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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认为，尤其是绿色运动对自然科学所提出的批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相反，这里出现的问题，揭示出了非常深刻的两难。因为，应用科学和尤其是自然科学，过去和现在总是与提升生产力的观念密不可分。这些学科的研究首先都是为了生产出更好的产品、带来更理性的劳动过程等等。自然科学与财富分配逻辑是密切相关的。但在财富分配与财富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风险与副作用，却都是在事后才能看到的。贝克认为，在科学领域中有一种“经济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会导致人们对风险有一种系统性的忽略。所以，我们要是以为生态灾难的发生只是一种“意外”，那就大错特错了。灾难更多的都是在由自然科学所指导的生产的运作方式下，被系统性地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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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在极为专殊化的劳动分工中，在自身对方法和理论的理解中，在因为外部因素而不过多涉入实践的情况中，被生产出来的。而这种科学，在面对文明风险时完全没有适当的反应能力，因为科学本身就深深参与到风险的形成与增长中。而且科学——有时候带着“纯粹科学”的良知，有时候却又越来越良心不安——还常常成为替全世界的工业提供正当性的帮凶，帮着正当化这些工业对空气、水、食品所造成的污染和毒害，以及这些污染和毒害为植物、动物、人类带来的普遍疾病与死亡。（ibid.,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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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人类知道这些事，所以人类在风险社会中既批判科学，又相信科学。我们无法预见这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贝克设想了许多在风险社会中可能会出现的场景。这些几乎无法否认，但又无法被明确诠释的现代化风险，让贝克一方面谈到可能即将到来的“文明信仰斗争”（ibid., p.53）。意思是，关于当代工业社会，以及关于“正确的现代道路”的知识，可能会出现拥护者与批评者的激烈争论。相较于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阶级冲突，即将来临的这个时代可能还更像某些中世纪的宗教信仰斗争（ibid.）。此外，我们对于超越地方性的风险的恐惧，似乎越来越重要。无处不在的风险，以及事实上的确也发生了的大型灾难，可能会导致“例外状态的国家干预政治”（ibid., p.104），导致“科学—官僚的极权主义”（ibid., 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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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贝克也并不是悲观论者。在他的书中，还是可以找到乐观的论调，而且最后这还是主要的论调。因为他认为，公众对于风险的意识，还是有可能会日益增长，并且这样的意识可以开启一条道路，通往我们能给予正面评价的社会。贝克提到，全方面的风险拆毁了各个特殊领域之间的界限，亦即带来了去差异化，或是至少造就了例如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另外一种差异化形式。于此，我们也许会看到一种新的生态道德，这种生态道德不再局限于单一个社会，而是由于全球风险而牵涉全世界。贝克提出一种“世界社会的乌托邦”，而且唯有我们告别阶级社会，这种世界社会的乌托邦才有可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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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对此的意识与政治组织形式（目前还）是欠缺的，但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危害动力中，由危害动力所释放出来的风险社会，侵蚀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侵蚀了联邦系统的边界，也侵蚀了经济集团的边界。阶级社会是可以由民族国家所组织的；但风险社会不同，风险社会构成了客观的“共同遭遇的危害”，而且我们最终唯有借助世界社会的框架，才能抵挡这种共同遭遇的危害。（ibid.,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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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书在说明完风险社会特殊性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个篇幅很长的时代诊断部分。在这之中，他发展了他的“个体化命题”。不过（这也是他第一个受到批判的地方）这个命题实际上和他关于风险社会的阐述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他的这个命题要说的是，人们可以看到，除了工业的大型风险之外，还有个体化过程也瓦解了阶级社会。这个过程有助于我们“向阶级与阶层道别”。贝克用他的这个个体化命题，把一个旧有的社会学议题——即过往的共同体[1]的约束（表面上）已经崩解了——进行了些微的改变。关于今天的西方工业社会，贝克认为，有一种“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伴随着与其有关的社会不平等结构与社会不平等问题而存在着”（ibid., p.117）。在这种资本主义当中，精心设计个体生平，变成一个很重要、但绝不简单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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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级根本上不再有约束力了。