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1631
1702371632
布迪厄不厌其烦地在各种领域，像是体育、政治意见、电影、服装，或甚至是休闲安排等等，探究这种相似的模式。对他来说，这些领域都表明一件事：是统治阶级在这每一个文化场域中定义了某些活动的正统性。是统治阶级通过他们的区分需要，把最新的前卫艺术形式解释成真正的艺术，然后把所有以前的艺术形式说成是肤浅的品味、不是真正充满艺术内涵的东西。尤其是如果较低阶级的人正准备吸收“较旧的”艺术形式的话，统治阶级更会这么做。
1702371633
1702371634
总而言之，布迪厄的研究最后得出一个命题，即人们在特定的阶级中会习得相应的惯习（一种总体的知觉、思维、行动的框架），这种惯习会定义某种“生活风格”。这个阶级会借此在文化上与其他阶级区隔开来。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生活风格即是象征竞争的表现，这是一种阶级间致力于进行区分的竞争。布迪厄认为，这是一件特别值得我们理解的事，因为我们唯有理解这个现象，才能更好地呈现出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动力。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在文化理论方面的空白与忽视，因此始终无法对阶级结构及其动力有适当的呈现。
1702371635
1702371636
布迪厄的时代诊断的论点，即是基于这一套文化社会学的描述所得出的。不过他的视角限于阶级不平等的持续再生产，因此不太有什么改善状态的展望。这至少与这一讲开头提到的布迪厄的一个角色，即法国教育体系和全球化的公共批评家，是矛盾的。因为我们可以问，他是一个公共批评家，但他的诊断似乎又是说社会结构是无可改变的、坚固的，那么他所扮演的角色和他的理论内涵之间该怎么调和呢？不过布迪厄自己相信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他认为，唯有人们认识到，且承认社会的结构化法则，自由才是可能的。“社会学提供解放的方式，就是将人们从自由的幻觉中解放出来。”（Bourdieu，转引自：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Vol.II, p.67）事实上，“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话语，因为这种话既忽略了自身行动可能性的边界，也忽略他人行动可能性的边界。社会情境决定论的说法，还反而比较可能是能提供解放的话语的出发点。布迪厄总是宣称他的学术研究就是想带来这种解放话语。特别是在他人生最后的十年间，他尝试动员左派知识分子，以对抗在他看来越来越具有威胁性的生活情境全面经济化，以及对抗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霸权。一个会发展出这样活动的人，其世界观绝不会是悲观的。所以布迪厄的时代诊断虽然呈现出社会不平等模式的持续再生产，但他还是有抱持着希望的面向。
1702371637
1702371638
讲到这里，对于布迪厄的理论的介绍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我们为读者推荐一本入门著作：《布迪厄导论》（Markus Schwingel, Pierre Bourdieu zur Einführung）。不过我们在最后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去看看布迪厄的理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1702371639
1702371640
* * *
1702371641
1702371642
5.布迪厄的著作都已被奉为经典，在社会学内部有很大的影响力。像是政治社会学和社会不平等社会学，都很深受布迪厄思想的启发。例如在法国，布迪厄身边围绕着一群伙伴，延续发展布迪厄的研究方向，或是将他的研究方向运用在其他新的主题范畴。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特定阶层和职业团体所进行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出版于1982年的《干部：一个社会阶级的形成》（Les cadres. La formation d’un group social），即是当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本著作。在德国，不平等研究特别会和布迪厄的理论相关联，并且特别专注在生活风格概念上［可以参阅埃德（Klaus Eder）自1989年以来编纂的一系列的著作：Klassenlage, Lebensstil und kulturelle Praixis；另外也可参阅：Hans-Peter Müller, 1992, Sozialstruktur und Lebensstile］。不过，布迪厄的理论在德国有时候会被滥用，例如德国在使用生活风格概念时，越来越脱离了阶级理论（但德国的生活风格概念也不总是基于布迪厄的思想）。生活风格好像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似的，使得有人因此认为，德国社会再也无法辨识出“真正的”阶级（可以参阅像是Gerhard Schulze, 1992, Die Erlebnisgesellschaft. Kultursoziologie der Gegenwart）。这并不是布迪厄的思维方式会有的论证形式。至于北美，加拿大法语区的女性学者拉蒙（Michèle Lamont）在1992年出版的著作《金钱、道德与礼仪》（Money, Morals, and Manners: The Culture of the French and the American Upper-Middle Class）特别引起轰动。该书发挥布迪厄的精神进行了社会结构比较研究，但某种程度上又超越了布迪厄，因为拉蒙检视了布迪厄所忽略的阶级的道德话语，没有急于把阶级的道德话语化约成其他要素。出生于1957年的拉蒙令人印象深刻地探讨了美国和法国的各个上层中产阶级，对于彼此关于道德层面的美好生活与美好行为的想象与观念，被多么明确地划分开来，以及道德态度又是多么适合清楚划分出阶级之间的边界。
1702371643
