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1620 就像布迪厄在这段引文中声称的，文化是一场区分竞赛，在其中会带来阶级差异，将阶级差异建构得显而易见。布迪厄对文化的定义相当宽泛（读者们可以对比一下他的文化资本概念。他的文化资本概念也很宽泛，像是绘画、书、知识、专业能力，甚至是头衔等等，都被包含在内），并涉及美学判断。《区分》这本书首先便涉及一个很有挑衅性的声称，即就算表面上看起来最个人的看法（关于饮食品味的意见、关于音乐作品的美学意见、关于一件衣服“穿起来如何”的意见等等），也都是由阶级惯习所决定的。这个命题要说的是，“品味”，美学判断，也是有阶级性的，一开始就是由阶级所决定的，因为品味和美学判断反映了一个人所具备的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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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22 布迪厄这个命题既有吸引力，又很有挑衅意味。这首先是因为，他饶有趣味地通过一些表面看起来最平凡无奇的事情，对人们最毋庸置疑的感觉提出了质疑，而让人们感到很讶异。涂尔干的《自杀论》也有这种震撼读者的效果。涂尔干将一件看起来最由个人自己决定的事（亦即自杀）诠释为一件依社会而定的现象。这类论证告诉我们，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们自己的观点；这种论证会让人感到很惊讶。但布迪厄的工作，特别是《区分》，之所以很有挑衅意味，除了以上的理由，还因为：他把美学（亦即艺术里关于美与真的学说）等同于一般日常的品味，或至少认为两者是近似的。布迪厄想指出，被美学理论奉为伟大的音乐、伟大的绘画、伟大的文学的那些作品，事实上也只是从对应于某种经济地位的观点来看是伟大的。他认为，高雅艺术一直以来都是阶级竞争的产物。一件作品是不是高雅艺术，是由统治阶级界定的。统治阶级把他们的美学眼光定义为“正统的”艺术，同时将这种美学的阶级决定性给掩盖粉饰掉。布迪厄的“反康德主义‘美学’”的计划，就是想揭开美学的神秘面纱、揭露美学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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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24 在这样的背景下，布迪厄把所谓的“奢华品味”和“实用品味”区分开来。实用品味是典型的社会底层阶级的品味。这种品味只在乎能不能直接解决生活的物质问题；这种品味与日常的稀缺经历、经济不确定感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还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管自己过得精不精致。相应于此，底层阶级的眼光和生活习惯，和统治阶级的眼光和习惯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饮食习惯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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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26 社会最顶端的阶层特别认可一种节制饮食以追求苗条身材的新伦理。但面对这种新伦理，农民和尤其是工厂工人，还是保持他们享乐放纵的伦理。一个喜欢吃喝玩乐的人，不只是喜欢吃吃喝喝而已；他可以通过与大家一起吃吃喝喝，处于一个扫除任何拘束与沉默的欢乐情境，以此象征和建立起一个慷慨、跟大家打成一片的关系，亦即一种简单、自由的关系。（Distinction, 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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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28 但表现出实用品味的当然不是只有饮食习惯；底层阶级所吃的东西本身基本上也会和统治阶级所习惯吃的东西不一样。布迪厄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通过敏锐的观察指出饮食文化的差异，并不厌其烦地再指出，上层阶级倾向于（这种倾向有时候是有意的，但更多时候是无意的）通过精致的用餐来和底层的饮食文化区隔开来。上层的奢华品味是一种区隔、区分的尝试，以此不断再生产出阶级差异与阶级边界。知识分子、企业老板、记者等等，会理所当然地去吃中式料理、越南料理、缅甸料理。但一位工人，就算他负担得起，也根本不会想到要去吃这些料理，因为他对于“好吃的东西”的想象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当然，各阶层的人觉得什么料理好吃，也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而定的。）出身上层的人，会通过社会化而习得某种饮食品味与相关的惯习，并且这个人会以此几乎自动地和其他阶层的人明确地区隔开来。不只是餐桌礼仪，而是连表面上最个人的品味，也会区分出“贵族”和“平民”。过去是如此，布迪厄认为即便在当代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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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30 艺术的理解接受能力，也有类似的随阶级而异的模式。由于没有经济压力，因此奢华品味和与此相关的美学，是无目的的、在表面上无关利益的。所以上层社会的人，相较于底层阶级的人，会更从抽象艺术出发，像是布拉克（Georges Braque）、德劳内（Robert Delaunay）、马列维奇（Kazimir Severinovich Malevich），或是杜尚（Marcel Duchamp）等人的绘画艺术作品。底层阶级的人则搞不懂这种无关利益的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从生活实用性方面来看待艺术。他们会觉得布拉克的画不知道是在画什么、丑爆了，所以会更偏爱把施皮茨韦格（Carl Spitzweg）或是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而非德劳内）的翻印画作挂在卧室里。工人和一般市井小民在看到马列维奇的画作时，常常都会问“这也是艺术？”但富有艺术思维的知识分子，可能对马列维奇的画作特别感兴趣、感到印象深刻。因为要欣赏马列维奇的画作，是有门槛的，而这也因此具有（布迪厄所设想的）区分效益，能把艺术门外汉“撇在身后”。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音乐领域。工人只会听古典音乐，所以更偏爱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的《沃尔塔瓦河》，而觉得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的音乐是不好听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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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32 布迪厄不厌其烦地在各种领域，像是体育、政治意见、电影、服装，或甚至是休闲安排等等，探究这种相似的模式。对他来说，这些领域都表明一件事：是统治阶级在这每一个文化场域中定义了某些活动的正统性。是统治阶级通过他们的区分需要，把最新的前卫艺术形式解释成真正的艺术，然后把所有以前的艺术形式说成是肤浅的品味、不是真正充满艺术内涵的东西。尤其是如果较低阶级的人正准备吸收“较旧的”艺术形式的话，统治阶级更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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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34 总而言之，布迪厄的研究最后得出一个命题，即人们在特定的阶级中会习得相应的惯习（一种总体的知觉、思维、行动的框架），这种惯习会定义某种“生活风格”。这个阶级会借此在文化上与其他阶级区隔开来。