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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说身体完全就是权力，也太简化了点。我们也许过去拥有鸟、恐龙或狮子的身体，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事实形成了我们的选择。文化可以形成或再形成我们身体存在的某些面向，但不能形成所有面向。就如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很久以前就说过的，“人会有饥渴的困扰，不可能通过辩论就可以让人不会饿不会渴”。对女性来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事实，因为女性的自然需求（还有她们在怀孕或哺育时的特殊需求）是很重要的女性主义议题。即便是在性别差异无关紧要之处，把所有事情都写成文化也是太过简化的。（Nussbaum, “The Professor of Parody: The Hip Defeatism of Judith Butler”,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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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出的批判性的问题是，女性主义是否真的会喜欢巴特勒所推荐的那种极端的后现代主义与语言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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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出这项批判的，是我们这里最后要来介绍的女性主义理论方向。这个方向的学者并不打算以后现代的风格来驳斥启蒙的遗产，也看到常人方法论和巴特勒的研究在宏观社会学方面的欠缺，鄙视这类取向在政治方面的天真态度。像是蓓克-施米特（Regina Becker-Schmidt， 1937— ）和克娜普（Gudrun-Axeli Knapp， 1944— ）便指出（Feministische Theorien zur Einführung, pp.147f.），国际上女性主义的讨论，热衷于“性/性别”的基础理论讨论，结果都几乎不再认真尝试将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研究，同中观与宏观结构分析结合起来，使得女性主义理论的解释潜力极为薄弱。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批评常人方法论导向的女性主义和巴特勒，指责她们没有说清楚，“表现性别”或“不表现性别”会如何受到更高一层的制度脉络的影响，以及语言与这个脉络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于是，不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女性主义者开始依赖“传统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同时又用女性主义的计划来改写。像是哈贝马斯的研究于此就受到关注了。因为她们相信可以对这种理论框架的某些批判环节加以去芜存菁，这些环节恰好是后现代理论家和常人方法论学者完全欠缺的。除此之外，哈贝马斯理论的某些概念，例如公共领域，也很适合用来分析总体社会脉络的政治行动。这里，有两位女性理论家特别值得一提。一位是本哈比，1950年生于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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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哲学家、政治学家。我们在前文已多次引用过她的研究了。另一位是弗雷泽（Nancy Fraser， 1947— ），我们在这一讲最后要对她多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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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也是哲学家与政治学家，和本哈比一样都在美国教书，对哈贝马斯的理论计划多有赞赏，因为哈贝马斯在例如《沟通行动理论》（见本书第十讲）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框架，既能当作宏观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又充满规范内涵的论点。不过弗雷泽认为，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哈贝马斯的著作有不容忽视的缺点。哈贝马斯对系统与生活世界、行动领域的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僵化区分，不是很有说服力。我们在第十讲就提过关于这一点的基本理论问题。不过弗雷泽的女性主义取向对此的说法不太一样。她主要批评的地方在于，哈贝马斯将权力与权力分析首先缩限在科层制度方面，亦即缩限在政治系统领域，所以在基本概念上几乎没有涉及一件事，就是家庭也同样被（家父长制的）权力渗透，也必须完成经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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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应该要更好地区分不同的权力类型，例如一方面是家事—父权的权力，另一方面是科层—父权的权力——更不用说在这中间还有许多不同的类型与结合。