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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讲解的时候，索绪尔坚决反对所谓的语言再现模式，反对认为“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本来就该如此”的观念。索绪尔指出，我们不可能单从字词的发音就能推论出这个字词的意思是什么。同样地，一个字词的发音几乎不会自然而然地就长出一个预先存在的意涵。索绪尔更多地认为，能指和所指（概念）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或是更一般地说，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随俗或武断的。咱们举个例子就会很好懂了。“车辆”这由两个音节构成的发音，不过就是意指一种用轮子在移动的东西；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其他语言中，例如英语，则是用另外一套发音（如“vehicle”）来指涉这个概念。什么能指会搭配上什么所指，当然不是说话的人自己说了算，而是由传统所决定的。语言是有历史的；某个符号，是在某个时候“虏获”了某个意思的。索绪尔不断强调，语言本质上是社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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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在任何制度中，都是最不具创新性的。它与社会大众的生活是直接合为一体的，而社会大众的生活本质上是惰性的，而且特别会产生保守性的作用。（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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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非实体性，以及语言是一套基于传统之上的符号系统，这两点索绪尔都是用他先行区分的“语言”（la langue）和“个别言语”（la parole）来进行论证的。语言的存在显然与个人言语无关；毋宁说，语言让言谈得以运作。因为，唯有当语言是一套稳定、即便没有实体的符号系统时（索绪尔会说，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体），我们才能让用不同发音声波发出的语音拥有固定的意思，我们才能一直说话，并确定我们产出的是同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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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从这一套前提设想，尤其是所指与能指之间的任意性，所得出的结论是，语言符号的定义不是每个符号自身能确立下来的，而是来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不论是文字，还是口说，都是如此。假如在某个语言的词汇库里，有着“相信”“认为”“知道”“猜测”“觉得”等不同的字词，那么每一个字词就是因为和其他字词不同，才得以有意义。如果有某个字词不存在了，那么那个不存在的字词的“整个内涵就得转移到它的竞争对手那里”（ibid., p.138）。唯有当我们有不同于“相信”这个字词的其他字词时，“相信”这个字词才能被分到特殊的意思，亦即让“相信”这个字词能有稍稍不同于“知道”或“觉得”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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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观点，我们来举一个音韵学的例子。人类都会有发声器官（如声带、舌头、嘴唇等等），这些器官几乎可以发出无穷多样的声音。但每种语言实际上只会运用到所有可能的发音里极低比例的部分。有些语言会用到鼻腔发音，有些语言的“s”是发清音而非浊音。像德语并没有英语的“th”这种发音。所以每个德国人如果是成年后才到成人培训教育中心学英语的话，都会觉得“th”这个音很难发，让他的英语总是讲得结结巴巴，痛苦万分。或是中国读者如果学过德语的话，应该都会遇到“r”这个音无法正确发声的困扰，因为汉语完全没有小舌音。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说，语言结构揭示出了某种逻辑，因为特定的语言里可能只会有特定的发音组合、不会有其他的发音组合，所以只有特定差异会被认识到、其他差异不会被认识到。就连语言的音韵学特质，也不能仅通过单一发音来进行研究，而是必须分析诸多（承载着意涵的发音的）个别音素的差异与组合（ibid., 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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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味着，各种字词与各个发音的意涵，不是通过符号本身而产生的，而是通过每种语言中，特定字词组的各个字词之间的特定差异，或是各种发音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我们唯有将各字词（和发音）区分开来，才能把它们确立下来。一个字词/发音，唯有与其他字词/发音区分开来，亦即唯有与其他字词/发音有差异，才能拥有意涵。要理解语言，我们必须相对地思考、在关系范畴中思考。而此时，我们就碰触到结构概念了，虽然索绪尔本人更喜欢说的是“语言系统”而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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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介绍了两个命题。其一，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随俗的（乃至于符号总体都是任意随俗的）；其二，语言是符号系统，唯有通过对符号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才能对符号加以释义。第二个命题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索绪尔的观点，在语言学之内和之外都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两个命题，也让语言学（随后还有许多社会科学）得以可能踏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道路，因为这让人们可以用非常客观且科学的方式来研究语言。也即，人们在研究语言时，不用再老是去关注“主体如何赋予意涵”这种本身就很有问题，且很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而是只需要去关注能指的相对关系就行了，因为意涵是基于这种相对关系构筑出来的。而人们可以从这个命题再进一步假设，只要对能指的组合进行客观分析，就可以研究言说者或主体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语言结构，并以此指出意涵是如何构成的。或是换句话说：索绪尔的这一套想法强调，能客观描述的深层的系统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虽然可以通过对系统的分析，探究出符号的意涵，但意涵只是表面现象而已，所以不过是次要的。萨特在与语言学进行辩论时，总是极力反对索绪尔的这种立场（这里可以再去参阅：Being and Nothingness,例如p.