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1981
1702371982
我们究竟在将什么规则运用在什么样的展现上，以至于在每个具体的例子中我们会觉得只有男性和女性，而且会觉得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依赖于特定的例子呢？（ibid., pp.5—6）
1702371983
1702371984
此外，如果“性别”归类的确是一个社会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直接由生物因素方面的性别所决定的，那么不就也应该可以想见，性别并不是二分的，并不总是只能被区分为男性和女性、男孩和女孩吗？这两位学者援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指出，性别并不总是被认为只有两种的。西方社会以生物要素作为性别归类的基础，认为社会性的性别毋庸置疑地源于生物性的性别，男性总是具有男性的性征、女性总是具有女性的性征；但其他文化并不完全是这样。在其他文化那里我们可以观察到，“生物性的”女性只要表现出某一些男性角色行为，也可以被归为“男性”。解剖学、生理学或类似的事实，在这里一点都不重要。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也有一些文化，在其不必然只有两个性别，而是有三种或更多种！
1702371985
1702371986
若要说性别身份是普遍的，可能就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会隶属于某个范畴而言是对的；但若要说我们知道这些人不是女性就是男性，也许就是错的了。（ibid., p.37）
1702371987
1702371988
若这样的说法已经够挑衅的了，那么柯斯勒与麦肯娜还不只是如此而已。这两位学者，以一种在当时几乎被认为是歪门邪道的说法来追问，现代科学根据生物要素来确认男性或女性的做法，是否比一般所认为的还要更有问题。“性”是不是跟“性别”一样模糊且纠结？事实上，在性别确认上，根本没有清楚的科学准则。不论是解剖学、人类的荷尔蒙“状态”，还是基因符码，都没有提供明确的区分准则。对两性畸形的幼儿的研究指出，医学专家
1702371989
1702371990
对于一个有XY染色体，但生殖器异常的幼儿，也仅是用阴茎的大小来区分为男孩或女孩。如果阴茎太小了，就将之分类为女孩，然后再通过变性手术给她做个人工阴道。（Lorber, Paradoxes of Gender, p.38；类似的亦可见：Hagemann-White, “Wir werden nicht zweigeschlechtlich geboren…”, p.228）
1702371991
1702371992
那时（现在也是）由于没有明确的生物特征，所以看似客观的标准（例如基因符码）反而还让位给对阴茎大小的主观评判。对于持常人方法论观点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样的观察结果并没有特别令人惊讶之处。因为常人方法论（见第七讲）对知识社会学研究有很深的影响，其研究也总不断指出，自然科学的实验室研究是如何受日常观念的渗透。柯斯勒与麦肯娜也同样指出这件事，而且她们也强调，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也皆以社会的文化预先假设为基础，所以不断努力——但（至今仍）徒劳无功地——尝试，论证一个很有问题的命题，即性别有两个，且只有两个（Kessler and McKenna, Gender, p.77）。
1702371993
1702371994
柯斯勒与麦肯娜的论点倾向用激进，或令人惊讶的命题，处理对许多女性主义者来说非常重要的“性/性别”的区分。她们的命题是，表面上清楚明白的“生物性别”也不是如此明确的，而是非常显然也有社会建构的因素在起作用。在文献中，这有时候也被称为“虚无假设”。哈格曼-怀特（Carol Hagemann-White， 1942— ）是如此定义虚无假设的：
1702371995
1702371996
一直以来，对我而言，“虚无假设”对女性生活的多样性更为开放，对于父权压迫的看法更为激进。亦即虚无假设认为：性别并非必然、自然而然原本就是两种；性别不过是不同的文化的建构而已。毕竟我们已知，人类不受区分，可塑性非常高，可以胜过荷尔蒙或基于身体特质的事实。（Hagemann-White, “Wir werden nicht zweigeschlechtlich geboren…”, p.230）
1702371997
1702371998
