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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和雇员应占决策董事会中投票人数的四分之一，这些参与投票的工人和雇员本身应由各个企业自由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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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作用必须加强，其影响不仅体现在工人的薪酬问题上，而且体现在工人的工作环境等问题上。同时，工会必须全力以赴推进自身的民主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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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通过迷惑性暗示作商业宣传和政治宣传的现象应予抵制，所有此类抵制尝试都应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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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意识到上述计划项目主要针对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如北美国家和欧洲国家。对于所有其他国家而言，这一计划项目应根据当地情况作相应的调整。但是这个计划项目潜在的普遍原则对所有国家都是有效的，即生产须为社会所用，无论在工业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须强化实际的民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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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呼吁每一位公民感受对自己的生活、对子孙后代，乃至对全人类大家庭所应承担的责任。人类到了有史以来必须作出决断的最关键的时刻：究竟要用自己的技术和头脑去创造怎样一个世界？一个世界——即便不是天堂，但至少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各种潜力，是一个充满欢乐和创造力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则不是通过原子弹就是通过无聊和空虚，使人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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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与其他党派的纲领的确是有区别的，它怀有一种远见，怀有实现一个比目前更美好、更人性的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不仅仅旨在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它要实现的是迄今尚未存在过的社会制度；它的目标是超越既定的经验主义的社会现实，但这又确是基于现实的潜能而能够成就的。社会主义者高瞻远瞩地宣布：这就是我们要过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生活；这不是绝对的和最终的生活形式，而是一种相对的和更为人性化的生活形式。它是人本主义理想的实现，人本主义理想已经孕育了西方和东方文化最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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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会说人们并不向往理想社会，他们并不想要离开原先生活惯了的社会。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形。人民其实对那些他们能用双手创造并有信仰的生活是充满渴望的。人的所有生命力在于超越了生存状况中庸庸碌碌的部分，在于为实现一个并非不可能实现、却迄今尚未实现的宏伟蓝图而奋力拼搏。如果没有机会为一个合理、人道的前景而奋斗，人最终会被生活中的厌烦情绪耗尽元气，变得疲惫消沉，沦为独裁者和蛊惑人心的政客们那些不合理、不人道的前景的牺牲品。当代社会的孱弱之处恰在于不弘扬理想、不追求信义、不拓展视野——所拥有的只是那种更大程度上的雷同。我们社会主义者应该毫不羞怯地承认我们对人类有着极深的信念，对缔造一个新型而人道的社会形式的愿景有着极深的信念。我们呼吁那些怀有信仰、希望、想象力的公民和我们一起守望并努力实现这一愿景。社会主义不单是一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活动纲领，而且是一项人类的活动纲领——在工业化社会的条件下实现人本主义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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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必须是彻底的。既是彻底，就要深入它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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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服从 第七章 保证最低收入的心理层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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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心理方面专门论述“保证最低收入”（the guaranteed income）的价值、风险以及它所涉及的人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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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这个概念的最重要原因是它可能彻底地增强个人的自由。[7]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人在作为上的自由一直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个因素是统治者方面动用武力（特别是统治者拥有扼杀异见者的能力）；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饥饿的威胁——人们不得不接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和社会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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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愿意接受这种环境的人，即便不须面对武力的威胁，也必须面对饥饿的威胁。贯穿古今人类历史大多数时期的金科玉律都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在这点上资本主义和苏联并无二致。这一威胁迫使每个人不仅得跟着指令做事，而且其思想和感受也得中规中矩，不能随意自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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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历史建立在饥饿威胁的原则之上，说到底，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除了某些原始社会，人们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始终生活在匮乏的水平。物质用品从来都未达到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程度——通常是一小部分“领袖们”占得其所需所欲，而大部分填不饱肚子的人只知道这是上帝或自然律法的旨意。