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2020 有一些科学研究，在许多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从生理、社会、知识维度“证明”女性是低人一等的。而女性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在讨论，科学得出的这些研究结果，究竟仅仅是因为科学实践出了差错，还是因为科学观念从根本上就站不住脚（参阅Sandra Harding, “Feminism, Science, and the Anti-Enlightenment Critiques”）。如果只是科学实践出了差错，那么女性主义者可以寄望于推动女性进入科学的中心堡垒，排除错误的实践，得出更为客观的知识。但是，如果是第二个命题，亦即如果是自欧洲启蒙时代所诞生的“科学”计划，认为要生产，或希望能生产出所谓历久弥新的真理，根本就是很值得商榷的呢？这里所说的第二种科学理论立场的重要动力，一方面来自关于库恩式的范式概念的争论（参阅第一讲）。例如费耶阿本德，激进地批判科学理性，想要抛弃科学理性。另一方面则来自福柯式的分析（参阅第十四讲），认为（科学）真理与权力是直接挂钩在一起的，所以根本完全没有“客观性”可言。如利奥塔这样的后现代理论家也运用这些论点，认为所有宏大叙事（包括科学）都已经终结了。以此而言，也难怪部分的女性主义理论受到后现代论点的启发，并加以运用，认为这对于敌视女性的科学的持存，似乎可以提出很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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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22 特别热切且激进地认为后现代与女性主义必须相联结的，当属芙拉克丝（Jane Flax）。她想把整个欧洲启蒙传统都驳斥掉，因为就连康德最著名的关于“回答何谓启蒙”格言，“勇于求知！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都基于男性中心主义的前提。之所以如此，不只是因为“像康德这样的启蒙哲学家，在提到能摆脱传统权威形式的人的时候，也不打算把女性算进去”（Flax,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Feminist Theory”, p.42），也因为康德的认识论立场以某种男性的主体构成形式和自我意识为基础，排除了其他思维与理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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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24 所有这类超验声称，都只对少数人——大部分是西方白人男性——的经验加以反思与具体化。事实上，就像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女性主义者的开端亦来自对这类超验声称的质疑。这些超历史的声称，对我们来说似乎还蛮有道理的，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反思的是支配了我们社会世界的那些人的经验的重要面向。（ibid.,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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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26 即便芙拉克丝注意到，将后现代与女性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会有陷入相对主义的危险（因为，如果真理或知识都只是一场权力游戏，那么女性主义理论和权力游戏的差别在哪？），但她还是声称，女性主义理论是批判启蒙的后现代批判阵营中的一员（ibid., p.42）。因为不存在什么超历史的知识和真理，因为知识都是与背景相关的，并且主体的形成也不是独自与孤立的，而是来自关系当中的，所以女性主义理论必须坦承自己无法生产出终极真理（ibid., p.48）。芙拉克丝认为，虽然要坦承这件事不容易，但我们已经回不到“现代”了，因为作为现代的基础的欧洲启蒙的核心前提，是很成问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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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28 在当代西方思想中，认为“理性已脱离了‘仅是偶然的’存在”的观念，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现在似乎还掩盖了自我对社会关系的镶嵌与依赖，以及这个自我存在的不完整性与历史特殊性。（ibid.,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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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30 当然，芙拉克丝的这种说法有个问题，就是这一种对启蒙的诠释，在特殊的、西方的哲学史中，总的来看可能太片面了。因为这种说法忽略了许多流派，而且这些流派正好想避免，且也避免了芙拉克丝所抱怨的偏颇问题。众所皆知，不是所有的现代哲学都接受以极端的笛卡尔怀疑作为出发点，不是所有现代社会哲学都以孤立主体作为出发点，也不是所有现代认识论都要求生产出超时间的真理。这些对芙拉克丝思路的批判无疑都非常重要，但我们这里不再进一步讨论了。重要的是，芙拉克丝论点的基本特征，是很多其他学者都有的；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非美国女性哲学家、修辞学教授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56—　）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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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32 巴特勒以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获得了极高的国际知名度。书中，她以其命题的激进性成为一种女性主义的文化要角。巴特勒在这本书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她参考的学者是尼采和福柯（Gender Trouble, p.X）。她通过这两位学者，设定了她进一步的论证道路。就像在福柯早期和中期的著作中那样，巴特勒想“解构”主体概念。在她追问女性主义的主体问题的时候，以及她在论证“女性”这个范畴根本不存在的时候，解构主体概念的做法就特别明显。因为她认为，性别身份都仅是在随文化而异的政治脉络中建构的，所以性别身份也都是流动的（ibid., p.1）。这样一种立场看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因为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和其他阶级、种族、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女性之间的差异，会让她们的利益和问题几乎都是不一样的。女性主义运动有时候过于分化、太过国际化，使得很难对“女性”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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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34 巴特勒这种对性别身份的脉络性的强调，一开始跟基于常人方法论来论证的学者，像是柯斯勒与麦肯娜，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因为巴特勒声称，“性”不是在讨论之前就自动成立的事实，而是也属于“性别”范畴（ibid., p.6），并且解剖学上的性别，最终也无法为性别认同设下分界限（ibid., p.128f.）