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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服从，一个人须有勇气忍受孤独、忍受愆误、忍受罪咎。但仅有勇气尚不足够。一个人的勇气来自其发展水平。只有当一个人脱离了母亲的裙兜和父亲的指令时，只有当人独立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个体并拥有了自我思考和感受的能力时，才具备真正的勇气不服从权势，对权势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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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会向权势说“不”这样的不服从行为，人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具备不服从的能力的确是使人获得自由的一项条件，但反过来，自由亦是使人敢于施行不服从行为的一项条件。如果顾忌自由，我就不敢说“不”，我就没有勇气公然不服从。其实，自由和不服从的能力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因此，任何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如果口口声声宣称拥护自由，但却处处压制不服从行为，它说的就不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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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势说“不”的不服从行为还会遭遇另一大障碍。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服从都被视为美德，而不服从被视为恶行。道理很简单：迄今为止大部分时期都是少数人在施行对多数人的统治。这种统治造成的事实必然是，生活中的精华物质只够少数人享用，多数人则分得剩余的碎屑。如果少数人欲维持对精华物质的占用，并使多数人为少数人工作和提供服务，有一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多数人必须学会服从。诚然，服从可以通过纯粹的武力来建立，但动用武力有很多不利因素。有朝一日多数人亦可能找到采用武力推翻少数人统治的手段，这对统治者构成一种常在威胁；再者，若服从的背后完全由恐惧主宰，很多事情是难以妥善完成的。正因如此，由武力威慑而形成的服从性就有必要转换成人们发自内心的服从性。人不再因恐惧而服从，而怀着一种服从的愿望，甚至有一种服从的需求。为达此目标，权势必须使自己看上去具备一种全善、全智、全知的特质。这一切营造起来后，权势便能宣扬不服从是一种罪恶、服从是一种懿德；一旦这种观念广而告之，多数人便也欣然接受了服从性而鄙视不服从性，因为这是在趋利避害，而且他们不必再为自己不作为的懦弱自责。自路德至十九世纪，人们对光天化日之下的权贵势力比较有忧患意识。路德、教皇、国君，一心要维护权贵势力，而中产阶级、工人、哲学家则想方设法铲除它们。对权力的反抗，不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家庭层面，都常会成为一个人培养其独立和勇敢的基础。对权力的反抗，知性的态度亦是不可或缺的，它的代表是那些具有启蒙精神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批判的态度”是某种对理性的信仰，同时它对基于传统、迷信、习俗、权势认可的每一件事都审以怀疑的目光。“勇于求知”（sapere aude）和“怀疑一切”（de omnibus est dubitandum）都是鼓励培养说“不”的能力的典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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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艾希曼[1]的耶路撒冷受审案在我们这个讨论话题的情境中所赋予的象征意义，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法庭判决本身。艾希曼是一个“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的代表，是一个异化的官僚，对他而言，男女老少仅仅是一串数字。他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象征。我们可以从艾希曼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而这个案件中最令人震撼的部分莫过于他当庭供认他的全部行径后，居然还能够言之凿凿地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很明显，如果他再次置于同样的情境中，还会犯下同样的罪行。我们也会——我们正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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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人早已丧失了不服从的能力，他甚至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服从的事实。从目前这个历史节点看，人类究竟是否有未来，文明究竟是否会终结，端赖我们是否能秉持怀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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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服从 第三章 人本主义精神分析之于马克思理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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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humanism），它的宗旨是将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不是凭感觉或意识推论得出的人，而是体魄和魂魄兼具的现实的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里而非真空中，须生产方能生存。马克思理论关注的正是这种完整的人，包括人的意识，它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有别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有别于经济主义论加机械论那一类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马克思的伟大成就在于放开了适用于人的经济和哲学范畴，一改原先涉及人时抽象和异化的表述，将哲学和经济学诉诸具体人身（ad hominem）。马克思学说的出发点是人，他的目标是使人摆脱物质利益的支配控制，使人逃离由协定和契约构成的围住自己的狱墙。如果人们不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他们就永远无法理解马克思理论，也无法理解那些号称实践马克思理论的人对此学说所做的篡改。即便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冠以《资本论》的标题，这本书也只是他总体研究中的一个台阶，下一步则是他的哲学历史。对马克思而言，资本的研究是一项批判工具，用来理解大工业社会中人的“有缺陷的”（crippled）状态。假设马克思最终写出一部《资本论》仅为其中一个研究步骤的书，这一鸿篇巨制的名字很可能叫做《论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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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作为“青年马克思”，还是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的著述充满了心理学上的概念，一些比较重要的如“人的本质”、“有缺陷的人”、人的“异化”、人的“意识”、人的“激情奋争”、人的“独立”等等。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不同，后两者的伦理学是建立在一套系统的心理学基础上的，而马克思的著述几乎不涉及心理学的理论。