柯斯勒与麦肯娜将这种“虚无假设”关联上一种清楚的规范—政治纲要。她们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关于性别明确二分的典型假设，几乎无可避免地会造成性别之间的层级化，亦即造成一个让女性因为长久以来的权力关系而被迫处于从属的社会地位的过程。如果二分化与层级化是密切相关的，并且造就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后果，那么女性主义理论的任务就是要去论证，性别之间的二分并非本来就是必然的。长期来看，唯有扬弃这种性别二分法，才能有机会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
1702371999
1702372000
一旦将人二分，就很难避免用一个人来评估另一个人；这也是造成蔑视或压迫的基础。当性别的表现包含了生理要素时，那么除非，且直到性别被视为社会建构的，否则我们的行动无法激进地改变我们那无法改变的地位。人们必须直面另外各种可能性的实现，以及另外各种现实的可能性。（Kessler and McKenna, Gender, p.164）
1702372001
1702372002
柯斯勒与麦肯娜的研究基础，是特别在英语学界中牵涉相当广泛的“性”与“性别”之间关系的基本讨论。这个争论在英美学界很快就变得很主流，因为英美学界的社会人类学通过其研究，开辟了一个（从西方的观点进行的）研究异文化中“值得注意”的性别身份的领域。不过在其他国家，这种辩论并没有很快就流行开来（参阅：Becker-Schmidt and Knapp, Feministische Theorien zur Einführung, p.9ff.）。在德国，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特别是从姬德麦丝特（Regine Gildemeister， 1949— ）和薇特乐（Angelika Wetterer）的文章开始，才有这方面的讨论。她们在1992年发表的《性别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探讨了这个至今主要是在英语学界所进行的争论。姬德麦丝特与薇特乐因为也是很接近常人方法论的路子，所以与柯斯勒及麦肯娜很类似地指出，将“性”与“性别”区分开来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解决方案只是把生物学主义转移到其他地方而已：虽然这种区分不再把“女性”假设为一种社会本质，但这种区分还是认为有生物本质，而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其实并没有生物学方面的标准可以用来明确界定性别。此外，假设男女是二分的，也还是暗暗隐含着生物主义。因为，如前文提过的，即便是生物学，在二分建构上也并没有提供什么很好的指导（Gildemeister and Wetterer, “Wie Geschlechter gemacht werden”, p.205ff.）。
1702372003
1702372004
如果确是如此，如果我们同意柯斯勒与麦肯娜的命题，那么姬德麦丝特与薇特乐的结论是，这样的命题会为社会学理论带来许多后果。因为如此一来，我们也不能再认为历史上有一个前社会范畴的“女性”，不能再认为是因为历史上某个时候的什么原因不断持续推动性别分化。所谓女性身体比较柔弱、怀孕期间比较脆弱等等，不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性别分工的理由。因为，如果自然和文化都同时是构成人类的要素，那么虽然人们可以说女性的生育能力造就其（受到压迫的）身份，但人们也同样可以反过来说，是文化过程与社会过程让女性的生育能力成为其受压迫的社会身份的符号。若有人想将女性（自然的）生育能力解释成性别分工的原因，那么无论如何都是在避而不谈一件事，即
1702372005
1702372006
像“生育可能性猜想”这样一种复杂的假设性构想，都已经是抽象与分类的结果。唯有当我们去追问，身体特征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有待解释的社会分化过程中被赋予了文化意涵时，我们才能破译这种假设性的构想。（ibid., p.216）
1702372007
1702372008
尽管姬德麦丝特与薇特乐极为依赖最初由柯斯勒与麦肯娜提出的论证轴线，并且比两位美国学者还更加谨慎地仔细探讨这样一种路径的理论后果，但姬德麦丝特与薇特乐却也同时让人注意到她们理论框架的一个相对令人不舒服的政治后果。因为，虽然她们似乎希望能扬弃性别二分，如同柯斯勒与麦肯娜已强调过的；但她们始终没有说清楚女性主义取向的政治目标到底是什么，而只是极端地宣称反本质论的立场。这与希望让女性能有所提升的努力是很难兼容的，或至少会产生很明显的问题。因为，如果要提出一套能让女性有所提升的政治话语，那么首先必须得确定谁是女性、谁不是。但姬德麦丝特与薇特乐认为，确定谁是或不是女性的做法，只是在强化与重新刻画旧的传统性别区分，但旧的传统性别区分是大家应该要克服掉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从行动理论层次来看，看不到出路”的矛盾（ibid., p.249）。