。然而，她也通过两个命题反驳了传统的常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第一，巴特勒声称（虽然她没有非常有力的经验证据），是异性恋的欲望，将社会中的性别固定在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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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36 欲望的异性化，要求并构成了“阴柔”与“阳刚”之间分离且不对称的对立，并将这种对立理解为“男性”与“女性”的表现属性。（ibid.,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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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38 巴特勒的这种说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很有可能就算是同性恋，也会在其欲望中区分成两种性别。但最后，巴特勒没有要为同性恋的身份进行正名或赋予其特权，而是要消解僵固的（个人）身份的概念与事实。这也让巴特勒在下一点也与常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分道扬镳，即：第二，身份概念是有误导性的，主体概念，以及所有基于这种主体概念的哲学，也是站不住脚的。巴特勒认为，根本没有固定的主体，因为主体并非自身即如其所“是”，而是通过语言和语言游戏建构起来的。如同巴特勒在后来的著作当中详细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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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40 我的假设是，言说总是以某些方式脱离我们的控制。……将言说行动与自主的主体脱钩开来，可以建立一种不一样的能动性概念，最终可以建立一种不一样的责任性概念，是即我们必须更加承认，主体是在语言中构成的，并且承认主体所创造的东西如何源自其他地方的。……一个（不同于自主的主体的）行动者，显然是在他或她被构成行动者的程度上在行动的，并且因此是在一个使外在限制得以可能的语言场域中运作的。（Butler,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p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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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42 巴特勒认为，在语言背后没有主体。我们在根本上都是被说出来的。借由这个命题（虽然她后来也部分收回了这个命题，见：Butler,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特别是pp.1—31），巴特勒再次将常人方法论的立场推向极端。常人方法论的立场指出，变性者为了不断宣称自己的性别身份必须作出什么样的努力，“性别身份”是一种多么困难的“成就”，以及“性别”这个范畴在日常互动当中是多么重要。但对于巴特勒来说，性别身份问题似乎会消解在一场相对混乱的身份游戏当中（而且身份最终是由语言所构成的）（关于这方面的批判，可参阅：Schröter, FeMale, p.42）。例如女性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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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44 本身……是一种过程性的概念，一种生成，一种建构，人们无法正确地说它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作为一种持续的话语实践，它在面对干涉与意义重构时都是开放的。（Butler, Gender Trouble,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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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46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巴特勒的女性主义的政治计划。虽然不存在前话语的自我或主体，但巴特勒并不是说因此就不存在行动可能性。相反，正是因为语言意涵的过剩阻碍了身份的最终固定，所以新的意涵总是可以不断被生产出来，语言符号的重新诠释也不断得以可能。巴特勒认为身份是一种可变的实践，一种“标示性的实践”（ibid.,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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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48 矛盾的是，身份的重新概念化是一种效果，也即是被生产出来或产生出来，这种效果开启了“能动”的可能性。如果将身份范畴当作是基本且固定的，这种能动性反而会被隐密地排除掉。因为，身份作为效果，就意味着身份既不是被致命地决定好的，也不完全是人为和任意的。（ibid., 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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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50 虽然在这里没有讲清楚的是，这种标示性的实践可以由谁或什么来加以改变（“实践”这个概念总是需要有个主体，或至少要有个主动的作为），但巴特勒在这里相对坦率地表现出了一个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女性主义的任务，必须通过讽刺的策略破坏在我们社会里被固定建立起来的性别二元性，“扰乱性别二元性”。女性主义及其理论家的任务不需要大家联合起来进行，因为有将“女性”的本质给固定下来的危险，也有否认所希望的身份多样性、破坏性、流动性的危险（ibid., pp.14f.）。女性主义者的目标，也不需要把国家的审判拉进自己的阵营来执行，如禁止情色等禁令。巴特勒在这里是极为不信任国家的。对她来说，唯一的可能策略是用讽刺和滑稽的语言与非语言实践，来侵蚀现有的两性制度。至于情色禁令，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是需要的，但巴特勒却反对这件事。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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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52 在国家支持的审查下，会产生语言的社会斗争与文化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能动性来自伤害，但也正是因此而有伤害。（Butler, Excitable Speech,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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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54 就如同种族歧视的话语可以通过讽刺来加以破坏一样，以类似的方式来破坏性别歧视的做法也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不论是种族主义的意涵还是性别主义的意涵，都不是永远固定的。