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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382 罗蒂这种极端的立场当然不是没有争议的。上述引文提到,我们在上一讲也介绍过的权威学者、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在他晚期的著作里也问到,“心智状态”与“运作状态”是不是真的能相提并论,以及我们是不是能完全放弃心智观念(对此,可参阅例如Putnam, 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 p.1)。后来罗蒂自己也放弃这种极端的物理主义。但这不是这里的重点。因为罗蒂首先谈到,要对哲学家如此拼命坚持明明充满问题的二元论的理由,在历史层面进行重构。罗蒂认为,这个理由与笛卡尔这个名字是分不开的。是笛卡尔,让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行差踏错了。哲学最关键的错误在于,哲学假设所谓的“意识”是自然之镜,然后基于此假设之上,想寻找与看到一种“无可怀疑的”认识论根基。像笛卡尔、洛克,还有康德等认识论学者,都不想也无法接受认识论无法思考出一种超越时间的“真理”,所以都在想办法通过意识来获得这种真理,而不是把知识仅当作“一个人和一个命题之间的一种关系”(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141)。罗蒂认为,知识并不取决于内在直观或“心智”对现实的正确展现,而是取决于两个或多个人之间,为了尝试对命题进行辩论,或相互说服而进行的言说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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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384 罗蒂的这个立场乍看之下也许没什么特别的。但事实上他却带来了显著且颇具争议的后果。因为罗蒂在这里抨击了被大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真理概念。根据罗蒂的观点,从来都没有(超越历史的)“真理”这种东西。当我们天真地谈到“真”或“较不真”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在说我们意见“不容易被反驳”或“较容易被反驳”的反驳难易度差异而已(ibid., p.157; 亦可见:Rorty, Truth and Progress, pp.1ff.)。不论是科学还是哲学,都不是真的在以(超越时间的)“真理”为目标,而只不过是在试图证成某些命题。证成的形式是一种社会话语实践的运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170)。这种运作取决于文本脉络,受时空所约束,不是超越历史的。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确切的“真理知识”、最终的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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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386 当我们了解信仰的社会证成时,我们便会了解知识。我们不需要把知识看作一种准确的再现。一旦对话取代了对照,作为自然之镜的心智概念就可以被抛弃了。哲学这门学科,一直想在各种构成之镜中找出最优的再现;但在此,这门学科已经令人难以理解了。……如果我们把知识视为一种对话事务,或社会实践事务,而不是认为知识就是要镜射自然,那么我们就不会认为会有一种元实践可以批判所有可能的社会实践形式。(ibid., pp.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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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388 即便哲学首先与命题的证成有关,罗蒂还是和哈贝马斯不一样,不认为能通过可在语言当中进行扬弃的合理沟通可能性找出一种最基础的哲学论证,不认为可以找出一种“元实践”。罗蒂很坚定地提出一种针对传统的“反基础主义思想”。从他对杜威、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诠释中可以看到,这种反基础主义的思想意指不(再)相信(哲学)论证可能会有一个无可置疑、超越历史的基础。所以对于罗蒂来说,想建立(超越历史的)“元实践”或“元理性”的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所以罗蒂自认,也被他人视为是一位“脉络主义者”(参阅Habermas, 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 Philosophische Aufsätze, p.174ff., 以及Habermas, Wahrheit und Rechtfertigung, p.230ff.)。罗蒂的论证导向之所以是脉络主义的,是因为他声称,证成只不过是在某一个语言共同体中占据有效性而已。一旦超出了这个语言共同体的边界,这种证成就不会被视作理性的理由、不会被接受。而且罗蒂的立场也的确一贯如此。对他来说,连哲学本身也不过就是一种操着某特殊语言与特殊立论传统的社群,所以他也同时认为,不用再误以为哲学能够提出某种深思熟虑下的理性要求。在他看来,“哲学也不过就是(辅以生物学、历史学等等)提出一些关于知识和真理的常识而已”(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176)。他甚至还进一步宣称,“悟解”“知识”“真理”都是没有什么根基的概念,只是一种赞扬,“赞扬人们相信现在所证成的事一时半刻不需要再进一步地证成了”(Rorty, “Solidarity or Objectivity?”,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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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390 如果各位读者还记得我们在第一讲提出的问题“何谓理论”的话,那么可能会发现我们曾谈到、讨论到类似的问题;当时谈的与库恩的范式概念有关。事实上,库恩和“无政府主义”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也都是罗蒂参考的学者。像是库恩在提到不同(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时,至少部分和脉络主义的真理观是很像的,所以罗蒂也很偏爱库恩的说法(参阅: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p.330ff.)。