*　　*

1702371088

1702371089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席尔斯（Edward A. Shils）。席尔斯虽然没有出版过什么惊世巨作，但他的一些重要的小研究和小论文，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看也为国际理论辩论指明了方向。席尔斯的学识非常渊博，对芝加哥大学和英语世界的许多精英大学都很有影响，并且其影响力超出了社会学界，遍及整个知识圈。最后他甚至在文学界都名留青史，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娄（Saul Bellow）的小说《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里的角色“科贡”（Rakhmiel Kogon），原型就是席尔斯（可见：Bellow, Ravelstein, pp.130ff.）。当然我们这里感兴趣的首先不是席尔斯这个人，而是他的社会学作品。读者们可能还记得，席尔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跟帕森斯合写了一些很重要的著作，像是1951年出版的《迈向一般行动理论》，以及1953年出版的《行动理论论文集》（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但不要忘了，席尔斯比帕森斯还有更强烈的经验导向，他最后也发展出了新的理论观点。

1702371090

1702371091 席尔斯很早就通过军事社会学研究而崭露头角了［可以参阅他和贾诺维茨（Morris Janowitz, 1910—1988）在1948年合写发表的：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e Wehrmacht in World War II］。这篇文章在50年代促进了小团体研究的蓬勃发展。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些年很认真地探讨了知识社会学问题，特别是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这也让他得以弥补现代化理论的不足之处。因为，席尔斯认识到，现代化理论如果想认真掌握现代化的肇因，那么就必须以一个具有一致性的行动理论作为基础。他的建议是，必须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精英，特别是那里的知识分子（参阅：Shils,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tates”），因为知识分子的创造潜力就算不是最重要的，也是非常巨大的。虽然席尔斯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很快就指出，我们无法像现代化理论的观点所期待的那样，简单地对知识分子的行为加以预测，所以席尔斯的研究没有真正给出什么明确的结果；但他对原本的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和修正，还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以下可以参阅：Knöbl, Spielräume der Modernisierung, pp.228ff.）。

1702371092

1702371093 但席尔斯不只如此而已，他自己在理论方面还努力地从现代化理论和帕森斯自己所陷入的窠臼当中解脱出来。他的研究暗含的主要命题是，不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帕森斯，对文化的理解都是不充足的，而且这正是他们的软肋之所在。席尔斯深受韦伯的影响，也受到早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和另外他所熟识的一些学者的影响（见本书第六讲），所以他所迈出的第一步，是去追问文化和权力的关联。他开始系统地阐释韦伯的卡里斯玛概念，但却是用涂尔干的思想工具来进行阐释的。

1702371094

1702371095 席尔斯援引了涂尔干（但也援引了帕森斯，见本书第四讲）提出了一个命题：任何社会——包括现代社会——都有某种关于神圣性的观念。所以我们绝不能像韦伯或其他现代化理论家一直以来所相信的那样认为，现代社会里的一切事物都世俗化了，或将会世俗化，不能认为现代社会里任何的神圣性都会因为世俗化而烟消云散了。

1702371096

1702371097 所有的社会，都会把某些审判标准、某些品行和思想的准则，以及某些行动的安排，视作神圣的。这些社会仅仅在承认、允许这些事物进入到神圣的范围、参与其中的程度等等的强度和自觉方面不一样而已。（Shils, “Tradition and Liberty: Antinomy and Interdependence”, p.156）

1702371098

1702371099 虽然人们与神圣性的关系无疑会随着现代化过程而改变，但这种变迁更多应该说是升华而不是消失。为了把“宗教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升华的”这个命题说得更清楚、更有说服力，席尔斯引入了涂尔干的神圣概念与韦伯的卡里斯玛概念。他把某些事物或人的神圣性质，等同为卡里斯玛的性质。他认为，具有卡里斯玛性质的事物和具有神圣性的事物在各个社会里无所不在。他借助人类学的思路来声称：所有人显然都需要秩序，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社会里，都有具有卡里斯玛性质的事物。谁有权力建立和保护秩序，谁就会被认为具有卡里斯玛。一个人若被视为圣人而备受敬畏，那么他就可以更有效率地使用权力来维持秩序。

1702371100

1702371101 能促成或创建秩序的事物或人，都会引起感召响应。不论那是神的律则、自然律则、科学律则、实证律则、整个社会，还是甚至一个特殊的法人团体和如军队那样的机构。不论这些事物或人是具体化了、表述出来了还是象征化了有序宇宙或任何当中的重要部分，都能唤起敬畏与崇仰之情，唤起卡里斯玛之情。人需要秩序，才不会手足无措。秩序能提供条理，持续性，以及正义。（Shils, “Charisma, Order and Status”, pp.125—123）

1702371102

[ 上一页 ]  [ :1.70237105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