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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593 社会性格概念最重要的应用，在于将马克思展望的一个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性格和十九世纪的旨在占有资产和财富的资本主义社会性格区别开来，并和二十世纪（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性格区别开来，最后这种社会性格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已史无前例地普遍成为一种消费人（homo consu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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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595 消费人的主要目标首先不是拥有物质，而是消费越来越多的物质，以此弥补内心的空虚、怠钝、孤独、焦虑。在一个以巨型企业和庞大的工业、政府和工会官僚政治为特征的社会，失去对工作环境控制能力的个人感到的是无奈、孤立、厌倦、烦躁。与此同时，有着盈利需求的大型消费产业通过媒体广告将其变成了一个饕餮之徒，一个对消费贪得无厌的人，把一切都视作消费品，从烟、酒到性生活、电影、电视、旅行，甚至连教育、书籍、讲座都不能幸免。人为的新式需求不断涌现，人的品位已经受到操纵。消费人性格更极端的表现形式是一类著名的精神病理学现象。在抑郁症或焦虑症的病例中，不难发现患者以暴饮暴食、疯狂购物、酗酒等行为来代偿隐匿在深处的内心压抑和焦虑。弗洛伊德将对消费抱有强烈欲望的某种极端形式称为“口欲接受性格”，这种形式在今天的大工业社会里正在成为占主要地位的精神力。消费人被幸福的幻觉笼罩，在无意识里则深陷无聊和倦怠不能自拔。对机器的控制能力越强，对作为人类的自己的控制能力就越弱；消费得越多，就越像一个奴隶，被产业系统制造和操纵的日益膨胀的需求缚住手脚。消费人将刺激和兴奋误作愉悦和幸福，将物质舒适误作生机活力，满足贪求无度的欲望成了生活的意义，为满足欲望而奋斗变为一门新的宗教。消费的自由成了人类自由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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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597 这一消费精神与马克思展望的社会主义社会精神背道而驰。马克思清楚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危险。他的目标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不追求有很大一笔财富，或用很大一笔财富，但人本身就是很大一笔财富。他要将人从物欲的锁链中解脱出来，这样人可以时刻保持清醒、保持活跃、保持敏感，而不会成为贪欲的奴隶。“生产过多有用之物，”马克思写道，“导致产生过多无用之人。”他要消除极端贫困，因为贫困妨碍人的全面成长；他还要消除极端富裕，因为人会变成贪欲的囚徒。他的目标不是消费的最大化，而是消费的最优化。最优化消费保证人能满足其真正需求，那是使其过上更为完整而丰满的生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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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599 资本主义精神以满足物欲为目标，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它们的计划经济，应该可以抑制人的物欲，但历史上的讽刺事件之一，恰是前者正在战胜后者。这一过程自有其逻辑。在欧洲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中，虽然共产主义思想取得胜利，但是资本主义的物质成功地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主义的胜利变成了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框架内与资本主义采取一样的手法来进行成功的竞争。社会主义处于一种濒危的境地，即它们正在倒退为一种机制，其主要目标就是使贫穷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实现工业化；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发展经济生产的社会，而非发展人的社会。这种发展观由苏联共产主义社会进一步坐实：他们接受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一种粗糙版本，却效法资本主义国家所为，与以马克思为最伟大代表人物之一的人本主义精神传统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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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01 毋庸讳言，社会主义国家尚未解决满足其人口合理的物质需求的问题（即便在美国，亦有百分之四十人口的生活达不到“富足”程度）。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而言，头等大事是要随时警惕最优化消费目标轻易滑向最大化消费目标的危险。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任务是研究人类需求的本质，找出划分两类不同需求的标准：一类是满足人们处于思维活跃、感官灵敏状态的真正的需求；另一类则是资本主义打造的人为的需求，后者倾向削弱人的意志，使人更容易倦怠，被自己的物质欲念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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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03 我在此强调的不是限制生产，而是说当个人消费的最优化需求得以实现之后，应该将更多的生产手段投向社会消费的层面，如学校、图书馆、剧场、公园、医院、公共交通，等等。