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2070
最后，第三点，且和前两点批判密切相关的是，语言学的观念论或语言的观念论，也对巴特勒提出了批评（参阅：Becker-Schmidt and Knapp, Feministische Theorien zur Einführung, p.89）。这项批评指出，巴特勒极端的建构主义排除了一件事，即并不是语言之外就别无他物了。和基于常人方法论来进行论证的学者一样，巴特勒也宣称，“性”是一种“性别范畴”，所以男女之间的生物学区分并没有坚实的基础。这个二分法不过是异性恋欲望的产物而已，原则上是可以改变的。性别与性别身份所拥有的不过是一种语言建构的特质，所以也可以通过语言，通过嘲弄与讽刺，来破坏。
1702372071
1702372072
但，不只是针对巴特勒，而是也可以针对柯斯勒与麦肯娜，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批判性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所有现象都是语言建构与社会建构，或是可被语言和社会建构的吗？朗特薇尔（Hilge Landweer， 1956— ）便对这种极端的建构主义提出批判。她的论点和纳斯鲍姆的看法有些共通之处，虽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朗特薇尔的说法是，任何文化，都会有与性别有关的范畴化。这一点她跟常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和巴特勒是一致的。但是，朗特薇尔与这些立场分道扬镳之处在于，她认为，性别特质的建立与生殖的二元性有密切的关联。对每个文化来说，生殖都非常重要，也是界定“作为女人”的出发点。
1702372073
1702372074
虽然这不是性别特质的自然决定要素，但对于随文化而异的性别概念的构成来说，与生殖二元性的联结还是不可避免的。（Landweer, “Generativität und Geschlecht”, p.151）
1702372075
1702372076
朗特薇尔的命题是，并非所有事都是可以任意建构的。在社会中会有某些生或死的经历，这些经历会成为某些社会建构的“挂钩”。这些经历是无法绕过或无法消除的。朗特薇尔认为，巴特勒关于“只有话语才会造就性别差异”的假设，和本质论的观点，即认为有所谓的“可明确指认的自然性别区分”，一样都是天真且错误的（ibid., p.156）。在朗特薇尔看来，巴特勒以一种站不住脚的方式，把语言的符号（如同我们从索绪尔那里知道的，语言符号是任意随俗的），和身体的符号或特质相提并论了。但性别符号不完全是任意的，因为在性别符号那里，身体—情感相关的面向（例如生育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文化想象和语言表达必须“考虑”到这件事。
1702372077
1702372078
行动者并不是以无性别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情境里，然后语言游戏才根据相同性别与相异性别来安置这个行动者。……身体的情感性也是被呈现、再现、表现出来的，所以也是一种符号。感觉与表述的形成当然也是可以回溯到社会情境那里去的。但身体—情感相关的面向是一种自成一类的现象，是通过符号已进入社会性的“形成”的过程的前提。（ibid., p.162）
1702372079
1702372080
这项批评认为巴特勒始终忽视这个观点。她的结论来自一项假设，即任何关于“自然”“物质”或“身体”的说法都是一种语言过程，都是由符号所再现出来的概念，在语言系统之外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但，如果人们要谈及世界的语言建构或话语建构，那么至少得假设语言之外是有真实的（ibid., p.164）。对女性主义的计划和女性主义理论来说，尤其是对于认为女性身体一直以来都极为重要的理论来说，这个看法非常重要。纳斯鲍姆反对巴特勒，她说：
1702372081
1702372082
而且，说身体完全就是权力，也太简化了点。我们也许过去拥有鸟、恐龙或狮子的身体，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事实形成了我们的选择。文化可以形成或再形成我们身体存在的某些面向，但不能形成所有面向。就如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很久以前就说过的，“人会有饥渴的困扰，不可能通过辩论就可以让人不会饿不会渴”。对女性来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事实，因为女性的自然需求（还有她们在怀孕或哺育时的特殊需求）是很重要的女性主义议题。即便是在性别差异无关紧要之处，把所有事情都写成文化也是太过简化的。（Nussbaum, “The Professor of Parody: The Hip Defeatism of Judith Butler”, p.42）