除了区分恒定的驱动力（如饥渴、性欲）和由社会产生的应变驱动力等个别术语外，我们很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与心理学有关的阐述，甚至在他的追随者的著作中亦不多见。这并非因为马克思对心理学兴趣不足，或缺乏对心理现象进行分析的能力（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全集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们关于无意识动机的具有深刻见解的大量分析，这些分析即便在富有天赋的精神分析学家看来亦属精妙）；而是因为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动力心理学（dynamic psychology）尚未问世，他无法将此应用于研究人的问题上。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而弗洛伊德在马克思逝世十多年后才开始发表他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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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创立的心理学分支对马克思的分析而言是一种必要的补充，虽然它亦面临许多不同的修正。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动力心理学。它要分析的是各种精神力，那种使得人们发生行为、动作、感情、念想等的动力。这些动力不总是昭然若揭，而是需要人们从一些可观察的现象中渐次加以推断，并对它们的矛盾形式和转换形式加以研究。若一种心理学对马克思的学说产生补益，它就必须同时关注这些精神力的演变，即在一个人所参与的社会活动中，人的需求与社会历史现实不断相互作用的一个进化过程。它必须问世甫始就定义成为社会心理学。最终它须发展成为批判心理学，尤其是对人的意识持批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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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满足了这些基本条件，但它与马克思学说的关系既没有被多数弗洛伊德学者们领会，亦没有被多数马克思学者们领会。二者未能关联的原因显然出自双方。马克思主义者因袭了忽略心理学的传统，而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只在机械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发展他们的理论，这对弗洛伊德伟大发现的进一步深化是一个局限，与“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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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新思潮不断涌现。最值一提的是马克思人本主义理论的复苏。许多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尤其是一些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学者，亦有西方国家的学者，越来越意识到马克思理论需要同关于人的心理学理论结合起来；他们同时亦越来越意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满足人对建立自我定向和奉献系统的需求，也需要回答人是什么、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何在这类大哉问。这才是伦理道德规范和精神发展的基础，而非那些空泛的话语——诸如“只要为革命（工人国家、历史进步，等等）服务，就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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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阵营里对作为弗洛伊德学说支柱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批评呼声也日益增多，导致了一场对精神分析学重要的重新评估，特别是对性欲（libido）理论的重新评估。因为马克思和精神分析学说双双都在向前发展，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结合双方理论的认识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他们应该认识到使用一种动力心理学、批判心理学、社会主导心理学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的理论是以人为中心的，如果它既不想脱离人类现实，但又不引入心理学的要素，是无法作为理论维持下去的。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会提出一些已经引起讨论，或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者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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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即某种群体（比如民族或阶级）共同拥有的性格基体，这个基体有效地决定了其成员的行为和思维。社会性格是从弗洛伊德的性格概念中特别发展出来的，弗氏性格概念的中心是性格的动力本质。弗洛伊德将性格看作追求满足各式各样的性欲冲动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呈现，也可说是精神能量的呈现——导向实现某些特定目标的、出自某些特定渊源的精神能量。在他的口欲期、肛门期、性器期的性格概念中，弗洛伊德推出了一套人类性格的新模型，将人的行为解释成独特的激情奋争的结果。弗氏假定这些激情奋争的方向和强度是孩提时代在“引发性欲的区域”（口唇、肛门、性器）中发生相关体验的结果，除了体质上的因素外，父母的行为是导致这种性欲发展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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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的概念指代一个群体共有的性格结构的基体。它假定形成社会性格的最根本因素是生活实践，即由生产模式及其相应的社会层理构成。社会性格是精神能量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它可在任何一个既定社会塑造，目的是对这个既定社会的功能有所助益。每个普通人想做和应该做的工作保持一致，这样社会就得以利用人的能量按其目的正常运作。在社会进程中，人的能量只有一部分作为简单的体力能量体现（如劳动者的耕田或筑路），而另一部分则通过精神能量的特殊形式体现。一个靠攻击和掠夺其他部落为生的原始社会成员必须拥有一种斗士的性格，对战争、杀戮、抢劫表现亢奋。而平和的、从事农耕的部落成员则反对暴力，所以他们更倾向于互助合作。封建社会只有在它的成员努力做到对权势百依百顺、对上级官宦尊崇有加时才会运作良好。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渴望工作、遵纪守时、以挣钱为要务，以通过生产和交换获得利润为生活主旨，只有在这种情形下，社会才能兴盛。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人们乐于积蓄，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则需要人们热衷花钱和消费。社会性格是这样一种形式，它塑造人的能量，使之在社会进程中作为一种生产力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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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通过该社会一切可动用的影响手段来不断强化，这些手段包括教育系统、宗教、文学、歌曲、玩笑、习俗，尤其是父母培养孩子的方法。