高度工业化国家不断增长的个人消费意味着竞争、贪婪、嫉妒这些意念不单由扩大私有财产引发，也由毫无节制的私人消费引发。社会主义理论家必须着眼于这样的事实，即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旨在建立一个工业社会，其生产模式的服务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培养全能人，而不是培养消费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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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05 有一些经验主义的方法可以帮助进行社会性格的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是探明不同类型的性格综合体在一个总人口内和其在各个阶级中的发生情况，在综合体内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深度，以及那些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或对立的因素。所有这些变量使人能对现存性格结构的力度、演变进程，以及促其变异的手段等等得到一种深入内在的见识。这种见识对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国家来说无疑十分重要，对探讨从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环境——即异化的环境——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环境转型的工人问题来说，同样十分重要。再者，这些研究可以作为政治行动的各种指引。我只要了解民意调查中群众所确定的政治“舆论”，就能判断他们在近期可能如何行动。如果我想了解诸如种族主义、主战或主和思维等精神力的强度（此刻未必在意识层面彰显），社会性格研究就能见微知著地看出这种潜在支持的程度和方向；这些精神力足以操控社会进程，并只有在某个时期之后才得以彰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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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07 限于篇幅，本文不克详尽讨论如何获得上述性格数据的各种方法。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将某些意识形态（经过了合理化）误作（通常是无意识的）内心现实的表达。其中一种被证明是十分可取的方法叫做开放式自由回答问卷调查，它的答案可以透露答卷人未措意的或无意识的想法。在回答“谁是您钦佩的历史人物？”问题时，我们就可以比较这样两组答案：一组是“亚历山大大帝、尼禄、马克思和列宁”，另一组是“苏格拉底、巴斯德、马克思和列宁”。据此我们推断给出第一组答案者尊崇的是强权政治和绝对控制的人，而给出第二组答案者尊崇那些为生活本身目的而奋斗。造福于人类的人。通过采用宽泛的投射问卷调查，即有可能勾勒出关于某人性格结构的一幅八九不离十的画面。[5]其他投射测试（projective tests）包括对感兴趣的笑话、歌曲、故事及其他可观察的行为进行分析（对精神分析观察而言，不起眼的“小动作”尤为重要），这些测试数据均有助于获得正确的结果。在方法上，研究的主要重点应放在生产模式及其相应的阶级层理，放在最具深远影响力的性格特征及其形成的综合体，以及这两组数据之间的关系上。应用阶级层理的取样，调查人数不必达到一千人，就可以看出整个族别或大型社会阶级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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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09 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另一重要方面是弗洛伊德称为“无意识”的概念。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无意识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的压抑机制，而结合马克思理论的社会心理学学者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社会无意识”。这一概念指的是在各种大型群体中常见的内心现实受到压抑的情况。每一个社会都想方设法不让它的成员，或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觉察到某些冲动，因为在他们进入意识层面时，这些冲动足以导致“危险的”社会思潮或行为。这时社会必然启动有效的审查机制，但审查印出来的文字或说出来的话为时已晚，应该防思想之患于未然，亦即是说，要对危险的意识进行抑制。当然，社会无意识的内容因社会结构形式不同而大异其趣：冒进、反叛、依赖、孤独、忧愁、厌倦，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受压抑的冲动必须一直保持在压抑状态，并以否定的，或者肯定其反面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在当今大工业社会里，意识形态教育那个倦怠的、烦躁的、苦恼的人，让其觉得自己是幸福的，生活充满乐趣。其他社会里，意识形态则教育那个被剥夺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人，让其觉得几乎已经处于最完美的自由状态，即使当时只有其领导才能以所谓的自由名义说话。某些体制压抑人们热爱生活，却培植人们钟情财富。