1702372083
1702372084
这里提出的批判性的问题是，女性主义是否真的会喜欢巴特勒所推荐的那种极端的后现代主义与语言学的道路。
1702372085
1702372086
（3）提出这项批判的，是我们这里最后要来介绍的女性主义理论方向。这个方向的学者并不打算以后现代的风格来驳斥启蒙的遗产，也看到常人方法论和巴特勒的研究在宏观社会学方面的欠缺，鄙视这类取向在政治方面的天真态度。像是蓓克-施米特（Regina Becker-Schmidt， 1937— ）和克娜普（Gudrun-Axeli Knapp， 1944— ）便指出（Feministische Theorien zur Einführung, pp.147f.），国际上女性主义的讨论，热衷于“性/性别”的基础理论讨论，结果都几乎不再认真尝试将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研究，同中观与宏观结构分析结合起来，使得女性主义理论的解释潜力极为薄弱。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批评常人方法论导向的女性主义和巴特勒，指责她们没有说清楚，“表现性别”或“不表现性别”会如何受到更高一层的制度脉络的影响，以及语言与这个脉络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于是，不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女性主义者开始依赖“传统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同时又用女性主义的计划来改写。像是哈贝马斯的研究于此就受到关注了。因为她们相信可以对这种理论框架的某些批判环节加以去芜存菁，这些环节恰好是后现代理论家和常人方法论学者完全欠缺的。除此之外，哈贝马斯理论的某些概念，例如公共领域，也很适合用来分析总体社会脉络的政治行动。这里，有两位女性理论家特别值得一提。一位是本哈比，1950年生于伊斯坦布尔
1702372087
1702372088
，目前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哲学家、政治学家。我们在前文已多次引用过她的研究了。另一位是弗雷泽（Nancy Fraser， 1947— ），我们在这一讲最后要对她多谈一点。
1702372089
1702372090
弗雷泽也是哲学家与政治学家，和本哈比一样都在美国教书，对哈贝马斯的理论计划多有赞赏，因为哈贝马斯在例如《沟通行动理论》（见本书第十讲）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框架，既能当作宏观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又充满规范内涵的论点。不过弗雷泽认为，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哈贝马斯的著作有不容忽视的缺点。哈贝马斯对系统与生活世界、行动领域的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僵化区分，不是很有说服力。我们在第十讲就提过关于这一点的基本理论问题。不过弗雷泽的女性主义取向对此的说法不太一样。她主要批评的地方在于，哈贝马斯将权力与权力分析首先缩限在科层制度方面，亦即缩限在政治系统领域，所以在基本概念上几乎没有涉及一件事，就是家庭也同样被（家父长制的）权力渗透，也必须完成经济任务。
1702372091
1702372092
哈贝马斯应该要更好地区分不同的权力类型，例如一方面是家事—父权的权力，另一方面是科层—父权的权力——更不用说在这中间还有许多不同的类型与结合。（Fraser, Unruly Practices, p.121）
1702372093
1702372094
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最终只是在用新的说法再生产出了一组老套的区分，即一边是家庭与私人领域，其中子女养育被当作女性的职责，另一边是男性的（政治）公共领域。也正因此他没有讨论到这种区分是基于性别不平等关系而来的（ibid., p.122）。
1702372095
1702372096