这最后一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个人的性格结构在人们五至六岁的孩提时代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型。而传统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父母的影响本质上不是一种个人的或偶然的行为。父母是主要的社会动因（agents of society），既通过他们自身的性格又通过他们的教育方法起作用；各对父母的作用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这些差异通常不会减少他们在创造一个共同向往的社会性格基体过程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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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既定社会，通过生活实践塑造社会性格这种概念的形成有一个条件，即对弗洛伊德性欲理论的修正；性欲理论是弗氏性欲概念的基础，它又以机械论概念为基础：人像一部机器，性欲是其除了自我保护驱动机制以外的能量来源，由“快乐原则”调节，将过盛的性欲张力降至正常水平。我对弗氏这一概念一直试图提出不同的见解，指出（《为自己的人》）首先作为一种社会化存在的人，其种种努力都是为了满足与周围事物一致的“同化”需求和与周围人一致的“社会化”需求而展开的，而他所在的社会结构又决定了占据他主要激情的“同化”与“社会化”的种种形式。这个概念上，人的性格形成乃出自他的奋斗激情——以他人与自然为目标，以及与世界关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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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的概念回应了马克思理论中未能彻底解释的一些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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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社会能够成功俘获大多数成员的忠心——即便这些成员已经饱受体制之苦，即便理性已经告诉他们效忠这个社会最终会戕害自身？作为人类，他们为什么不能看清他们的真正利益，而被那些由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洗脑运动炮制出来的虚假利益所迷惑？为什么他们对阶级状况的意识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意识不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发生应有作用？问题的答案就藏在社会性格的现象中。一个社会一旦成功塑造了普通百姓的性格结构，让一个人爱上其不得不做的事，人就会对社会强加的条件无怨无悔。正如易卜生笔下的一个人物所言，“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为他只想那些他能做的事。”毋庸置疑，一种社会性格如果说只会满足于逆来顺受，它就是一种有缺陷的性格。但不论是否有缺陷，一个社会需要唯唯诺诺的人来使其运作的话，这种性格就完全达到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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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的概念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个社会物质基础与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人们惯常将马克思主义所谓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仅仅解释为经济基础的反映。但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实质阐述得其实并不充分。动力心理学理论使我们看到社会培养了社会性格，反过来社会性格则倾向于产生和维护能与之相适应的并有益于其成长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但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经济基础在形成社会性格中起作用，而社会性格又创造了某些思想体系；我们还要看到这些思想体系一旦确立，便会对社会性格产生影响，并间接地影响社会的经济结构。我在此强调的是：社会性格是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普遍的理想观念之间的一项居中的介质。这个中介具有双向调节的作用，既以经济基础构建理想观念，又以理想观念构建经济基础。下图简示了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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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的概念得以解释人类的能量如何像其他原材料那样，被一个社会用来满足其需要和实现其目的。说到底，人是最柔韧的自然力之一。人能够被用来满足几乎任何目的；能够被调教得会仇恨或会合作，会俯首帖耳或会特立独行，会安于磨难或会享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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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言之成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另一个真理：人只有在充分施展各项能力时，才能解决生存问题。一个社会在人身上造成的缺陷越大，人就越不健康，即使在意识层面人对自己的命运可能无可挑剔，但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他是不满的；这种不满酝酿着某种要素，使其倾向于并最终改变造成缺陷的社会模式。如果不能这么做，人所处的那个有着特殊病原的社会就会逐步消亡。当新的生产力与社会组织的旧有模式发生矛盾时，会触发社会变迁和革命，但不限于此；当非人道的社会环境和人类不可改变的各项需求发生矛盾时，同样会触发社会变迁和革命。人可以接受加诸其身的几乎任何事，但仍有一个临界点。人为自由而战的历史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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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的概念不仅是一个引发普遍观察的理论上的概念，它在经验主义的各种研究——旨在找出一个既定社会或社会阶级中不同类型的社会性格的发生情况——亦体现出它的作用和重要性。假定“农民性格”被定义为个人主义的、善于囤积贮藏的、顽固的、难以在合作中被取悦的、极少时间观念和守时概念的，这一各种特征的综合体绝非简单加总，而是一个充满能量的结构。如果有外力企图改变这一结构，便会遭到激烈的抵抗，形式由强硬的暴力到沉默的蓄意阻挠都可能；即便赋予他们经济上的好处亦不容易产生改变效果。这一综合特征的存在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在农民的生活中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另一个例子是式微的下层中产阶级，不论是使希特勒上台的下中层，还是美国南部贫困的白人。这个阶级缺乏文化上任何正面的激励机制，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怨天尤人，他们被前行的社会洪流遗落在后，他们对那些破坏了自己一度拥有的自豪形象的人们充满仇恨，于是滋生出了一种向往死亡（恋尸）的、对血和土产生强烈病态固恋的，以及强烈族群自恋（后者表现为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混合性格综合体。[3]最后一个例子：产业工人的性格结构包含准时、遵守制度、具备团队合作精神等要素，这些是一个产业工人有效行使其功能的最起码的综合素质。（其他一些差异，如依赖或独立、兴趣或冷漠、主动或被动，在目前的结构中都忽略未计，虽然它们对现在乃至将来的工人性格构成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