另一些体制压抑人们对异化的意识，而宣扬“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异化”的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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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11 还有一种方法解释无意识现象，即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当人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在自由地作出决定时，其实是各种强制力量形成一个整体作用在人的背后作祟；或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经济人，在冥冥中支配其提出的目标。”对斯密而言，这只看不见的手还算是一只善意的手，对马克思而言（弗洛伊德亦同）这只手则极其危险，必须去除它的伪装，以解除它的效力。意识是一个社会现象，马克思认为很大程度上意识是虚假的，它不过是压抑的影响力在起作用。[6]无意识与意识一样，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取决于“社会滤网”的筛选——大部分真实的人类体验从无意识到意识的上升途中被过滤了。这一“社会滤网”主要包括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它被各种意识形态（经过了合理化）打扮起来，使人主观上感到自己所体验的是真实的。但在现实中，这些意识形态只是经由社会生产出、并在社会上共同分享的虚幻意境。这种对意识以及压抑机制的解释可以通过经验主义观察来证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论断是确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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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13 这些讨论的结果引出弗洛伊德教义主导和马克思教义主导的精神分析的理论上的另一差异。弗洛伊德认为实际产生压抑的原因——受压抑的最重要内容为乱伦的欲望——是出于对阉割的恐惧。我的看法与此相反，我认为在个人与社会层面上，人最深的恐惧是与他的同伴彻底隔绝、被同伴完全排斥。与之相比，甚至死亡的恐惧都要来得容易承受。社会拿这种放逐来进行威胁，让人强制接受它的压抑指令。如果你拒绝否认某些压抑体验的存在，你就受到孤立而失去归属感，你无法发生关联，你会濒临精神错乱的边缘。（精神错乱的特征其实是一种完完全全不能和外部世界发生关联的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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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15 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推断在人的背后起指导作用的是经济势力及其政治代表物。精神分析研究表明这一概念失之狭隘。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无论最原始的社会还是最进步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具备某种激情奋争的潜能。这种人类潜能作为一个整体，是由每一个富有特色的既定社会的经济和各种社会合力塑造而成的。这些社会集成力量产生一种特定的社会无意识，亦在压抑的因素和某些既定的个人需求之间引发特定的冲突，而那些既定的个人需求正是一个精神健全者正常发挥其功能的关键，如某种程度的自由、激励、生活的兴趣、幸福等等。如前所述，革命的产生其实不仅表达了新的生产力的诉求，也表达了人性中受到压抑的成分的诉求，只有在两者结合的条件下，革命方能成功。压抑，无论由个人情况造成还是社会环境造成，都使一个人扭曲，使其分裂，丧失完整的人性。意识代表了由某个既定社会决定的“社会人”；无意识则代表了我们中的普通人，那些善恶兼备的完整的人，证明了泰伦斯（Terence）的名言：“我相信：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I believe that 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巧的是马克思亦偏爱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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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17 具有深度的心理学还为一个问题提供了某种思路，这就是人性的本质，它在马克思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马克思本人并未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一方面，特别是在1844年之后，马克思不想用形而上学的、离开历史事实的方法去阐述这个问题——几千年来许多统治者使用着“人的本质”的概念，每一个统治者都力图证明他们的规章和法律针对的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反对一种相对论的观点，把人之降世看作一张白纸，每种文化都可以描摹它的文本。如果这是真实的，又何以解释这种普遍现象，即一个既定社会倘若用强力迫使它的成员按既定形式生存，其间人必定会不停反抗？但假设马克思心目中没有一个能够使“缺陷”成为可能的“人性的原型”，那他在《资本论》中运用“有缺陷的人”的概念时又基于什么？对于人的本质，一个基于心理学分析的论断是，从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实体的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是不存在的。