深受社会等级所影响的社会氛围，以及具有阶级文化的生活形式，已经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朝向个体化的存在形式与个体化的存在状态的趋势。这个趋势迫使人们为了讨生活，不得不将自己的生活规划与生活运作当作最重要的事。在此意义下，在传统大型团体社会的范畴里的思维，其现实生活方面的基础，都被个体化给扬弃掉 了——亦即社会阶级，等级，或是阶层，被扬弃掉了。（ibid.,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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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如此根深蒂固的氛围与生活形式之所以被消解掉的原因，主要在于福利国家（不只是德国，而且其他西方社会也是）的兴起，还有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这些国家可以看到的教育扩张。通过福利国家和教育扩张，广大的阶层能够集体向上流动。在这一点上，贝克提到了“电梯效果”：“集体多数都能拥有收入、教育、迁徙能力、权利、知识、大众消费”，并且带来了“生活状况与生活风格的个体化和多样化的后果”（ibid.,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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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个体化不是只在社会经济层面上发生而已。贝克认为，就连家庭与亲属领域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共同生活形式，因为婚姻被认为也不过是两人在一起稍微久一点而已（ibid., p.192）。连亲属关系都是选择性的，例如根据好感度来选择的。婚姻和亲属关系不再是不可改变的制度，而是可以由个体自由选择的。与此有关的角色也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不断协商来的（虽然协商过程中都会充满冲突，并且会带来对这些关系来说颇为负面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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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不断前进的现代化，在所有社会行动领域里，作决定，以及不得不作决定的情况越来越多。稍微夸张一点地说：“怎样都行”。谁得在什么时候洗碗盘，谁来带小孩，谁负责买菜，谁来收拾吸尘器，谁该养家，谁决定住哪，是不是一定要民政局安排并登记之后春宵时刻才能有个枕边人，这些问题全都没有标准答案了。婚姻和性行为不再绑在一起了，也不再和养育子女绑在一起了。离婚让养育子女的做法变得更多样化。全部这些事可以因为同居或分居而出现不同的情况，也会因为更多的可能住处和随时可以反悔的机会而变得更剧烈。（ibid., 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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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当然不会认为这种个体化的动力全然是正面的。虽然他知道，比起过去的时代，个体的选择可能性与自由可能性是有价值的；但氛围与固定的生活形式的衰败，也会带来客体必须得克服的不确定性。例如女性若遭遇离婚，且同时没有很好的就业能力时，常常就会陷入贫穷状态而苦于其中（ibid.,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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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贝克著作最后的第三部分，在探讨“风险社会”里政治与科学的关系。这里，他更仔细地处理了一个在第一部分就阐述过的东西，并且同时进一步探讨了“反思性现代化”这个概念。贝克对（自然）科学的理性和研究实践再次提出了一个磅礴的，但也非常片面的批判。他的这个批判，延续着德国20世纪80年代非常激烈的环保运动，援用并更强化了环保运动的论点。对贝克来说，社会中人们对理性的质疑与批判，并不意味着（如同利奥塔所说的）现代就终结了。贝克更多地认为，现代已步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原则比至今已展现出来的还要更清楚。现代并没有“终结”，而是更完善了。在工业社会，人们天真地相信科学，这个社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单纯的现代”。但今天人们对科学（不无道理的）批判，已经标明了一个新的现代的来临，一种“反思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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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批判与科学批判]与现代并不是矛盾的，反而是表现出超越了工业社会计划的一贯的进一步的发展。（ibid.,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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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工业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副作用与风险，会造成大型灾难，使社会自食恶果。但是，在风险社会里人们对危害的处理，正好也开启了人们的风险意识，也首次开启了一个机会，让人们批判性地追问与反思现代的基础。这也会带来一个对政治过程来说无法视而不见的后果。