但库恩觉得罗蒂把现实消解成语言的做法有点过头了(可参阅Thomas Haskell, Objectivity is not Neutrality, p.142,其中引用了库恩一份未出版材料中对罗蒂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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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392 读者在这里可能会问,“但是这和实用主义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说罗蒂是新实用主义者?为什么要把他贴上‘实用主义者’的标签?”罗蒂在这里的回答是:杜威,就像他的另外两位英雄——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一样,都不再认为哲学的核心目标是给出确切的知识,也不再尝试为哲学追求超越历史的基础。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以及尤其是杜威,都不是“系统性的”哲学家,也不想当这样一种哲学家,而是想作为“启迪世人”“实用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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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394 这些边缘的、实用的哲学家都首先怀疑系统性的哲学,怀疑整个普遍通用的计划。在我们的时代,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是伟大的启迪世人、边缘的思想家。这三位都尽可能让我们难以把他们的思想看作在对传统哲学问题表达看法,让我们难以把他们看作在为哲学作为一个合作或进步的学科来建立一套计划。他们都在取笑古典的人类图像,因为这幅图像包含了系统性的哲学,在最终语汇里找寻普遍通理。(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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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396 现在,如果读者们还记得我们在第六讲对美国实用主义的详细解说,那么可能会问,即便罗蒂把杜威跟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算作一伙的,但他对于实用主义的理解也还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何况他根本都没有碰触到实用主义思想啊。罗蒂简直就是忽视了“古典”实用主义思想的核心议题和成就。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罗蒂对于在“古典”实用主义那里致力探讨的行动与意识的问题根本没有特别感兴趣,因为他想把意识概念撇除掉。不过有一件令人感到惊讶的事:杜威对于行动者在有问题的行动情境中的行动与创造力作过反思,但罗蒂却没有把杜威的这个反思当一回事。连米德对(象征)沟通与人类原初社会性的人类学式的理论思考罗蒂都觉得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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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398 罗蒂对于“实用主义”的改写与界定(对罗蒂来说,“实用主义”这种观点,不过就是认为,“事物自然秩序的准确再现”这种观点可以抛弃了。见:“Is it Desirable to Love Truth?”, p.22),非常流于形式,而且没有什么说服力。这可能和罗蒂的(语言)分析哲学的出身背景有关,所以他对美国实用主义的主要兴趣几乎完全只与其认识论潜能有关,较少关注杜威和米德关于人类的经验和行动的特殊性的原创分析。罗蒂对于实用主义(以及尤其是杜威的思想)的吸收明确表现出相当大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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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00 杜威哲学最高的成就在于,认为像是“真”和“正确”这类评价性的术语,不是关联上某种预先存在的事物——例如“上帝的意志”“道德法则”,或是“客观真实的内在本质”——的表述,而是表示因为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而感到的满足,尽管这个问题也许某天会过时,所以感到的满足也许在某天是不恰当的。(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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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02 在这里,罗蒂完全没有把杜威看作行动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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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04 连罗蒂的民主理论声称也很难和杜威或米德的参与式民主理念相一致,而且罗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ibid., p.96)。罗蒂自认是极为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他的自由主义所采取的不是功利主义的,而是高度唯美主义的形式。罗蒂的民主理论思想的出发点,是我们上述提过的他所表达的信念: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必须被截然区分开来,因为在(政治)价值与规范的领域里,没有超越时间的真理。如同罗蒂所说的,(国家)共同体所必不可少的团结,很难和个人的自我塑造的所需相一致(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p.xiv)。但是,自我塑造的可能性是必须维护的,个体的特殊需求也必须受到保护,而这正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任务。但民主制度若要做到这些事,这个制度就必须被镶嵌在既自由,同时又具有反讽性的文化当中,告知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放弃施行“真理”,接受个体生活规划的多样性。