1702372009
1702372010
事实上，这样一个悖论也让女性主义的常人方法论取向备受批评。被批评的不只是其政治计划的模糊性。还有她们希望扬弃性别二分的想法，是不是真的有道理，也是有问题的。柯斯勒与麦肯娜，以及姬德麦丝特与薇特乐，都认为性别二分几乎自动就会带来阶层化，但这是值得商榷的。反过来说：难道用更多样的性别可能性来消解性别二分，阶层化的思想真的就会消失了吗？种族主义的经验就给了我们否定的答案。因为，例如种族主义者，不必然只认识两种不同的肤色，而是知道要准确区分不同的皮肤“色调”，好实施种族主义判断。这表明了，“范畴的多样化并不会免于阶层化，而是会提升分化可能性与阶层化可能性的数量”（Becker-Schmidt and Knapp, Feministische Theorien zur Einführung, p.80）。性别关系领域完全也可能会有类似的机制，消灭性别二分之后人们所希望的平等趋势可能并不会出现。
1702372011
1702372012
受常人方法论启发的女性主义饱受批评之处，还在于其内在的理论缺陷。这个缺陷在常人方法论之“父”，加芬克尔那里就已经出现了，即：缺乏对制度的分析。批评者认为，常人方法论因为几乎仅聚焦在所有互动的基本前提，认为制度是固定、寻常的，完全不重要，所以这类研究在中观，特别是宏观社会学方面是不足的。批评这件事的女性主义者，也指责基于常人方法论来进行论证的女性主义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忽略了造就性别差异的制度背景（Heintz and Nadai, “Geschlecht und Kontext”, p.77）。因为什么时候、在哪些具体的制度情境与关系中性别差异被刻画或消弭，是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才能得知的。在什么样的制度背景下，两种性别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哪种制度背景下，两种性别的重要性比较小？这都必须经验地根据脉络，从不同的性别差异来加以探讨。我们不只要在社会学的日常秩序上研究“表现性别”，还应该要去研究“消除性别”（undoing gender）（这里也可以参阅：Hirschauer, “Die soziale Fortpflanzung der Zweigeschlechtlichkeit”）。
1702372013
1702372014
因为，如果性别归属事实上是一种“成果”，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应该可以想见还有一种性别的消除。消除性别，就像性别的上演一样，都是同样复杂的呈现成果，而且也同样绝非是性别中立的。（Heintz and Nadai, “Geschlecht und Kontext”, p.82）
1702372015
1702372016
海恩慈（Heintz）和娜妲依（Nadai）认为，为了能辩证地分析性别的“表现”与“消除”，宏观社会学的基础研究是必须进行的。但面对当时微观社会学导向的“性别研究”以及类似导向的女性主义社会理论的支配地位，至少在德国，人们几乎无法期待能有什么宏观社会学的基础研究（ibid., p.79）。
1702372017
1702372018
（2）如前所述，女性主义的广泛的宏观社会学研究能否有机会得以展开，是令人怀疑的；而这种怀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一种更广泛的、在国际上影响力极大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支，这个分支和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关于后现代的哲学辩论交织在一起。而在这个思想传统中，宏观社会学分析同样只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人们主要也是在基础理论的层次上反思“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不过在这个女性主义理论分支中所援引的学者，部分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学者非常不一样。关于所谓的后现代的辩论，对于部分的女性主义运动来说，到底有什么吸引力，不是很容易让人一目了然的；但我们以下会一步步地介绍，让读者理解其吸引力何在。要知道，即便在女性主义中，这部分也是非常有争议的。
1702372019
1702372020