我认为，答案可以向这样的事实去寻求，即人的本质正存在于“囿于自然”和“超越自然”这样一对矛盾中：一方面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出于自身意志，离开这个世界又违背其意志，时间和地点都是偶然的；另一方面人超越自然不是凭本能的赋予，而是凭其具有意识这样的事实——对自己的认识、对其他人的认识、对过去的认识、对现在的认识。人，这个“自然的怪胎”，若非找到一种新的统一形式来解决矛盾，就会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人的生存之道的这种根本对立促使其去寻求一个化解矛盾的方案，去寻求那个其一面世就受到生活拷问的答案。关于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有几个可以确定但不完美的选择。人可以倒退回动物的状态，放弃属于人的功能（如理性和爱），变成奴隶或奴隶主，将自己物化，通过这些方法都能统一上述矛盾；但人也有另一个方法，即将所特有的能力发挥到这样一种程度，俾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不仅是一个挣脱锁链的自由人，而且是一个把尽情发挥所有潜力当作人生目标的自由人，一个将生存之道系于自身创造力的自由人——由是达成自己和其他同类的新的统一，以及和自然的新的统一。人的“进步动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应其解决生存矛盾之需求所驱策，这种矛盾在人类发展的每个新阶段都会反复出现。这种矛盾，或者说人的各种不同的、相反的可能性，构成了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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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19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权作引玉之砖，将一种辩证及人本导向的精神分析法作为一个重要观点介入马克思学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需要上述定义的心理学理论，精神分析也需要结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此综合将使这两个研究领域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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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24 论不服从 [:1702375397]

1702375625 论不服从 第四章　先知与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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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27 毫不夸张地说，对人类创造的各种伟大观念的认识从未像现在这么广泛地在世界上传播，这些伟大观念也从未像今天这般无效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先知和基督的观念、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观念，在欧洲和美国受教育阶层中为数百万计的人们周知。这些观念在几千所高等学府中传授，其中有一些在世界各地各种宗派的教堂里流布。但于这些伟大观念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受约束的自我主义的法则，由此又孕育出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并策划出一场疯狂的大屠杀。人们如何解释这些巨大的反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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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29 如果将观念和思想仅限于教学授受的形式，它们是不会对人们发生深刻影响的。在这种形式下，它们通常只会改变另一些观念；新思想替代旧思想；新词汇替代旧词汇。但所有的改变只是概念和词汇的更迭而已。为什么要变？一种观念要打动人，要让人领会某种真谛，其实是极为困难的事。人若接受其他观念，就必须克服根深蒂固的惯性阻力——害怕出错、害怕偏离群众队伍。即便有的观念令人耳熟能详，甚至这些观念本身有理有力，仍然不足以使人发生真正改变。要使观念对人产生深刻效力，传授这些观念的导师就必须身体力行；如果这些观念被导师赋予了人格魅力，亲自讲解、有血有肉；如果这些观念被人带着恭逊和谦卑的态度来诠释，听讲者就能体察理解这种谦恭意味着什么。人们不仅理解，而且他们认定导师讲的是真相，而非信口开河。不论何人，哲学家或宗教导师，试图传播何种观念，这种方式都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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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31 那些预告观念（不必是新观念），同时又践行这些观念的人，我们也许能称之为先知（prophets）。《旧约全书》中的先知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们预示这样一种观念，即人必须寻求一种生存之道，它的答案就是开发人的理性、开发人的大爱。先知教诲人们，谦恭和正义与爱和理性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时时都在身体力行对别人的开示。他们不追求权力；相反，他们对权力避之唯恐不速，甚至对行使先知的权力也不屑一顾。他们不听命于权势，他们坚持真理，即使被羁押、被流放、被处死，也不改初衷。他们不是那种隔岸观火、坐视其变的人。他们积极回应人类的诉求，因为他们感到道义在肩。人溺己溺，息息相连。仁慈不是身外之物，而是他们内心的一部分。正因为他们看到了事物的真相，他们感到有责任晓诸众人；他们绝不威吓，只是昭示人类面临的多种不同的选择出路。