罗蒂没有对(自由)民主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也因此他关于“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文化”的概念定义显得特别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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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06 我对“自由主义”的定义是从施克莱(Judith Shklar)那里借来的。她说,自由主义者就是那些认为暴行是我们所做的最糟糕的事的那群人。我用“反讽主义”来指称那些直面自身中心信仰与欲望的偶然性的那类人——那类人是十足的历史主义者和唯名论者,他们不再认为中心信仰和欲望背后还有某些超越时间与机会范围的东西。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则除了上述这些之外,还有一个没有根基的愿望,希望苦难能被消除,由他人造成的羞辱可以终结。(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p.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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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08 罗蒂的自由主义文化不是某种价值或甚至具有(像帕森斯所说的那种)共同约束力的伦理,也不是(像哈贝马斯似乎所采用的那样)通过哲学信念所凝聚起来的文化,而顶多是一个共识,认为所有自由主义文化下的人民都应该有机会来进行个体的自我塑造,且不受他人的暴行与羞辱(ibid., pp.84—85)。但罗蒂也强调,他所钟爱的这种自由主义文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民主政体,并不真的需要提出不同于其他政治组织形式的理由。这种自由主义秩序是偶然的,就像其他政治构想一样。而且也没有证据能说自由主义秩序就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秩序的深思熟虑过的选项。因为罗蒂认为,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一种生活形式,都只在某一个语言共同体内部有说服力。这听起来很相对主义,但罗蒂自己很反对被贴上这个标签。相对主义这种立场声称每种道德观都一样好。但罗蒂的立场不是这样。他相信,他所钟爱的自由主义文化比其他观点都好,即便他无法证明这文化到底哪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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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10 错误地断定我们与纳粹没有什么不同,是一回事。但是正确地说我和纳粹哲学家之间没有一个中立、共享的基础,以供我们讨论出我们的不同,是另外一回事。(Rorty, “Trotsky and the Wild Orchids”,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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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12 罗蒂的民主理论的立场不是相对主义,而是脉络主义,或是(罗蒂自己所谓的)“民族中心主义”。正是因为罗蒂不相信普遍主义的规范论据,并且把哲学家论点的说服力贬得很低,所以他认为,想把曾有过的团结扩展到所有人或所有文化的信念,都是幻想(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p.191)。团结感的强度,取决于我们把其他人诠释得与自己有多“像”或多“不像”,而这种诠释都是在历史情境中偶然出现的,任何哲学论点都强求不来,也无法强化。这不是说团结的扩展是不值得奢望的。对罗蒂来说,团结的扩展是道德进步的一种标志,但只限从(无法提出论据,但想尽可能阻止可能暴行的)自由主义文化的观点来看是如此(亦可参阅Truth and Progress, pp.16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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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14 如从我们对罗蒂的民主理论思想的介绍中可以看到的,他的哲学立场完全转变成政治观念了。另外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他在这方面的说法并不是什么深思熟虑的说法,而且也和社会理论的问题完全没有关联。罗蒂无疑是美国知识分子中最知名的左派政治作家之一。他在1998年出版的(我们上述援引过的)著作《成就我们的国家》(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更再次让他声名大噪。但是他既没有系统性地探讨自由主义社会公共领域有哪些价值,也没有反思为什么必须避免“暴行”是最值得宣扬的说法(毕竟,众所周知,我们可以对暴行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另外,被罗蒂给予高度评价的人际团结,究竟其来源、基础是什么,对社会理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罗蒂却完全不感兴趣,即便他明明可以在“古典”实用主义者那里找到蛛丝马迹(对罗蒂在这方面的批判,可参阅:Richard Bernste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 p.258ff.; Thomas McCarthy, Ideals and Illusions: On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pp.25ff.; Hans Joas, Die Entstehung der Werte, pp.24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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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18 罗蒂关于哲学(剩余的)任务的命题,他摒弃真理概念的做法,以及他关于自由主义民主的概念,不令人意外地遭到极大的批评。当然,自诩为传统的美国实用主义者,也会觉得罗蒂很挑衅。虽然我们完全可以承认,罗蒂的著作让实用主义再次变得很有活力,且极大地推广了实用主义。但我们多半还是可以合理地质疑,罗蒂对于实用主义的理解,跟“古典的”实用主义的计划到底有什么关系。