有一些科学研究，在许多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从生理、社会、知识维度“证明”女性是低人一等的。而女性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在讨论，科学得出的这些研究结果，究竟仅仅是因为科学实践出了差错，还是因为科学观念从根本上就站不住脚（参阅Sandra Harding, “Feminism, Science, and the Anti-Enlightenment Critiques”）。如果只是科学实践出了差错，那么女性主义者可以寄望于推动女性进入科学的中心堡垒，排除错误的实践，得出更为客观的知识。但是，如果是第二个命题，亦即如果是自欧洲启蒙时代所诞生的“科学”计划，认为要生产，或希望能生产出所谓历久弥新的真理，根本就是很值得商榷的呢？这里所说的第二种科学理论立场的重要动力，一方面来自关于库恩式的范式概念的争论（参阅第一讲）。例如费耶阿本德，激进地批判科学理性，想要抛弃科学理性。另一方面则来自福柯式的分析（参阅第十四讲），认为（科学）真理与权力是直接挂钩在一起的，所以根本完全没有“客观性”可言。如利奥塔这样的后现代理论家也运用这些论点，认为所有宏大叙事（包括科学）都已经终结了。以此而言，也难怪部分的女性主义理论受到后现代论点的启发，并加以运用，认为这对于敌视女性的科学的持存，似乎可以提出很好的解释。
1702372021
1702372022
特别热切且激进地认为后现代与女性主义必须相联结的，当属芙拉克丝（Jane Flax）。她想把整个欧洲启蒙传统都驳斥掉，因为就连康德最著名的关于“回答何谓启蒙”格言，“勇于求知！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都基于男性中心主义的前提。之所以如此，不只是因为“像康德这样的启蒙哲学家，在提到能摆脱传统权威形式的人的时候，也不打算把女性算进去”（Flax,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Feminist Theory”, p.42），也因为康德的认识论立场以某种男性的主体构成形式和自我意识为基础，排除了其他思维与理性的形式。
1702372023
1702372024
所有这类超验声称，都只对少数人——大部分是西方白人男性——的经验加以反思与具体化。事实上，就像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女性主义者的开端亦来自对这类超验声称的质疑。这些超历史的声称，对我们来说似乎还蛮有道理的，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反思的是支配了我们社会世界的那些人的经验的重要面向。（ibid., p.43）
1702372025
1702372026
即便芙拉克丝注意到，将后现代与女性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会有陷入相对主义的危险（因为，如果真理或知识都只是一场权力游戏，那么女性主义理论和权力游戏的差别在哪？），但她还是声称，女性主义理论是批判启蒙的后现代批判阵营中的一员（ibid., p.42）。因为不存在什么超历史的知识和真理，因为知识都是与背景相关的，并且主体的形成也不是独自与孤立的，而是来自关系当中的，所以女性主义理论必须坦承自己无法生产出终极真理（ibid., p.48）。芙拉克丝认为，虽然要坦承这件事不容易，但我们已经回不到“现代”了，因为作为现代的基础的欧洲启蒙的核心前提，是很成问题的了。
1702372027
1702372028
在当代西方思想中，认为“理性已脱离了‘仅是偶然的’存在”的观念，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现在似乎还掩盖了自我对社会关系的镶嵌与依赖，以及这个自我存在的不完整性与历史特殊性。（ibid., p.43）
1702372029
1702372030
当然，芙拉克丝的这种说法有个问题，就是这一种对启蒙的诠释，在特殊的、西方的哲学史中，总的来看可能太片面了。因为这种说法忽略了许多流派，而且这些流派正好想避免，且也避免了芙拉克丝所抱怨的偏颇问题。众所皆知，不是所有的现代哲学都接受以极端的笛卡尔怀疑作为出发点，不是所有现代社会哲学都以孤立主体作为出发点，也不是所有现代认识论都要求生产出超时间的真理。这些对芙拉克丝思路的批判无疑都非常重要，但我们这里不再进一步讨论了。重要的是，芙拉克丝论点的基本特征，是很多其他学者都有的；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非美国女性哲学家、修辞学教授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56— ）莫属了。
[
上一页 ]
[ :1.70237198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