（Fraser, Unruly Practices, 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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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最终只是在用新的说法再生产出了一组老套的区分，即一边是家庭与私人领域，其中子女养育被当作女性的职责，另一边是男性的（政治）公共领域。也正因此他没有讨论到这种区分是基于性别不平等关系而来的（ibid.,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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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弗雷泽承认，哈贝马斯的理论具有一种“真正的批判潜能”（ibid., p.123）。但这种批判潜能，唯有当我们把他所谓的“社会事务”以不同于哈贝马斯的方式来理解时，才能够充分发挥。弗雷泽认为，社会事务领域不能等同于哈贝马斯所定义的那种“传统的政治商谈公共领域”（ibid., p.156）。“社会事务”更多的是关于所有有问题的需求的商谈领域，原则上是一个贯穿了家庭、经济或国家的开放的行动空间，而不是直接等同于这些领域。弗雷泽强调，社会事务争论也必须涵盖“私人的”需求。也是因为如此，与哈贝马斯不同，弗雷泽提出了两种在商谈中倾向被认为去政治性的主要制度类型：市场与家庭。对弗雷泽来说，哈贝马斯老是把他的范畴框架用来对市场的去政治性作用进行分析，而忽略了一件事，即一般的家庭也同样会产生这种作用，使得女性的需求在这之中是被压制的。所以哈贝马斯也没有看到，公共事务领域（弗雷泽也将之称为“社会事务”）必须有更广泛的定义。哈贝马斯暗含的假设是，政治事务、在公共领域当中所协商的事务，其意涵是既定的（或是在过去就定下来了，只是通过意识形态机制而有所改变）。对于新的社会运动（当然也包括女性运动），他就只能解释为是因为系统律令侵入生活世界了。但至少在女性主义方面，这种因果假设，压根是错误的（ibid., p.133）。因为女性运动并非起因于生活世界捍卫自身免于系统，而是因为女性对于权利的要求，以及因为女性尝试将在父权家庭中被私有化的关系公之于众。哈贝马斯忽略了女性提出的问题不只是男女平权，而且还有关于养育儿女的责任、家事劳动的报酬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政治事务。弗雷泽认为，“社会事务”也是一个争取政治事务意涵的斗争之处，争取新权利的斗争之处，而不只是对现有的政治观点或权利诠释的争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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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我支持那些乐于将合理的需求转化为社会权利的人。就像许多对现有的社会福利计划所提出的批评那样，我致力于反对将需求要求与权利要求区分开来的家长式作风。而且，我也和一些社群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女性主义批评家不同，我不相信关于权利的讨论必然是个体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关于权利的讨论如果会有那些特质，那只是因为社会建立起了错误的权利。（ibid.,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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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的女性主义深受社会主义影响，也很依赖哈贝马斯的理论，这与以常人方法论进行论证的学者和巴特勒都明显不同。确切来说，她的理论既有启蒙式的面向，也有规范—政治的纲要，而且这些都有女性权利的要求，以及要求女性要为这些权利而斗争。弗雷泽的讨论没有模糊的权利游戏，也不认为一切都是话语、讽刺和嘲弄，而是讨论阻碍（女性）需求的发声的具体权力结构，强调要反抗这种权力结构。同时也很清楚的是，女性主义的动力如果没有和现代社会理论的各种一般取向进行基本辩论的话，是无法富有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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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为读者推荐一些书吧。对女性主义的理论辩论有着紧凑且好懂的概览的著作，参阅：Becker-Schmidt and Knapp, Feministische Theorien zur Einführung，这本书在2001年出了第二版。Schörter, FeMale. Über Grenzverläufe zwischen den Geschlechtern，2002年出版，这本书从常人方法论的观点出发，研究了“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的一些棘手的讨论要点。最后是一本出版于2000年的基础理论性质的研究：Nagl-Docekal, Feministische Philosophie. Ergebnisse, Probleme, Perspekt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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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十八讲 现代性的危机？新的诊断（贝克、鲍曼、贝拉，以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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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在社会科学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波对现代性的热烈讨论。这些辩论部分是由后现代理论家的批判推动的。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后现代”的诊断，而且这个诊断带来了对“现代”的反思。