然而弗雷泽承认，哈贝马斯的理论具有一种“真正的批判潜能”（ibid., p.123）。但这种批判潜能，唯有当我们把他所谓的“社会事务”以不同于哈贝马斯的方式来理解时，才能够充分发挥。弗雷泽认为，社会事务领域不能等同于哈贝马斯所定义的那种“传统的政治商谈公共领域”（ibid., p.156）。“社会事务”更多的是关于所有有问题的需求的商谈领域，原则上是一个贯穿了家庭、经济或国家的开放的行动空间，而不是直接等同于这些领域。弗雷泽强调，社会事务争论也必须涵盖“私人的”需求。也是因为如此，与哈贝马斯不同，弗雷泽提出了两种在商谈中倾向被认为去政治性的主要制度类型：市场与家庭。对弗雷泽来说，哈贝马斯老是把他的范畴框架用来对市场的去政治性作用进行分析，而忽略了一件事，即一般的家庭也同样会产生这种作用，使得女性的需求在这之中是被压制的。所以哈贝马斯也没有看到，公共事务领域（弗雷泽也将之称为“社会事务”）必须有更广泛的定义。哈贝马斯暗含的假设是，政治事务、在公共领域当中所协商的事务，其意涵是既定的（或是在过去就定下来了，只是通过意识形态机制而有所改变）。对于新的社会运动（当然也包括女性运动），他就只能解释为是因为系统律令侵入生活世界了。但至少在女性主义方面，这种因果假设，压根是错误的（ibid., p.133）。因为女性运动并非起因于生活世界捍卫自身免于系统，而是因为女性对于权利的要求，以及因为女性尝试将在父权家庭中被私有化的关系公之于众。哈贝马斯忽略了女性提出的问题不只是男女平权，而且还有关于养育儿女的责任、家事劳动的报酬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政治事务。弗雷泽认为，“社会事务”也是一个争取政治事务意涵的斗争之处，争取新权利的斗争之处，而不只是对现有的政治观点或权利诠释的争辩而已。
1702372097
1702372098
简单来说，我支持那些乐于将合理的需求转化为社会权利的人。就像许多对现有的社会福利计划所提出的批评那样，我致力于反对将需求要求与权利要求区分开来的家长式作风。而且，我也和一些社群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女性主义批评家不同，我不相信关于权利的讨论必然是个体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关于权利的讨论如果会有那些特质，那只是因为社会建立起了错误的权利。（ibid., p.183）
1702372099
1702372100
弗雷泽的女性主义深受社会主义影响，也很依赖哈贝马斯的理论，这与以常人方法论进行论证的学者和巴特勒都明显不同。确切来说，她的理论既有启蒙式的面向，也有规范—政治的纲要，而且这些都有女性权利的要求，以及要求女性要为这些权利而斗争。弗雷泽的讨论没有模糊的权利游戏，也不认为一切都是话语、讽刺和嘲弄，而是讨论阻碍（女性）需求的发声的具体权力结构，强调要反抗这种权力结构。同时也很清楚的是，女性主义的动力如果没有和现代社会理论的各种一般取向进行基本辩论的话，是无法富有成果的。
1702372101
1702372102
* * *
1702372103
1702372104
最后我们来为读者推荐一些书吧。对女性主义的理论辩论有着紧凑且好懂的概览的著作，参阅：Becker-Schmidt and Knapp, Feministische Theorien zur Einführung，这本书在2001年出了第二版。Schörter, FeMale. Über Grenzverläufe zwischen den Geschlechtern，2002年出版，这本书从常人方法论的观点出发，研究了“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的一些棘手的讨论要点。最后是一本出版于2000年的基础理论性质的研究：Nagl-Docekal, Feministische Philosophie. Ergebnisse, Probleme, Perspektiven。
1702372105
1702372106
1702372107
1702372108
1702372110
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十八讲 现代性的危机？新的诊断（贝克、鲍曼、贝拉，以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辩论）
1702372111
1702372112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在社会科学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波对现代性的热烈讨论。这些辩论部分是由后现代理论家的批判推动的。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后现代”的诊断，而且这个诊断带来了对“现代”的反思。后现代理论家声称：现代性对于理性的理解，无可避免地与权力面向有所挂钩，所以完全无法说自己有什么普遍性。但后现代理论家的这个声称也遭遇反驳。就像我们在第十讲最后看到的，哈贝马斯就在他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反对这种后现代理论的假设，并点燃了关于现代性基础的全面哲学论战。但是现代性的话语不是只在哲学讨论中出现，而且也同时出现在全然的社会科学的提问中，因为现代社会出现了新的问题，或是（旧）问题变得比以前人们所意识到的还更加严峻。至少社会学也提出了一系列引发热烈讨论的时代诊断，并且对此，不是只有学术界，而且广大公众也加入了探讨与论证。这使得即便常常有人提到社会学面临了危机，但是这门学科还是对当代社会进行了非常有趣的分析。我们在这一讲主要来讨论三个学者，这些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非常有力的时代诊断，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力。