对罗蒂的哲学立场的批判最一针见血的,当属普特南,一位近代最有名的美国哲学家与逻辑学家之一。他与罗蒂有一些共同之处。普特南和罗蒂很像,他也觉得维特根斯坦与杜威及皮尔士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罗蒂和普特南的思想根源都来自分析哲学,然后才渐渐走向实用主义的思想遗产。不过,与罗蒂最显著的差异是,普特南的走向实用主义的方式,更符合“古典”实用主义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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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20 普特南(1926—2016)保留着至少四个“古典的”实用主义的前提。第一,他一贯地抱持着反怀疑论的立场,也就是我们在第六讲提到的皮尔士的那种反笛卡尔的论点:我们不会同时怀疑所有事,并且引导哲学研究的不是只有原则性的怀疑,而且还有真正的怀疑与问题。第二,普特南和“古典的”实用主义一样,根本上都相信可错论,亦即我们都可以证明我们的信念是错的,没有最终的真理。第三,普特南不认为事实与价值是泾渭分明的,不认为价值是不可探讨的。只要有好的理由,价值依然是可以讨论的。而且,第四,他也强调,人类思想镶嵌在人类实践当中,人类思想总是不断在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行对话(参阅Marie-Luise Raters and Marcus Willaschek, “Hilary Putnam und die Tradition des Pragmatismus”,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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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22 普特南一贯地坚守着所有这些实用主义的前提,并且在与罗蒂的辩论中,让他的立场越来越鲜明。从他最重要的一本出版于1981年的著作《理性、真理与历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的开头,他就马上表现得和罗蒂既相近、又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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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24 我想捍卫的观点是……真理和理性之间有极为密切的联结。……对于何谓事实的唯一准则,就在于我们能理性接受的是什么。(我这里的意思就是字面上的那样,而且泛指所有事;因此,如果我们能理性地接受一幅画是美的,那么事实就是它是美的。)根据此观念,价值事实可以存在。但是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一项声称可以是理性上可接受的,但同时却不是真的。(Putnam,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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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26 普特南有一个观点和罗蒂是一致的,就是“理性”不是超越历史的东西,而是与论点有关,只有在特殊的脉络下才有说服力。不过普特南并没有要导向极端的脉络主义、相对主义的结论,但罗蒂认为我们必须往这方面走。普特南认为,不是所有的理性证成都可以被“当作准则”,不是什么相对于理性准则的东西都可以用语言游戏定义成理性准则。普特南更多地认为(这也清楚展现出他和罗蒂的相反之处),对于理性本质的讨论都必须以理性证成的概念为前提,这个概念可以超越所有特殊脉络(哈贝马斯也提出了相似的论点以反对罗蒂。参阅:Wahrheit und Rechtfertigung, p.265ff.)。他在讨论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命题(罗蒂也常常以赞许的态度谈到这个命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普特南宣称,这个命题本身就是矛盾的,也显示了提出者本身就自相矛盾的论证方式。人们不能说两个范式是“不可通约的”,也不应尝试描述与凸显出两个范式之间的差异。因为如果人们这么做了,就等于放弃了“不可通约性”这个概念,或至少承认两者之间部分是可以彼此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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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28 如果费耶阿本德(和库恩在他最知名的不可通约性方面)是对的,那么其他文化——包含17世纪的科学家——的成员都只会被我们概念化成只会生产刺激—反应(以及发出奇怪的听起来像是英语或意大利语的声音)的动物了。一边告诉我们伽利略有“不可通约的”观念,但一边又不断在详细地描述他们,这完全是没道理的。(Putnam,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pp.11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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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2430 普特南最终认为,不论是费耶阿本德与库恩,还是罗蒂,都错误诠释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念。在他们的诠释下,维特根斯坦是在封闭的数学计算或计算机程序意义下设想语言游戏——亦即将语言游戏设想成一种在特殊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语言规则和论证规则。在这种诠释下,语言游戏仿佛无法相互翻译,因为它们被理解成彼此封闭隔开的符号系统(参阅Putnam, Pragmatism: An Open Question, pp.33ff.)。但是,不论是维特根斯坦,还是杜威和古典实用主义者,他们是以另一种方式理解语言游戏的,所以并没有得出库恩或罗蒂的那种极端的结论。普特南认为,罗蒂的立场根本就与维特根斯坦无关,也根本没有以实用主义的传统为基础。在实用主义传统思潮中,并不怀疑语言游戏至少部分是可以彼此翻译的。而这也意味着,理性证成的观念并不仅仅是脉络—相对的(参阅:Putnam, Renewing Philosophy, p.77,以及Pragmatism: An Open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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