1702371644
布迪厄的影响，对于历史科学来说，也同样相当大，因为像是“资本”“场域”或“惯习”概念，很显然可以克服历史科学既存的一些理论不足。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一本深受布迪厄理论影响，但其主题也是布迪厄自己也不断在讨论，但我们在这一讲不会再进一步深入讨论的著作，即夏勒（Christophe Charle）的《知识分子的诞生：1880—1900》（Naissance des “intellectuels”: 1880—1900）。这本平易近人的书，生动探讨了1880—1900年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是如何构成的，知识分子运用了哪些不同的策略来和“竞争对手”保持距离，以及如何从国家和教堂中解放出来。
1702371645
1702371646
* * *
1702371647
1702371648
法国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只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生成结构主义”（布迪厄）这几种取向而已。在法国，还有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自称为反结构主义者，并且也因此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在下一讲，我们就来介绍这些学者和他们的研究。
1702371649
1702371650
1702371651
1702371652
1702371654
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十六讲 法国反结构主义者（卡斯托里亚迪斯、图海纳、利科）
1702371655
1702371656
我们在第十四讲已经提到，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结构主义便支配了法国的知识圈。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古典的”结构主义失去了重要性，但结构主义对法国知识圈的支配性依然没有太多改变。因为有些声名鹊起的所谓后结构主义或新结构主义的学者，依然支撑起了至少部分的结构主义遗产。这让非结构主义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法国很难得到人们的青睐。再加上这些非结构主义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的立场，经常被批判，或甚至被指责为“主观主义”。这些在结构主义霸权时代下过得不太顺遂的学者，就是我们这一讲要来介绍的。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曾提到，结构主义简直是一种“语言学的流行病”。它的“肤浅的伪语言模式”，把明明很清楚的思想搞得很难懂（Castoriadis, 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 p.120）。结构主义者的这种“统治”，让一些非结构主义的法国思想家长时间在国外比在法国本土还要有影响力，因为他们的著作受到（结构主义）的严重排挤。这种情况一直到近年来才出现改变，到近年来法国的知识公共领域才开始认真评估那些反结构主义思想家的重要性（亦可参阅本书第二十讲）。
1702371657
1702371658
关于法国重要的反结构主义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我们先从一位学者开始。这位学者很难说属于哪个学科领域，而且也不是在法国出生的，但是他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辩论非常重要，也和马克思主义有过非常重要的对话，因此在法国知识生活领域当中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影响力相当广泛。这个人就是卡斯托里亚迪斯。
1702371659
1702371660
卡斯托里亚迪斯192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但因为他的家庭被土耳其驱逐出境，所以他是在雅典长大的。不过当时雅典的政局也非常不稳定（以下关于卡斯托里亚迪斯的介绍，可参阅：Marcel van der Linden, “Socialisme ou Barbarie”）。在迈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的独裁笼罩下，卡斯托里亚迪斯加入了希腊共产党青年组织。但他加入不久后，当希腊共产党为了抵抗1941年4月纳粹德国对希腊的侵略，而与其他主流政党合作时，卡斯托里亚迪斯便退出了共产党。
1702371661
1702371662
卡斯托里亚迪斯在雅典攻读了法学、经济学和哲学。1945年，希腊内战（1944—1949）期间，负笈巴黎攻读哲学。当时，巴黎已经处于我们在第十四讲提到的知识氛围了，亦即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激烈争辩氛围。在这段时期，他的政治立场也出现改变。但他并没有跟左派革命计划分道扬镳，而是在1949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并创办了一个对今天来说堪为传奇的期刊，《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这份期刊的成员，包括了我们前文已提到过或稍后会介绍的知名知识分子，像是勒夫特（Claude Lefort）、利奥塔、莫兰（Edgar Morin， 1921— ）。这份期刊旨在讨论一个问题：革命团体如何组织起来，并同时避免在历史上总不断上演的官僚化及其可怕的后果，如在俄国革命那里所发生的那样。
1702371663
1702371664