对巴特勒来说，语言斗争正是这样一种手段，可以让女性主义的计划带来成功的完结，将性别二元性完全消解掉，并且——巴特勒希望——从此不再有阶层化。因为，如果没有固定的身份，阶层也就几乎无法续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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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56 巴特勒的女性主义计划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力，加上巴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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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58 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社会性别蓝图，很接近我们那渴望消除边界的梦想和心中暗藏的希望。这个文本浮现出一个不同次元的宇宙，宣誓了一个我们没有想过的自由观念，展现出加诸我们自身存有上的限制是可以被克服的。（Schröter, FeMale,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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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60 但是巴特勒的立场也遭遇到尖锐的批判，尤其是以下三点。第一，巴特勒计划的出发点的适切性，是特别受到质疑的。她极为依赖福柯的理论，福柯的著作对于巴特勒的整个论证风格来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福柯对权力的作用方式的洞见，是少有人可比拟的，所以女性主义者以福柯为基础的做法乍看之下是很明智的。但是，因为福柯认为权力无处不在、不坐落于任何地方，所以人们也无法得知该如何对权力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以及对具体的团体的“解放斗争”来说究竟具有什么价值。“他的看法只能为抽象的个体，而不是为女人、男人或工人，提供空间”（Hartsock, “Foucault on Power: A Theory for Women?”, p.169）。这当然也跟福柯关于主体性的看法不无关联。福柯对（有行动能力的）主体之死，曾有过相当著名的解释（见本书第十四讲）。所以某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尤其是巴特勒，会遭遇到一个批判性的提问：福柯的权力普遍主义，明明把权力、暴力、正当统治、极权都混为一谈，因而放弃了对现存社会关系提出有理据的规范批判（Fraser,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p.27f.），而且还质疑主体的行动能力（这可是所有社会运动，当然也包括女性运动的重要前提）；既然如此，还把这样一种思想家解释成运动的“守护信徒”（Knapp, “Macht und Geschlecht”, p.288），有意义吗？本哈比因此就不认为激进的福柯式的取向或后现代的取向在事实上能符合女性主义的要求，因为后现代理论家把女性主义的规范要求都破坏掉了。如果没有规范批判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具备行动能力的主体，那么女性主义的理论计划本身都会被摧毁掉（Benhabib, Situating the Self, pp.213ff.）。对巴特勒以福柯、尼采和后现代作为前提的做法的批评者，所针对的也是同样的事：就是因为巴特勒依赖这样的理论传统，放弃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主体，使得她陷入了理论问题困境，连带也让她的政治计划——把希望寄托于以嘲弄与讽刺为手段的语言斗争——很成问题。因为，如同前文简短提到的，她很难回答一个问题：是谁有嘲弄与讽刺的能力？而且因为她拒绝谈论有行动能力的主体，所以其实她也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巴特勒在她近来的著作中，也试着通过对主体概念的深入检视，来反驳对她的这些批评，也就是说她还是在讨论主体（见：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但是，巴特勒对主体理论的探讨，显然只源自福柯的晚期著作（见第十四讲），所以相比于心理学和社会学关于身份建立的扎实文献，她的探讨苍白无力，她的理论取向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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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62 是什么让自我能够“转变”性别符码、反抗霸权话语？我们该将什么样心理的、知识的或其他种的创造资源与反抗资源归于主体，好让这种转变得以可能？（Benhabib, Situating the Self, 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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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64 这里也就涉及对巴特勒的政治计划的模糊性的第二点批判。批评者认为，巴特勒显然都一直致力于研究话语，但却没有把话语镶嵌进客观化的与制度性的权力关系中（Knapp, “Macht und Geschlechts”, p.305）。正是因为忽视了制度化的权力结构，所以巴特勒才会如此直截了当地寄望于以嘲弄与讽刺为手段的语言斗争。但于此就会有个问题：语言真的就是全部了吗？巴特勒的最尖锐的批评者，纳斯鲍姆，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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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66 在巴特勒那里，反抗总是被想象成是个人的，多少是私下的，不涉及以正经的、组织性的公共行动来进行合法的或制度的改变。但这不就很像和一个奴隶说，奴隶制度永远不会改变，不过你可以找到嘲笑它和暗中捣乱的方法，在谨慎有限的违抗中找到自己的个人自由吗？然而，事实上，奴隶制度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也已经改变了——但改变的人并没有采取巴特勒的那种可能性的观点。之所以改变，是因为人们并不满足于嘲弄讽刺。他们要求社会改变，而且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此外，还有一项事实，即形成女性生活的制度结构，也已经改变了。（Nussbaum, “The Professor of Parody: The Hip Defeatism of Judith Butler”,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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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068 这项批判是说，巴特勒的整个理论体系不只对女性运动的政治行动可能性视而不见，而且也无法解释女性主义在过去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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