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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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绪尔的推动下——虽然这种推动很晚才看到成果——语言科学转变成了“坚实的”、近似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因为，如果索绪尔的前提是对的话，那么语言学就不再有那么多的历史学成分，不会遇到一大堆诠释问题（这是历史学家和人文科学总是会遇到的问题），而是表面上可以生产出客观的、近似于自然科学的知识。或是更一般地说：语言学似乎不必再用诠释学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了！诠释学建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见本书第九讲），即象征秩序唯有通过诠释才能加以探讨，然而因为人们总是可以给出新的诠释，所以这种讨论永远不会得出一个明确的结果，诠释过程永远没有终点。而这种结构语言学似乎可以避免这种“永无止境的诠释”的诠释学问题，因为人们相信，语言系统可以客观地给出最终的“解释”。人们终于可以实现科学梦了；亦即终于可以详尽探讨语言结构，揭示意涵的形成过程，而且根本不必分析（语言）主体如何给出意涵。这铺平了一条可以“抛弃”（赋予意义的）主体的康庄大道（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vol.I, p.59）。这里又呼应了我们在前文提到的说法，即法国的精神总是不断在极端的主体主义和极端的反主体主义之间循环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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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的结构方法很快就获得很多支持者。其他国家的语言学家开始运用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虽然这些运用方式有一些修改），而且也激发起人们对非语言的符号系统的研究兴趣。语言只是各式各样的符号系统之一；既然如此，其他这类系统（像是手语、象征仪式、礼仪、军事信号）何不也来用类似的科学工具进行研究呢？连索绪尔自己最后也都这么觉得，所以他后来也致力于发展出一套一般性的符号学说［即他所谓的“符号学”（sémiologie）。见：Grundfragen der allgemeinen Sprachwissenschaft, p.199］。如此一来，社会科学家受这种思想吸引，运用这种观念与结构方法对非语言的符号系统，乃至对有规则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不过就是迟早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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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有一个学者对法国来说特别重要，后来也被称作“结构主义之父”；这个人就是人类学家兼社会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他把这套结构语言学的思维模式，引介进人类学和社会学，并且发展出一种关于“结构”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在社会科学当中非常新颖。如果读者们回头去看第479页（此处指本书边码）那句引述的话，也许就可以清楚知道这种理解方式是什么：结构主义者所说的结构，是所有行为和所有心智运作的基础。列维-斯特劳斯就是遵循着这种纲领，并且野心勃勃地去探究人类精神与人类文化的无意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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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生于布鲁塞尔，在那里的犹太裔法语知识分子家庭长大。他在索邦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但很快就转读人类学和社会学，后来很偶然地在巴西圣保罗大学获得了社会学教授职位。列维-斯特劳斯在1934年任教职，并且在聘期结束后，1938—1939年间组织了一批深入巴西中心地带的探险队。他利用这次的探险对南比夸拉人（Nambikwara）与吐比卡瓦希普人（Tupi-Kawahib）进行了田野研究。1939年他返回法国服兵役，但因为1941年纳粹德国攻陷法国，因此他又不得不离开法国。他到了纽约，结识了美国知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并与来自俄国的知名语言学家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结下友谊。雅格布森是第一个使用“结构主义”这个词汇的人，并带领列维-斯特劳斯进入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即结构语言学。1945—1947年，列维-斯特劳斯在华盛顿的法国大使馆担任文化专员。40年代末期，他出版了两本讲述他在巴西田野研究的人类学著作，让他开始为人所知。其中一本，是1949年出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ries de la parenté），这本著作标示着结构人类学的诞生。接下来，1955年他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这是一本很有影响力、文辞优美，讲述他在巴西探险经历的游记：《忧郁的热带》（Trises Tropiques）。这本著作让他很快就攀上事业高峰，最后在1959年于知名的法兰西学院——就是那所非常有名的法国教育机构——获得了社会人类学教职。之后他也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当中有不少都大幅跨越到邻近的其他社会科学。他也获得了许多荣誉，特别是1973年当选了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982年他自法兰西学院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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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大家去读一下列维-斯特劳斯那第一本大部头的、很快就极负盛名的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那么就算在今天都可以想见，这本书在当时是如何在法国部分的社会科学领域引起轰动的。这本书第一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第二从人类学的角度详细地描述了极为复杂的亲属关系结构，第三讨论了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构思，声称这套理论构思可以洞悉亲属关系的复杂性；然后将这三方面的讨论结合了起来。这也让这本书，即便有一些命题对民族学者来说是站不住脚的，但依然无损其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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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就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针对性的，至少列维-斯特劳斯是刻意取这样的书名的。