其实这倒主要不是“领袖们”贪婪，乃是物质生产的低水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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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最低收入的做法只有在经济富裕的时代才是可行的，它能够将人们前所未有地从饥饿的威胁中解放出来，使其得以在任何经济威胁前都保持真正的自由独立。没有人被迫在特定的工作环境中干活，仅仅因为如果他不接受，他就有饥饿之虞。如此，一个有天赋或雄心的人，不论男女，都可以学习新技能以满足他或她在另一个行业工作。妇女可以不靠丈夫，年轻人也可以不靠家庭。一旦摆脱了饥饿的恐惧，人们就知道他们毋须再担惊受怕。（当然，这还必须在没有政治威胁钳制人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条件下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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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最低收入不但在现实中而不是标语上让人树立起自由信念，它还树立了一种扎根于西方宗教和人道主义传统中的准则：无论如何，人享有生存权！这种生存权——享有食物、住宿、医疗、教育等等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毋须受任何条件限制，甚至不受其必须对社会“有用”这个条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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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匮乏到富足的心理转变是人类发展进程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匮乏的心理伴生焦虑、嫉妒、自私自利（全世界的农民文化都很典型地反映出这类特点）。富足的心理则伴生原动力、生活信念、团结合作。事实是，如今工业化社会已经迈向经济富足的新纪元，许多人在心理上还紧紧抱住原来的经济匮乏景象不放。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上的滞后——传统观念通常由前一种社会形态产生的情感所决定，许多人无法理解“保证最低收入”这一概念体现的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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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最低收入与大量缩减工作时长相结合，其深远影响在于人类生存状况中的精神和宗教问题变得真实而迫切。时至今日，人们因工作占据了太多时间，或因下班后已十分劳累而无法令自己认真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诸如“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什么？”“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是谁？”等等。如果人的大部分时间不再用于工作，就能自由地认真面对这些问题；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人会因为直接的空虚或从无聊的事情中补偿得到的空虚而变得心智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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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经济富裕之后，人们不再为温饱惶恐，这标志着我们从“前人类”时代向“真人类”时代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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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平衡这一情形，有必要对“保证最低收入”的概念提出一些反对或质疑的声音。其中最明显的问题是保证最低收入如何才不会降低对工作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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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的人口本身已经不能满足全员就业，对无工作者而言，激励的问题与他们关系不大，撇开这一现象，这个反对的意见还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很多事实可以说明物质激励绝不是从工作和努力中得到的唯一奖励。首先，获得激励的名目有很多：自尊心、社会认同、工作本身的乐趣，等等。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信手拈来的，像一些取得出色成就的科学家、艺术家等人的工作，就不是金钱利润刺激的结果，而是出于更复杂的因素组合，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所从事工作的兴趣，也有对成功的自豪感或名誉感。但即便是这个明显的例子，也不能说服所有人。有人会说这些杰出的人之所以能够获得努力的成果，正是由于他们天资超群，普通人难望其项背，所以这个例子并没有代表性。可这个反驳似乎不够有力，我们可以来看看那些没有惊人创意、业绩平平的普通人，他们的各种活动背后的激励是什么。比如人们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努力成果，在各类爱好方面的努力成果，那可是完全没有物质刺激在起作用的！关于工作过程中的兴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对工作本身的一种激励，梅奥教授在芝加哥西电公司霍桑工厂所做的经典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8]他将一些没有生产技能的女工作为对象进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实验。结果表明，当这些女工在实验中成为越来越有兴趣的积极的参与者时，她们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甚至改善了自身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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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虑更为早期的社会形态的话，这个问题会变得更清晰。传统的普鲁士文职人员的薪俸是很低的，但他们高效和清廉的作风闻名遐迩。在这里，荣誉、忠诚、责任等概念才是决定他们工作效率的动力。另一个例子出自前工业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或二十世纪初拉丁美洲的半封建社会）的风尚。在这些社会中，比如一个木匠，他挣的钱只要够他养家糊口就行，一旦达到社会的传统生活标准，他就拒绝再工作，并不觉得钱挣得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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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人并非天生就是懒惰的；相反，人如果闲着不动，他才会感到难受。人们可能想歇上一两个月，但绝大部分人会要求工作，甚至不付薪酬都愿意。这方面，儿童开发和智障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大量数据；现在要做的是将已有的数据组织起来，从分析懒惰是否与疾病有关这个角度进行系统查证，更多新的相关调查数据也仍在收集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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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金钱不再是工作的主要动力，则工作在技术和社会层面上就必须变得有足够的吸引力和趣味，来抵消不工作的无聊。现代的异化的人（通常是无意识地）深受厌烦情绪困扰，所以他们渴望处于一种懒散的状态，而不是活动的状态。但这种渴望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常态的病理”症候。推测而言，滥用保证最低收入的行为不会持续很久，正如人们面对免费的糖果，假定他们知道这些免费糖果一直都有，则几周过后谁都不会想到要多吃几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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