后现代理论家声称：现代性对于理性的理解，无可避免地与权力面向有所挂钩，所以完全无法说自己有什么普遍性。但后现代理论家的这个声称也遭遇反驳。就像我们在第十讲最后看到的，哈贝马斯就在他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反对这种后现代理论的假设，并点燃了关于现代性基础的全面哲学论战。但是现代性的话语不是只在哲学讨论中出现，而且也同时出现在全然的社会科学的提问中，因为现代社会出现了新的问题，或是（旧）问题变得比以前人们所意识到的还更加严峻。至少社会学也提出了一系列引发热烈讨论的时代诊断，并且对此，不是只有学术界，而且广大公众也加入了探讨与论证。这使得即便常常有人提到社会学面临了危机，但是这门学科还是对当代社会进行了非常有趣的分析。我们在这一讲主要来讨论三个学者，这些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非常有力的时代诊断，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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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贝克（Ulrich Beck, 1944—2015）在1986年出版《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时，并没有预料到这本书会如此大获成功。贝克当时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班堡大学社会学教授。他那时候发表了各种关于科学理论和职业社会学的研究，但那些研究就只在社会学领域吃得开而已，出了社会学圈子就默默无闻。不过，1986年他很好地将关于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趋势的经验研究结果综合起来，浓缩成一项时代诊断，而且这项诊断因为一个历史事件而变得非常有说服力：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这场事故造成了数千名受害者和极大地区的辐射灾难，恰好印证了贝克在书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命题，即我们今天不再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而是生活在“风险社会”。他的这个说法，由于没有许多社会学家常会使用的一些抽象术语，也毫不掩饰学者对此的忧虑与责任，所以让贝克吸引了极为庞大的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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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副标题，“通向另一个现代之路”，便指出了在贝克那里不断出现的一个论证模式，亦即宣称一个时代或持续性的断裂（虽然贝克自己也常常试着削弱他的这项宣称，或是使之不要那么绝对）：过去存在的那些结构今天已经消失了，以前非常重要的社会与政治进程现在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动力。我们在利奥塔那里就已经看过这类宣称：“宏大叙事”的正当性已经终结了。这类的修辞形态当然也是很有道理的。贝克之所以这么说，是来自三个新的总社会趋势。（1）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面临着由工业生产出来的大型风险，所以旧的阶级社会的冲突和结构已经失去重要性了。（2）今天的社会也是一个由高度个体化所推动的社会，所以过去的社会氛围也在不断消失。（3）在所谓的“反思性现代化”的符号下，过去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有效性被剧烈地改变了。我们来接着讨论一下这三项时代诊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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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是“风险社会”命题，这也是贝克这本著作的书名，且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声名大噪。贝克在这里很强烈地宣称，19世纪、20世纪早期的阶级社会，在今天可以观察到的趋势和潮流下，已经不复存在了。至少我们不能再通过对阶级社会里典型的冲突和进程的分析得知当代社会的本质了。贝克的诊断指出，我们现在活在一个“风险社会”，其中（旧的）阶级冲突因为大量的风险而被新的冲突战线给覆盖掉了。所有工业社会都会生产出来的新风险，不是只有某些阶级或阶层会遭遇，而是所有人都逐渐会遭遇到。在个体层次上，不可能有人可以免于这样的风险与危害。只有整个阶级，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行动，才有办法去面对风险与危害。不论是政党干部，还是苏联集体农场，都同样遭受了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物质，而且这个核污染也不是只局限在乌克兰，而是扩散到了数千公里远的西欧和北欧。许多化学意外不是只危害在生产设备处的工人，而且也危害到相对遥远的区域之外的居民，化学物质的作用是不分贫富贵贱的。对于空气污染，也没有人真的能永远置身事外，因为受到污染的空气迟早也会飘到有钱人的空气疗养地那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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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认为，风险和工业危害贯穿了阶级结构。在过去的社会里，也许财物与生产工具的持有者与非持有者处于社会的两极；但今天，风险的遭遇者和非遭遇者不再明显位列于社会的两端了。