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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现代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但反思性现代化的含义更丰富且不太一样。这个概念的核心在于高度发展的国家当中的工业现代化，会改变工业现代化的框架条件和基础。现代化——我们不能再将之想成是目的理性的、线性的，而是断裂的、受副作用支配的——变成了社会史的推动力。（Beck,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p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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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文已提到的，贝克这三条论证路线的结合，引起了非常广大的回响。就连德国之外的读者，也觉得《风险社会》很好地描述了西方工业社会的问题，使得风险概念在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中可以被用来进行更广泛的分析，连同贝克的个体化命题也进一步被大家热烈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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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的个体化理论的说法和吉登斯的理论有很密切的关联。吉登斯在90年代出版了一些关于现代性的著作，特别强调了亲密关系的改变。他在1991年出版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y），还有特别是1992年出版的《亲密关系的转变》（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中，都宣称有一种时代的断裂（他将新的时代称为“高度现代”，或是在贝克的影响下称为“第二现代”），并且指出对两人关系或家庭关系来说，专家知识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吉登斯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亲密关系的建立形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前现代时期，爱首先被理解为性方面的情欲，人们也理所当然地多半在婚姻之外寻找情欲。但随着现代的降临，情况就改变了。最晚从浪漫主义的爱情观的出现开始，相爱的人被认为随着婚姻缔结才走入了永浴爱河的关系，但同时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以及性别角色的严峻差异，也开始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到了今天的“高度现代”，一个伴侣之爱的时代，吉登斯认为，性别角色与所有的家庭关系模式出现了去传统化。吉登斯的说法和贝克很像，也认为今天的关系是持续协商的。同时，个体在面对自己的情欲与性欲的解放时也发展出很高的要求。个体不断在追寻一个“最终的”，但几乎无法完全达到的满足。在追寻满足时，专家知识的指导也越来越重要。吉登斯指出，在养育问题、性问题方面寻求治疗专家或类似于治疗手册的建议，就像想建立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时去阅读专家建议一样，变得很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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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于个体化问题有着共同的兴趣，因此吉登斯在90年代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时，便邀请了贝克到该学院。吉登斯将贝克的时代诊断誉为当代社会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于是他们便开始了相对密切的合作，这次的合作也关系到更进一步的主题。吉登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便已经开始探讨全球化问题了。他当时更倾向认为，全球化不只是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见本书第十二讲）。贝克也支持这样的方向，他在1997年出版的《何谓全球化？》（Was ist Globalisierung?）中检视了全球化的机会与危害（虽然他对全球化现象的评价没有提出明确的结论）。他对于全球化的基本论调基本上都是乐观的，他的论证也很符合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精神”。所以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贝克和吉登斯用这些命题，在很大的一部分上，对大众媒体的副刊上关于现代社会的风险、个体化的现象、全球化的后果等的争论，提供了一些说法。不过很多社会学家对他们非常不以为然。无论如何，时任慕尼黑大学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的贝克，很成功地在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创立了一套题为“第二现代汇编”的系列丛书，吸引了大批支持他和吉登斯的命题的读者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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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对贝克抱着批判性的敬意，总结他的著作并指出，他对大型科技风险的分析成果相当丰硕。他的著作（亦可参考他在1988年出版的：Gegengifte. Die organisierte Unverantwortlichkeit）以非常优秀的启蒙文风，既为社会学领域，也为一般公众，说明现代工业社会的相关问题。同时，贝克采取的路径也可以看作对分化理论（或至少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分化形式几乎是无可避免的那类理论）的拥护者所采取的一个很有价值、很有理论指导性的批判。因为贝克全然是从行动理论来进行论证的，所以他的著作既没有卢曼自身的那种玩世不恭、宿命论的调调，也没有灰暗、历史悲观主义的味道。贝克对于当代社会的诊断，总是也会用一种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遗产而来的论证框架来进行辅助，指出这些危机也可以是行动的转机，并且也会造就很富生产力的答案。他始终认为，大型科技会生产出它自己的对手，这些对手相信未来是可以更美好的。与这种期许相关联的概念，是所谓的“亚政治”，一种“来自底层的”政治。这种亚政治反对现有的政治风格与形式，反对无视各种副作用的研究实践，反对因为大型科技装置而萎靡不振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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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还在坚持与等待来自上层的政治，那么这种人也就会忽略了政治事务的自我组织能力。至少就可能性来看，政治事务的自我组织能力，能将许多，甚至所有社会领域通过“亚政治”而置入变动状态。（Beck,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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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工业资本主义总是会不断生产出预料之外的副作用，因为它的副作用，像是风险和危险，让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社会史的推动力”（ibid., p.13; 71），所以我们也总是可以期待会有人对这种社会形成形式提出批判，并尝试转变历史的发展方向。对贝克来说，现代化绝不是一个线性过程。现代化更应该被想成是“断裂的”（ibid., p.13）。这不只是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家与进化论者的信仰进步与单向线性史观的批判而已。贝克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会生产出副作用的工业社会也有不受控的一面，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一条在规范层面非常成问题的“反现代”之路。