就如读者也许已注意到，他是在对涂尔干晚期的知名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le système totémique en Australie）致敬。但列维-斯特劳斯完全不是正统的涂尔干主义者。相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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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涂尔干对乱伦禁忌的诠释，就遭受他断然的驳斥。不过，他倒是颇为倚重涂尔干的学生，莫斯，在1923—1924年出版的著作《礼物》（Essai sur le don）。这本著作指出了礼物交换对社会运作的重要性。莫斯（顺带一提，莫斯也是涂尔干的侄子）认为，礼物的赠送、接受、回赠，在古代对社会团结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机制。赠送（不论是什么形式的赠送）是一个能建立双方互惠的可能性，因为礼物造就了一个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期待与责任。列维-斯特劳斯讨论的是一个看起来截然不同的主题，亲属关系结构；那么他究竟是如何运用莫斯的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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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证分两个步骤。首先他声称，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在于，自然缺乏规则与规范。唯有建立起（由语言所中介的）规则和规范，文化才有可能发展，也唯有通过规范和规则，人类才得以成为一种有文化的存在。“没有规则，我们就没有可信的标准把自然过程与文化过程区分开来。”（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p.8）因此，列维-斯特劳斯说，任何事物，只要是普世所有人类都会有的，即属于自然范畴；只要是由特殊的规范或规则所决定的，即属于文化范畴。文化的角色，就在于用（有规则的）组织来取代偶然，并以此确保群体能作为群体而存在（ibid., p.42）。但是，如同列维-斯特劳斯也发现的，这种说法虽然清楚好懂，但一旦人们想去探讨一个人类学家和涂尔干都始终很感兴趣的现象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这个现象，就是乱伦禁忌。因为，一方面，乱伦禁忌是一种规则，因为在动物那里，看不到人类这种严格的乱伦禁忌。但另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说，乱伦禁忌又是普世的、每个文化都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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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里牵涉一个现象，一个既有自然特征，又有文化事实特征的现象。这对于前述的理论来说，就是一个矛盾了。乱伦禁忌既有本能与天性那样的普世性，也有法则或制度那样的强制特质。为什么会这样呢？乱伦禁忌的地位和意涵是什么呢？（ibid.,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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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列维-斯特劳斯运用了莫斯关于在古代社会中交换关系的思想。乱伦禁忌，亦即特定亲属关系内禁止通婚，是为了确保人们会“向外”通婚。男人或女人要向另一个团体的男女嫁娶，必须和另一个团体的男女结婚，因为乱伦禁忌禁止团体内通婚。乱伦禁忌强制人们一定要“族外婚”，保证人类会在团体之间被“交换”。所以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亲属关系结构，乃基于普世的乱伦禁忌以建立起来的，它可以用类似于礼物交换或经济交换的方式来进行说明。乱伦禁忌有助于团体双方的互惠关系，建立团结联系，因为人类（尤其是女人）能通过其劳动力生产经济财物。男人借由放弃自己团体的女人，以同时开启更广泛的“联姻集团”。意思是，男人们可以希望“族外”的女人带着劳动力嫁进来，同时与那个团体建立起团结关系和互惠关系。在某些特别清楚符合“普遍化的交换”的亲属关系结构中，人们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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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化的交换建立起一种定期运作的系统。A把女儿或姊妹转让给B，B把女儿转让给C，然后C再把女儿转让给A。这是最简单的公式。普遍化的交换总是包含着信任要素（尤其是当这个循环的中间参与者越多，以及当越来越多的次级循环加入主要循环时，尤为如此）。人们必须信任，这个循环将是会成立的，嫁出去的女人可以得到娶进门的女人当作补偿，即便这种交换需要等待一段时间。（ibid., 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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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伦禁忌与族外婚对各团体来说有着明明白白的功能，因为这让不同的团体得以建立起联系，具有整合的效果。列维-斯特劳斯同时还声称，“结婚”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一种交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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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结婚就是交换，因为结婚就是交换的代表形式，所以对交换进行分析，有助于对团结的理解。正是馈赠与回赠、嫁出和娶入，促进了团结。（ibid., p.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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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如此。如果亲属关系结构，就如同莫斯所分析的礼物交换系统那样，是一种符号系统，那么人们就可以像研究语言一样来研究亲属结构，亦即原则上同样可以用结构语言学所发展出来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随社会而异的亲属关系结构，都可以回溯到一个基本原则。索绪尔已尝试指出，可以通过揭示语言（“la langue”）的理念结构，来洞悉人类言谈的复杂性。列维-斯特劳斯走得更远。他认为，所有的符号系统，不管是语言、亲属关系结构，还是古代礼物交换系统，最终都是遵循着某个内在于人类心智当中的逻辑。如果我们能找出这个逻辑，那么，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我们就拥有了一把能分析所有符号化的事物的钥匙。他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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