卡斯托里亚迪斯当时的正式身份是经济学家，但他也在那份期刊上用了各种笔名（因为他是外国人，不被允许参加政治活动），发表了无数的文章，讨论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苏联统治系统。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对于马克思的批判越来越尖锐。最晚从1963年开始，他就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思想彻底决裂了。也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所造成的立场冲突，《社会主义或野蛮》在1965年停刊。不过这份期刊在后来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中不少重要的参与者［例如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深受这份期刊的革命风格的影响（参阅：van der Linden, “Socialisme ou Babarie”, p.1；亦可参阅：Gilcher-Holthey, “Die Phantasie an die Macht”: Mai 68 in Frankreich, pp.47ff.）。
1702371665
1702371666
《社会主义或野蛮》停刊之后，卡斯托里亚迪斯开始接受精神分析培训，成为精神分析师。虽然他很认真看待精神分析师工作，也发表了很多关于精神分析主题的作品，但这不意味着他没有想成为社会理论家的野心。相反，大概正是因为他对多种学科的涉猎，所以他能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故纸堆中发展出新东西。例如他在1975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想象的社会制度》（L’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 la société），便让人印象深刻。之后他也出版了许多著作［例如我们前面引用过的《迷宫中的十字路口》，就有英译本（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展现了卡斯托里亚迪斯源源不绝的生产力。当他在1997年过世的时候，还留下了许许多多未发表的手稿，直到今天，乃至未来都有待整理出版。
1702371667
1702371668
* * *
1702371669
1702371670
当我们去看卡斯托里亚迪斯的作品时，会发现他的这些作品很难被归类到我们至此所讨论的各种理论取向。他的理论立场太独特了，我们只能用最简单的排除法来标示他的理论立场，亦即去看看他抨击了哪些理论。我们来以三个关键词作为重点来谈：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反结构主义，反功能论，反马克思主义。他正是在对这三个理论方向的批判当中，发展出他高度原创的方向。
1702371671
1702371672
1. 毫不令人意外的，卡斯托里亚迪斯和结构主义有特别激烈的争论。因为在法国，面对之前我们提到过的结构主义的霸权，与之的争论实际上是无可避免的，卡斯托里亚迪斯深受梅洛-庞蒂思想的影响。梅洛-庞蒂是一位现象学家，对人类的身体性和自我的互为主体性特别感兴趣。在根本上，梅洛-庞蒂在其晚期著作中，比萨特还要强烈地与结构主义的观点，尤其是与语言现象有关的部分，进行辩论。卡斯托里亚迪斯也在梅洛-庞蒂的影响下对结构主义的命题进行了批判。虽然他同意结构主义关于符号任意性的命题，但他没有在这个命题上止步不前。相反，他在此提出了与结构主义基本思想在根本上相违背的符号理论要素。
1702371673
1702371674
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符号系统（如语言）组织起了世界，并与世界相关联。语言当然不是世界的摹本；它并非仅对世界进行了再现而已，也不像我们在前几讲提到的那样，认为不同的语言会造就不同的世界观。但这当然也不是说语言就完全与现实无关、完全是任意的。卡斯托里亚迪斯援用了梅洛-庞蒂，指出语言“是被世界的‘如此存在’（Sosein/being-such）从内在来进行加工的”（Castoriadis, Crossroads in the Labyrinth, p.125）。结构主义有个很典型的双面的符号概念，亦即符号的意义，唯有根据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才能辨识出来，或换句话说，所指完全要视能指之间的关系而定。但卡斯托里亚迪斯抛弃了这个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提出了三面的符号概念，在原本的双面概念之外再注意到了“参照物”，亦即符号所关联的世界。
1702371675
1702371676
事物在文化和语言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对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如果不直接借助事物本身那无可名状的非相对性，我们也无法指称出其相对性。如果语言，以及思想，是存在的，那么这要归功于无数重要的事实，像是：有树存在着，有地球，有群星；有许多日子，有光。树生长于地球上，群星在夜里闪耀。在此意义上，这些事物是通过语言而被说出来的。（ibid., p.126）
1702371677
1702371678
这种关联参照物的符号理论，必然会让卡斯托里亚迪斯偏离结构主义。因为，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符号首先并不是世界中的客体，而是一种“符号客体”，亦即它关联着现实中的某个东西。不过，如果符号并不是简单反映现实而已，那么这就只能意味一件事，即符号是被“创造的”、被发明的、被“设置的”。“符号之为符号，不过就是一种被制度化的图形、形式和规范，一种社会想象力的创造。”（Castoriadis,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p.252）
1702371679
1702371680
符号的任意性，是社会的创造性的结果，一种社会创造性的表现，所以在一个社会中这个（而不是别的）符号被确定来指称这个对象或事物。但与此同时，卡斯托里亚迪斯在他的符号理论中，也将主体概念置于核心地位了，这是一种集体主体的概念，即“社会”。
[
上一页 ]
[ :1.70237163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