而贝克在此之外，也批判了卢曼的分化理论。贝克不无道理地认为，分化具体来说是以什么形式发生的，取决于（集体的）行动者。贝克和吉登斯、图海纳或艾森斯塔特一样，同属所谓的“构成理论家”，都尝试用社会成员的行动来理解“社会过程”，都不认为有一种超历史的发展趋势（Joas, Die Kreativität des Handelns, p.337）。贝克明确指出，在“反思现代”或“第二现代”里，分化本身就变成了问题。意思是，行动者必须为争取适合于他的分化形式，即便是在系统之间并没有（卢曼所说的）那么泾渭分明的那种分化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对贝克而言，“分化问题的民主化”是值得关注的。贝克的命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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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化问题被功能协调问题、网络化问题、协议问题、综合问题等等给取代了。再次强调：“与”已经削弱了“要么……要么……”，在系统理论里也是如此。分化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行动系统的划分方式因为由此产生的后果而充满问题。科学和经济、经济和政治、政治和科学，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彼此划分开来，为什么它们的任务和职责不会以其他方式契合或“切分开来”？我们如何将子系统想成同时既在功能上是自主的，又是相互协调的，并以此方式来组织子系统？（Beck,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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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在赞赏贝克的敏锐观察力，以及在上述引文可以看到的在时代诊断方面表现出来的洞察力的同时，也可以不断发现在他的著作中各个论证的缺陷。我们至少可以提出四点批判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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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代的断裂”这种修辞虽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不只是贝克，在吉登斯那里也一样）这是非常粗糙的声称。我们大可问：在“第一现代”是否真的像贝克所描述的那样，有着如此僵固稳定的社会氛围与生活形式，与“第二现代”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或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是否真的如贝克所宣称的那样，所有的氛围在今天都烟消云散了，个体化实际上不断挺进？在规划人生时，不同阶层与阶级之间的个体，也许没有，也不再有巨大的差异了吗？“旧的”阶级社会结构已经完全消失了吗？最后，严格区分出不同阶段，是一个很老套、也很有问题的论证手法，“旧的”现代化理论就已经深受其害了。“旧的”现代化理论就有的“传统”对“现代”的二分法，现在只是换了一种新形式而已，也就是“现代”对“高度现代”，“第一现代”对“第二现代”。有一些批评者（参阅：Alexander,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Reflexive Modernization’”）便指责贝克和吉登斯的理论，认为他们的“反思现代性”理论，只是用很粗糙的二分法来重新包装“旧的”现代化理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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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贝克所提出的（世界）风险社会，以及在这个社会当中产生的新的政治动力，也遭遇到同样的批评。在风险面前真的人人平等，阶级问题真的不重要了吗？或者1986年的时代诊断是不是只适合当时联邦德国的特殊情境，只适合两德统一之前、一个人们还会相信一个相对稳定的福利国家（所以社会经济问题，以及由社会经济问题产生的政治过程，不是那么重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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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很矛盾的，贝克的个体化命题之所以在表面上看来还能说得通，恰恰是因为他把社会学里讨论到的个体化概念不加区分地拿来用了。“个体化”这个概念的意义有很多面向，它可以是让个体脱离传统社会构成形式的社会文化肇因，也可以是指人们变得越来越一个人、越来越孤单，或者也可以说人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自主性或行动能力。这还只是个体化概念的众多面向中的三个面向而已，而且这三个面向不必然是彼此息息相关的。传统社会构成形式消亡了，不必然会放任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孤立，也不会自动就让人们获得个体自主性（参阅：Honneth, Desintegration, p.24ff.）。但因为贝克没有清楚区分这些不同的意涵，所以他的个体化命题让人感到“迷惑”。他在这方面的时代诊断虽然有启发性，但最终并没有乍看之下的那么清楚，因为读者无法确切知道他的“个体化”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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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贝克有一个被批评的地方，在于他的“风险社会”和他的个体化命题这两个诊断之间没有什么关联。让这件事显得特别值得注意的原因尤其在于，贝克提到了行动的亚政治形式，以此强调他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现代。而且，就像图海纳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那样，他还认为专业人士与专家堪为亚政治的担纲者（参阅：Beck,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p.242）。但这里让人们不禁想问，如果人们真的如贝克所描述的那样都个体化了，那这些专业领域的成员又如何可能构筑出集体行动？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真的会有这样一种行动。但贝克并没有告诉我们，个体化和这种（充满机会的）反抗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也使得贝克的时代诊断很成问题，也很不清楚（虽然在大众媒体副刊上，常常可以看到人们把贝克的说法诠释得好像在经验层面上已经有了确切证明似的）。关于在理论方面与经验方面对贝克的责难，可以参阅这个文献的回顾：Richard Münch, “Die ‘Zweite Moderne’: Realität oder Fik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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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我们转而去看鲍曼（Zygmund Bauman），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在90年代因其时代诊断的著作而引起轰动的学者，那么我们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到了一个熟悉的领域。因为鲍曼最早期的著作也经常谈到某些会让人们联想起吉登斯与贝克的面向，如个体化命题。鲍曼声称，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越来越个体化的世界”（参阅Bauman, 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p.204）。他们的相似性也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鲍曼与吉登斯的密切联系深刻影响了鲍曼。但是大家不要误以为鲍曼的著作就只是从另一种版本的个体化理论来进行时代诊断而已。鲍曼的出发点其实是不一样的。