在贝克较新的著作里，他说到“反思性现代化”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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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现代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但反思性现代化的含义更丰富且不太一样。这个概念的核心在于高度发展的国家当中的工业现代化，会改变工业现代化的框架条件和基础。现代化——我们不能再将之想成是目的理性的、线性的，而是断裂的、受副作用支配的——变成了社会史的推动力。（Beck,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p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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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文已提到的，贝克这三条论证路线的结合，引起了非常广大的回响。就连德国之外的读者，也觉得《风险社会》很好地描述了西方工业社会的问题，使得风险概念在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中可以被用来进行更广泛的分析，连同贝克的个体化命题也进一步被大家热烈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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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的个体化理论的说法和吉登斯的理论有很密切的关联。吉登斯在90年代出版了一些关于现代性的著作，特别强调了亲密关系的改变。他在1991年出版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y），还有特别是1992年出版的《亲密关系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中，都宣称有一种时代的断裂（他将新的时代称为“高度现代”，或是在贝克的影响下称为“第二现代”），并且指出对两人关系或家庭关系来说，专家知识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吉登斯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亲密关系的建立形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前现代时期，爱首先被理解为性方面的情欲，人们也理所当然地多半在婚姻之外寻找情欲。但随着现代的降临，情况就改变了。最晚从浪漫主义的爱情观的出现开始，相爱的人被认为随着婚姻缔结才走入了永浴爱河的关系，但同时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以及性别角色的严峻差异，也开始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到了今天的“高度现代”，一个伴侣之爱的时代，吉登斯认为，性别角色与所有的家庭关系模式出现了去传统化。吉登斯的说法和贝克很像，也认为今天的关系是持续协商的。同时，个体在面对自己的情欲与性欲的解放时也发展出很高的要求。个体不断在追寻一个“最终的”，但几乎无法完全达到的满足。在追寻满足时，专家知识的指导也越来越重要。吉登斯指出，在养育问题、性问题方面寻求治疗专家或类似于治疗手册的建议，就像想建立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时去阅读专家建议一样，变得很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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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于个体化问题有着共同的兴趣，因此吉登斯在90年代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时，便邀请了贝克到该学院。吉登斯将贝克的时代诊断誉为当代社会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于是他们便开始了相对密切的合作，这次的合作也关系到更进一步的主题。吉登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便已经开始探讨全球化问题了。他当时更倾向认为，全球化不只是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见本书第十二讲）。贝克也支持这样的方向，他在1997年出版的《何谓全球化？》（Was ist Globalisierung?）中检视了全球化的机会与危害（虽然他对全球化现象的评价没有提出明确的结论）。他对于全球化的基本论调基本上都是乐观的，他的论证也很符合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精神”。所以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贝克和吉登斯用这些命题，在很大的一部分上，对大众媒体的副刊上关于现代社会的风险、个体化的现象、全球化的后果等的争论，提供了一些说法。不过很多社会学家对他们非常不以为然。无论如何，时任慕尼黑大学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的贝克，很成功地在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创立了一套题为“第二现代汇编”的系列丛书，吸引了大批支持他和吉登斯的命题的读者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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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对贝克抱着批判性的敬意，总结他的著作并指出，他对大型科技风险的分析成果相当丰硕。他的著作（亦可参考他在1988年出版的：Gegengifte. Die organisierte Unverantwortlichkeit）以非常优秀的启蒙文风，既为社会学领域，也为一般公众，说明现代工业社会的相关问题。同时，贝克采取的路径也可以看作对分化理论（或至少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分化形式几乎是无可避免的那类理论）的拥护者所采取的一个很有价值、很有理论指导性的批判。