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生活风格即是象征竞争的表现，这是一种阶级间致力于进行区分的竞争。布迪厄认为，这是一件特别值得我们理解的事，因为我们唯有理解这个现象，才能更好地呈现出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动力。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在文化理论方面的空白与忽视，因此始终无法对阶级结构及其动力有适当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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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36 布迪厄的时代诊断的论点，即是基于这一套文化社会学的描述所得出的。不过他的视角限于阶级不平等的持续再生产，因此不太有什么改善状态的展望。这至少与这一讲开头提到的布迪厄的一个角色，即法国教育体系和全球化的公共批评家，是矛盾的。因为我们可以问，他是一个公共批评家，但他的诊断似乎又是说社会结构是无可改变的、坚固的，那么他所扮演的角色和他的理论内涵之间该怎么调和呢？不过布迪厄自己相信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他认为，唯有人们认识到，且承认社会的结构化法则，自由才是可能的。“社会学提供解放的方式，就是将人们从自由的幻觉中解放出来。”（Bourdieu，转引自：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Vol.II, p.67）事实上，“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话语，因为这种话既忽略了自身行动可能性的边界，也忽略他人行动可能性的边界。社会情境决定论的说法，还反而比较可能是能提供解放的话语的出发点。布迪厄总是宣称他的学术研究就是想带来这种解放话语。特别是在他人生最后的十年间，他尝试动员左派知识分子，以对抗在他看来越来越具有威胁性的生活情境全面经济化，以及对抗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霸权。一个会发展出这样活动的人，其世界观绝不会是悲观的。所以布迪厄的时代诊断虽然呈现出社会不平等模式的持续再生产，但他还是有抱持着希望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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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38 讲到这里，对于布迪厄的理论的介绍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我们为读者推荐一本入门著作：《布迪厄导论》（Markus Schwingel, Pierre Bourdieu zur Einführung）。不过我们在最后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去看看布迪厄的理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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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42 5.布迪厄的著作都已被奉为经典，在社会学内部有很大的影响力。像是政治社会学和社会不平等社会学，都很深受布迪厄思想的启发。例如在法国，布迪厄身边围绕着一群伙伴，延续发展布迪厄的研究方向，或是将他的研究方向运用在其他新的主题范畴。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特定阶层和职业团体所进行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出版于1982年的《干部：一个社会阶级的形成》（Les cadres. La formation d’un group social），即是当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本著作。在德国，不平等研究特别会和布迪厄的理论相关联，并且特别专注在生活风格概念上［可以参阅埃德（Klaus Eder）自1989年以来编纂的一系列的著作：Klassenlage, Lebensstil und kulturelle Praixis；另外也可参阅：Hans-Peter Müller, 1992, Sozialstruktur und Lebensstile］。不过，布迪厄的理论在德国有时候会被滥用，例如德国在使用生活风格概念时，越来越脱离了阶级理论（但德国的生活风格概念也不总是基于布迪厄的思想）。生活风格好像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似的，使得有人因此认为，德国社会再也无法辨识出“真正的”阶级（可以参阅像是Gerhard Schulze, 1992, Die Erlebnisgesellschaft. Kultursoziologie der Gegenwart）。这并不是布迪厄的思维方式会有的论证形式。至于北美，加拿大法语区的女性学者拉蒙（Michèle Lamont）在1992年出版的著作《金钱、道德与礼仪》（Money, Morals, and Manners: The Culture of the French and the American Upper-Middle Class）特别引起轰动。该书发挥布迪厄的精神进行了社会结构比较研究，但某种程度上又超越了布迪厄，因为拉蒙检视了布迪厄所忽略的阶级的道德话语，没有急于把阶级的道德话语化约成其他要素。出生于1957年的拉蒙令人印象深刻地探讨了美国和法国的各个上层中产阶级，对于彼此关于道德层面的美好生活与美好行为的想象与观念，被多么明确地划分开来，以及道德态度又是多么适合清楚划分出阶级之间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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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44 布迪厄的影响，对于历史科学来说，也同样相当大，因为像是“资本”“场域”或“惯习”概念，很显然可以克服历史科学既存的一些理论不足。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一本深受布迪厄理论影响，但其主题也是布迪厄自己也不断在讨论，但我们在这一讲不会再进一步深入讨论的著作，即夏勒（Christophe Charle）的《知识分子的诞生：1880—1900》（Naissance des “intellectuels”: 1880—1900）。这本平易近人的书，生动探讨了1880—1900年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是如何构成的，知识分子运用了哪些不同的策略来和“竞争对手”保持距离，以及如何从国家和教堂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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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48 法国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只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生成结构主义”（布迪厄）这几种取向而已。在法国，还有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自称为反结构主义者，并且也因此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在下一讲，我们就来介绍这些学者和他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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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53 社会理论二十讲 [:1702368826]