而且可能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这本书现在已经到第十八讲了，竟然都还没有谈到鲍曼作为出发点的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这个事件就是二战时的犹太人大屠杀，而鲍曼是第一批从大屠杀事件出发，去思考现代性形成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并且他的时代诊断立场与伦理立场，也是从这个事件出发并发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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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于1925年生于波兰犹太家庭，在德国侵略波兰后向东逃到当时的苏联，1945年作为苏联军人搬到柏林。战后他在波兰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进行学术工作。1968年，由于波兰共产主义的反犹运动，鲍曼离开了教学工作。他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教了很短时间的书，然后就去了英国的利兹大学工作，直到退休。在英国，他以马克思主义和诠释学的专家闻名。但一直到80年代中期，才以一本严格意义上算是时代诊断的著作，突然家喻户晓。这本书就是1989年出版的《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nity and the Holocaust）。之后他又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其中的讨论部分建立在对欧洲犹太人的谋杀的研究之上，并以此为基础，在关于至今仍在发生的所谓的后现代的讨论中提出了严肃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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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屠杀，鲍曼提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诠释，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德国人的罪行”，不是仅仅在德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才会出现的一种工业化的大屠杀。他也不像时隔不久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所说的那样，认为大屠杀源于德国人根深蒂固的反犹性格。鲍曼和古典法兰克福派理论家，如阿多诺，也很不一样，不认为可以用德国大量存在的权威人格解释纳粹的兴起以及大屠杀发生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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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处于促使他们变得残忍的互动脉络当中时，他们的人格特质并无法阻止他们犯下残忍的罪行。（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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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鲍曼也不是从资本主义的动力来推导出大屠杀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尝试通过资本主义的动力来解释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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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的命题是更深刻的，所以也很有争议。他宣称，大屠杀与现代的文明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大屠杀不是现代的意外，不是陌生的要素，而是与现代深刻地交织在一起。甚至如果没有现代，大屠杀是无法想见的。“大屠杀是现代在追求对世界进行全面的规划与控制，但却越来越失控、疯狂时，所产生的副产品。”（ibid., p.93）所以造成大屠杀的，也不是几个世界、几千年来的古老的反犹主义。鲍曼很有道理地指出，反犹主义不必然会导致暴力，也不必然会导致在20世纪中那样不受掌控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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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别来看，反犹主义不能用来解释大屠杀（更一般地来看，怨恨本身无法充分解释任何种族的灭绝）。如果对于大屠杀的概念与执行来说，反犹主义的确在发挥作用，且也许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我们也必须注意一个事实，即大屠杀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必须要有一些不同于任何可能的执行者、协作者、顺从的目击者等人的反犹情绪的其他重要面向。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大屠杀要得以可能，任何的反犹主义都还必须融合某些完全不同的特质要件。（ibid., p.33；强调处为约阿斯与克诺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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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相信，这些要素是可以名状的：大屠杀是一个科层程序的结果，而且这个程序也进而表现出在现代中越来越显著的对唯一性、明确性和秩序的追求。这种追求导致惨无人道的现实，而科层程序为这种追求提供了手段。很矛盾的是，欧洲犹太人大屠杀，源于一个更好的、更纯粹的、更明确的社会。如鲍曼所言，这些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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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解体的结果，而是创造的结果。消灭他们，是为了建立一个客观来看更好（更有效率、更道德、更美好）的人类世界。……一个种族上更为纯净的雅利安世界。这是为了更有序地控制一个和谐的世界，一个没有冲突、顺从于统治者的世界。（ibid., 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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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代的“领导者”和“监督者”会特别针对犹太人？这与他们在欧洲社会的情况有关。由于被驱逐、不被整合，让犹太人正好体现了无法被一眼看穿的不确定性。而从现代之始，社会就一直在追求能一眼看穿的确定性（ibid., p.56）。种族主义表现的就是这种追求，它以科学的方式尝试确立纯粹与不纯。它想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一个极端的理念，而这正是伴随着欧洲启蒙才出现的一种想法。因为正是启蒙，鼓吹人们尽情地形塑自然、将自然加以客体化，而这也为人们对于“不纯”和缺乏确定性的人种或族群进行主动、系统的解决方案（亦即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一种科层、有组织的大屠杀），提供了前提（ibid., p.68ff.）。鲍曼在这里，吸收了在历史科学中所谓的“功能主义的”或“结构主义的”关于纳粹统治或大屠杀的诠释（在这里，这两个概念和本书在前面几讲提到的功能论与结构主义理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指出，纳粹政治的最终结果不是来自希特勒或其他纳粹头号人物的反犹主义，而是来自某些纳粹科层制的自身动力。正是因为科层制的这个自身动力，让纳粹的政策能极为一贯——而且比所要求的更为一贯——地施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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