因为贝克全然是从行动理论来进行论证的，所以他的著作既没有卢曼自身的那种玩世不恭、宿命论的调调，也没有灰暗、历史悲观主义的味道。贝克对于当代社会的诊断，总是也会用一种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遗产而来的论证框架来进行辅助，指出这些危机也可以是行动的转机，并且也会造就很富生产力的答案。他始终认为，大型科技会生产出它自己的对手，这些对手相信未来是可以更美好的。与这种期许相关联的概念，是所谓的“亚政治”，一种“来自底层的”政治。这种亚政治反对现有的政治风格与形式，反对无视各种副作用的研究实践，反对因为大型科技装置而萎靡不振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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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还在坚持与等待来自上层的政治，那么这种人也就会忽略了政治事务的自我组织能力。至少就可能性来看，政治事务的自我组织能力，能将许多，甚至所有社会领域通过“亚政治”而置入变动状态。（Beck,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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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工业资本主义总是会不断生产出预料之外的副作用，因为它的副作用，像是风险和危险，让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社会史的推动力”（ibid., p.13; 71），所以我们也总是可以期待会有人对这种社会形成形式提出批判，并尝试转变历史的发展方向。对贝克来说，现代化绝不是一个线性过程。现代化更应该被想成是“断裂的”（ibid., p.13）。这不只是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家与进化论者的信仰进步与单向线性史观的批判而已。贝克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会生产出副作用的工业社会也有不受控的一面，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一条在规范层面非常成问题的“反现代”之路。而贝克在此之外，也批判了卢曼的分化理论。贝克不无道理地认为，分化具体来说是以什么形式发生的，取决于（集体的）行动者。贝克和吉登斯、图海纳或艾森斯塔特一样，同属所谓的“构成理论家”，都尝试用社会成员的行动来理解“社会过程”，都不认为有一种超历史的发展趋势（Joas, Die Kreativität des Handelns, p.337）。贝克明确指出，在“反思现代”或“第二现代”里，分化本身就变成了问题。意思是，行动者必须为争取适合于他的分化形式，即便是在系统之间并没有（卢曼所说的）那么泾渭分明的那种分化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对贝克而言，“分化问题的民主化”是值得关注的。贝克的命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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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化问题被功能协调问题、网络化问题、协议问题、综合问题等等给取代了。再次强调：“与”已经削弱了“要么……要么……”，在系统理论里也是如此。分化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行动系统的划分方式因为由此产生的后果而充满问题。科学和经济、经济和政治、政治和科学，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彼此划分开来，为什么它们的任务和职责不会以其他方式契合或“切分开来”？我们如何将子系统想成同时既在功能上是自主的，又是相互协调的，并以此方式来组织子系统？（Beck,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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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在赞赏贝克的敏锐观察力，以及在上述引文可以看到的在时代诊断方面表现出来的洞察力的同时，也可以不断发现在他的著作中各个论证的缺陷。我们至少可以提出四点批判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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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代的断裂”这种修辞虽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不只是贝克，在吉登斯那里也一样）这是非常粗糙的声称。我们大可问：在“第一现代”是否真的像贝克所描述的那样，有着如此僵固稳定的社会氛围与生活形式，与“第二现代”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或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是否真的如贝克所宣称的那样，所有的氛围在今天都烟消云散了，个体化实际上不断挺进？在规划人生时，不同阶层与阶级之间的个体，也许没有，也不再有巨大的差异了吗？“旧的”阶级社会结构已经完全消失了吗？最后，严格区分出不同阶段，是一个很老套、也很有问题的论证手法，“旧的”现代化理论就已经深受其害了。“旧的”现代化理论就有的“传统”对“现代”的二分法，现在只是换了一种新形式而已，也就是“现代”对“高度现代”，“第一现代”对“第二现代”。有一些批评者（参阅：Alexander,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Reflexive Modernization’”）便指责贝克和吉登斯的理论，认为他们的“反思现代性”理论，只是用很粗糙的二分法来重新包装“旧的”现代化理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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