先知并没有成为先知的愿望；事实上，若人怀有成为先知的雄心壮志，就有伪善之嫌了。先知之所以成为先知，很简单，只因其眼中的那些解决方案是显而易见的。先知阿摩司（Amos）这样简洁明了地说：“狮子咆哮了，谁不害怕？神谕示了，谁又不成为先知？”这里的神谕，指的是他所看到的选择是清楚无误的。不必再犹疑，不必再躲闪。于是身怀使命的人除了成为先知别无选择，不论其之前一直在放牧、培育葡萄园，还是在开悟诲导。先知的作用是彰显真实，揭示解决方案并进行论断；是振聋发聩，使人从习焉不察的昏昏然中惊醒。成为先知是历史大局使然，而非个人刻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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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33 许多民族都出现过他们的先知。佛陀之言行成为经典；基督以他的肉身降临；苏格拉底为自己的理念不惜赴死；斯宾诺莎则一生奉行自己的理念。这些先知们都在人类历史上印迹甚深，因为他们的理念是通过他们每个人的血肉之躯流芳百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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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35 先知们在人类历史上仅间隔地出现。他们身后遗留下了各自的思想要义。这些信息被千百万人接纳，成为人们心中弥足珍贵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人方可利用众人对这些先贤的爱戴达到他们的目的——进行统治和控制。我们不妨将那些利用先知所预告理念的人称作祭司（priests）。先知实践自己的理念，而祭司则操控先知的理念，将这些理念传示给那些景仰先知的众人。这些理念于是失去了活力。它们变成了僵化的教条。祭司宣称这些理念如何形成很重要；当体验缺省，形式就自然变得重要起来；统治者一定得掌握一套“正确的”公式，否则怎能通过控制思想来有效地控制众人？祭司利用观念把众人组织起来，通过控制如何正确表达观念来控制众人；他们将众人麻痹到了某种程度时，会宣称众人皆浑浑噩噩之辈，无法靠一己之能过好日子。于是他们，这些祭司们，就得承担义务，甚至是出于怜悯，来引导芸芸众生；没有他们的引导，众人便在自由中丧失方向。当然，并非所有祭司都这般行事，但他们相当大部分的确如此，特别是那些善于玩弄权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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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37 不独宗教领域有祭司，哲学领域和政治领域也有他们的祭司。每个哲学门派都有祭司般的人物，这些人通常以博学见称。他们的事务是执掌原创思想家的观念，将它传授给众人，负责解释它，然后将它转化成博物馆里的陈设，再将它保护起来。更有政治的祭司，过去一百五十年间屡见不鲜。他们一直操控着自由的观念，守卫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经济利益。在二十世纪，政治祭司们接手掌控社会主义的观念。原本社会主义的观念旨在使人解放、使人独立，但祭司们通过种种方式断言人尚没有能力行使自由，或至少没有能力长期行使自由。所以在人们培养出这一能力之前，他们有义务出来取而代之，决定社会主义的观念应该如何表述，甄别出谁是或不是一名忠实信徒。祭司们常使人迷惑，因为他们宣称他们是先知的继承人，他们在实践他们的教义。然而，任一个孩子都能看出他们其实说一套做一套，广大群众却被成功洗脑。最终人们相信，祭司们生活高高在上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们是伟大思想的化身；而如果他们大开杀戒，亦只是出于革命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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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39 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像我们所处时代这样有利于先知的出现。整个人类的生存都笼罩在疯狂的核武器战备阴云下。石器时代的思维和盲目将人类推向一个似乎要极速接近历史终点的悲剧时刻，而这恰恰也是人类最接近取得前所未有之成就的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人类需要先知，即使他们的声音是否能盖住那些祭司的声音尚是未定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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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5641 当代能亲身昭显观念、并因历史形势将他们从教师转变成先知的人为数不多，伯特兰·罗素是其中一位。罗素碰巧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这并不是他作为先知的根本条件。他和爱因斯坦及施韦泽一起，代表着西方人道主义面对生存威胁的回答。他们三人都敢于让自己的观点公开亮相，向人类发出警示，并提出另类解决方案。施韦泽远至加蓬兰巴雷内工作，力行他的基督教精神。爱因斯坦倡导理性和人道主义理念，他于1914年及其后，多次断然拒绝参加德意志知识界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活动。伯特兰·罗素几十年来亦在各类书籍中弘扬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观念；而近年来，他更是走上街头，告诉所有人，当一个国家的律法和人道主义的律法相背离时，一个真正的人应该选择遵从人道主义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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