所以贝克的命题认为，社会科学用来分析阶级社会的工具，现在有时候已经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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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句话来说：贫困是阶层的，雾霾是民主的。随着现代化风险的延伸，随着自然、健康、食品的危害，社会的区分与边界都不再是绝对的了。这会带来很多不同的后果。但客观来看，风险在其范围内，特别是对遭遇者来说，其发挥的作用是平等的。正是在这之中出现了新的政治力量类型。风险的危害情况不能被当作阶级情况来理解，它的冲突也不能被当作阶级冲突来理解。（Beck, Risikogesellschaft,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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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大型风险中产生的“新的政治力量类型”是什么呢？贝克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种由工业生产出来的风险的特殊性。在18、19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相对容易意识到当时该社会形式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苦难、知觉到贫穷、认识到剥削。但是工业风险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今天的危险不是人们真的能掌握的。我们感觉不到核辐射，我们作为消费者通常对吃到肚子里的食品的化学成分一无所知，我们作为外行人也并不了解基因改造植物的种植会带来什么副作用。贝克要我们注意到，我们大多数必须借助科学知识才能知觉到今天的危害。我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但这也意味着，我们要么不管怎样就是相信科学家所说的，要么如果我们想要打破主导性的科学家对定义的垄断，即便我们不专业也得培养一些科学知识。因为，唯有通过自己的科学鉴定，我们才能去争论某某化学原料到底有没有危险、某某有害物质的负荷临界值到底合不合理、某某放射性物质容器“对人类来说”到底需不需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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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科学查知，总是基于高度复杂的因果诠释；风险分析的定义过程总是非常重要。但这也就是说，由主导性的科学所提出的定义常常也是有争议的，而这就表示科学的鉴定常常也是有矛盾的。专家之间的争论让一般民众无所适从。贝克总结指出，在风险社会里，是意识（亦即知识）决定存在（ibid., p.70）。因为，与阶级社会不同，我们不再直接遭遇危险，而是，很矛盾的，我们通过科学知识的启蒙才知道危险。贝克认为，这开始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类日常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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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风险当作风险来看，以及为了造就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因此我们必须相信，在事物、时间、空间方面根本不相关的各种条件之间，有着不可见的因果关系，并且相信一些多少基于推测之上的计划，才能对各种可能的矛盾争论有免疫力。但这也就是说，不可见的东西，甚至是原则上根本知觉不到的东西，只在理论上有联系、用理论计算出来的东西，变成了在文明世界的危机意识里，一个人的思想、知觉和体验的毋庸置疑的成分。日常思想的“经验逻辑”仿佛翻转了。人类不再是从自身的经验得出一般的判断，而是从与自身经验无关的一般知识得出自身经验的决定性的核心。（ibid.,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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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认为，我们是不是真的遭遇了风险或危害，并不是重点，因为我们已经在依赖自然科学的分析了。这也让自然科学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化过程。自然科学不再确认事实，而是去看遭遇风险与危害的临界值在哪里，以此提出决策。但贝克认为，这带来了爆炸性的后果。因为一般公众在面对极有威胁性的危险时，一方面要求科学家给出一点错误都没有的临界值，另一方面却又一直认为科学家可能是错的，而这无可避免地会提高对科学家的合理性的不信任态度。于是越来越显然的，自然科学家暗示他们在进行控制与预言，但最后并没有能力做到控制与预言，因为他们所生产出来的副作用是不受掌控的，因果链也太过广泛与太过复杂，根本无法作出明确的说明。如果我们每天在接触某项物质时，也同时接触到无数其他物质，可是科学对那其他无数物质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如何去评估这些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说某项物质是不是真的实际上会致癌呢？不过不只是自然科学关于控制与预言的能力的威名扫地了，就连法律道德规范，例如“责任”，在风险社会里也开始变得很成问题了。因为，一种大规模的技术与劳动分工的生产，和很多国家部门密切交织在一起，如果这种生产真的带来灾难了，那么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抽丝剥茧地找出唯一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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