1702372113
1702372114
1. 贝克（Ulrich Beck, 1944—2015）在1986年出版《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时，并没有预料到这本书会如此大获成功。贝克当时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班堡大学社会学教授。他那时候发表了各种关于科学理论和职业社会学的研究，但那些研究就只在社会学领域吃得开而已，出了社会学圈子就默默无闻。不过，1986年他很好地将关于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趋势的经验研究结果综合起来，浓缩成一项时代诊断，而且这项诊断因为一个历史事件而变得非常有说服力：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这场事故造成了数千名受害者和极大地区的辐射灾难，恰好印证了贝克在书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命题，即我们今天不再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而是生活在“风险社会”。他的这个说法，由于没有许多社会学家常会使用的一些抽象术语，也毫不掩饰学者对此的忧虑与责任，所以让贝克吸引了极为庞大的读者群。
1702372115
1702372116
这本书的副标题，“通向另一个现代之路”，便指出了在贝克那里不断出现的一个论证模式，亦即宣称一个时代或持续性的断裂（虽然贝克自己也常常试着削弱他的这项宣称，或是使之不要那么绝对）：过去存在的那些结构今天已经消失了，以前非常重要的社会与政治进程现在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动力。我们在利奥塔那里就已经看过这类宣称：“宏大叙事”的正当性已经终结了。这类的修辞形态当然也是很有道理的。贝克之所以这么说，是来自三个新的总社会趋势。（1）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面临着由工业生产出来的大型风险，所以旧的阶级社会的冲突和结构已经失去重要性了。（2）今天的社会也是一个由高度个体化所推动的社会，所以过去的社会氛围也在不断消失。（3）在所谓的“反思性现代化”的符号下，过去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有效性被剧烈地改变了。我们来接着讨论一下这三项时代诊断观察。
1702372117
1702372118
（1）首先是“风险社会”命题，这也是贝克这本著作的书名，且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声名大噪。贝克在这里很强烈地宣称，19世纪、20世纪早期的阶级社会，在今天可以观察到的趋势和潮流下，已经不复存在了。至少我们不能再通过对阶级社会里典型的冲突和进程的分析得知当代社会的本质了。贝克的诊断指出，我们现在活在一个“风险社会”，其中（旧的）阶级冲突因为大量的风险而被新的冲突战线给覆盖掉了。所有工业社会都会生产出来的新风险，不是只有某些阶级或阶层会遭遇，而是所有人都逐渐会遭遇到。在个体层次上，不可能有人可以免于这样的风险与危害。只有整个阶级，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行动，才有办法去面对风险与危害。不论是政党干部，还是苏联集体农场，都同样遭受了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物质，而且这个核污染也不是只局限在乌克兰，而是扩散到了数千公里远的西欧和北欧。许多化学意外不是只危害在生产设备处的工人，而且也危害到相对遥远的区域之外的居民，化学物质的作用是不分贫富贵贱的。对于空气污染，也没有人真的能永远置身事外，因为受到污染的空气迟早也会飘到有钱人的空气疗养地那儿去。
1702372119
[
上一页 ]
[ :1.7023720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