1702371654 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十六讲 法国反结构主义者（卡斯托里亚迪斯、图海纳、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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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56 我们在第十四讲已经提到，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结构主义便支配了法国的知识圈。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古典的”结构主义失去了重要性，但结构主义对法国知识圈的支配性依然没有太多改变。因为有些声名鹊起的所谓后结构主义或新结构主义的学者，依然支撑起了至少部分的结构主义遗产。这让非结构主义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法国很难得到人们的青睐。再加上这些非结构主义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的立场，经常被批判，或甚至被指责为“主观主义”。这些在结构主义霸权时代下过得不太顺遂的学者，就是我们这一讲要来介绍的。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曾提到，结构主义简直是一种“语言学的流行病”。它的“肤浅的伪语言模式”，把明明很清楚的思想搞得很难懂（Castoriadis, 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 p.120）。结构主义者的这种“统治”，让一些非结构主义的法国思想家长时间在国外比在法国本土还要有影响力，因为他们的著作受到（结构主义）的严重排挤。这种情况一直到近年来才出现改变，到近年来法国的知识公共领域才开始认真评估那些反结构主义思想家的重要性（亦可参阅本书第二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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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58 关于法国重要的反结构主义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我们先从一位学者开始。这位学者很难说属于哪个学科领域，而且也不是在法国出生的，但是他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辩论非常重要，也和马克思主义有过非常重要的对话，因此在法国知识生活领域当中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影响力相当广泛。这个人就是卡斯托里亚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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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60 卡斯托里亚迪斯192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但因为他的家庭被土耳其驱逐出境，所以他是在雅典长大的。不过当时雅典的政局也非常不稳定（以下关于卡斯托里亚迪斯的介绍，可参阅：Marcel van der Linden, “Socialisme ou Barbarie”）。在迈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的独裁笼罩下，卡斯托里亚迪斯加入了希腊共产党青年组织。但他加入不久后，当希腊共产党为了抵抗1941年4月纳粹德国对希腊的侵略，而与其他主流政党合作时，卡斯托里亚迪斯便退出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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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62 卡斯托里亚迪斯在雅典攻读了法学、经济学和哲学。1945年，希腊内战（1944—1949）期间，负笈巴黎攻读哲学。当时，巴黎已经处于我们在第十四讲提到的知识氛围了，亦即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激烈争辩氛围。在这段时期，他的政治立场也出现改变。但他并没有跟左派革命计划分道扬镳，而是在1949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并创办了一个对今天来说堪为传奇的期刊，《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这份期刊的成员，包括了我们前文已提到过或稍后会介绍的知名知识分子，像是勒夫特（Claude Lefort）、利奥塔、莫兰（Edgar Morin， 1921—　）。这份期刊旨在讨论一个问题：革命团体如何组织起来，并同时避免在历史上总不断上演的官僚化及其可怕的后果，如在俄国革命那里所发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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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64 卡斯托里亚迪斯当时的正式身份是经济学家，但他也在那份期刊上用了各种笔名（因为他是外国人，不被允许参加政治活动），发表了无数的文章，讨论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苏联统治系统。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对于马克思的批判越来越尖锐。最晚从1963年开始，他就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思想彻底决裂了。也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所造成的立场冲突，《社会主义或野蛮》在1965年停刊。不过这份期刊在后来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中不少重要的参与者［例如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深受这份期刊的革命风格的影响（参阅：van der Linden, “Socialisme ou Babarie”, p.1；亦可参阅：Gilcher-Holthey, “Die Phantasie an die Macht”: Mai 68 in Frankreich, pp.4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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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666 《社会主义或野蛮》停刊之后，卡斯托里亚迪斯开始接受精神分析培训，成为精神分析师。虽然他很认真看待精神分析师工作，也发表了很多关于精神分析主题的作品，但这不意味着他没有想成为社会理论家的野心。相反，大概正是因为他对多种学科的涉猎，所以他能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故纸堆中发展出新东西。例如他在1975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想象的社会制度》（L’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 la société），便让人印象深刻。之后他也出版了许多著作［例如我们前面引用过的《迷宫中的十字路口》，就有英译本（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展现了卡斯托里亚迪斯源源不绝的生产力。当他在1997年过世的时候，还留下了许许多多未发表的手稿，直到今天，乃至未来都有待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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