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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种质疑的声音是这样的：饥饿恐惧消失真的就能使人更自由吗？其实挣一份一万五千元的年薪过着小康日子的人也很怕失业，这和那些一旦失业便三餐不继的人的恐惧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这个质疑成立，保证最低收入有可能增加大多数人的自由度，却不能增加中上层人群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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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理解这个反对意见，我们应该看看当代工业化社会的风气是什么。人已经完成了向“消费人”的转化。人变得贪婪和消极，想方设法通过不断增加的消费弥补自己内心的空虚（临床中有很多这类通过暴饮暴食、疯狂购物等行为应对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病例）。人们的消费名目繁多：烟、酒、性、电影、旅游，还包括教育、书籍、讲座、艺术在内。人表面上很活跃，甚至很兴奋，但内心深处是焦虑、孤独、压抑、无聊的（无聊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慢性压抑，而这种压抑可以靠消费来成功弥补）。二十世纪的产业制度创造出“消费人”这种新的门类，最初是应经济之需，即有大众消费的需求——被广告推波助澜地操控了。而性格一旦形成，便回过头来对经济施加影响，使得不断增长的消费满足感变成了合理和现实的主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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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对消费有一种多多益善的无休止的饥渴。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后果：倘若消费变得无穷尽，而在可见的将来没有任何经济能够为每个人提供无节制的消费，那么只要“消费人”这种性格仍占社会性格结构的主体，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心理学层面的）真正的“富足”。贪欲无度者永远生活在匮乏之中，因为无论拥有多少，他们永远都不会有满足的感觉。而且他们还垂涎别人的所得，与之攀比较劲。如此，他们便总是生活在孤立和惊扰的处境中。有了贪欲作祟，他们便无法真正欣赏艺术或其他文化带来的激动。这种情况下，那些生活在保证最低收入水平的人会感到彷徨和无用，而挣得多的人则囿于环境、作茧自缚，因为他们害怕失去最大化消费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原因，我认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最大化消费的信条，保证最低收入的实施也只能解决（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起到它应该发挥的根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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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使实施保证最低收入达到有效预期？概而言之，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系统，从消费的最大化转为消费的最佳化。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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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量的个人消费品生产转向公共设施的生产，这些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剧院、图书馆、公园、医院、公共交通、住房，也即是说，将生产重点放在那些开发人的内在创造力和活力的基础物质上。人们可以看出“消费人”的贪欲主要表现在对个人消费品的“吞噬”（吸收），而使用免费的各项公共服务意在使人享受生活，并不会引发贪婪和沉溺。这样一种从最大消费到最佳消费的修正，将要求生产模式作出重大变革，并要求极大地减少那种胃口刺激和洗脑诱惑的广告宣传。[10]上述举措应同时结合文化上的重大变革，使人道主义生命价值观、生产力、个人主义等概念得以全面复苏，以对抗“组织人”的物质主义和受到操纵的蚁冢般的庸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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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虑引出另外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客观上是否存在一套有效标准来区分合理需求和不合理需求、良性需求和劣性需求；又或者是否存在主观上能感受出的同样价值的需求？（良性需求在此定义为能够增强人类活力、意识、创造性、敏锐度的需求；劣性需求定义为削弱或麻痹人的上述潜力的需求。）应该记取的是，在吸毒、暴饮暴食、酗酒这些情形中，我们都作出了这样的区分判断。研究这些问题将导出另一些实际的考量：个人的最低合法需求究竟为多少？（比如一人一间房、若干衣物、若干卡路里、若干有文化价值的用品，如收音机，书籍等等。）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比如现在的美国，应该不难计算出一个人体面的最低生活成本为多少，也能计算出什么是最高消费的限度。倘若超过了一定的门槛，就应考虑征收阶梯式的消费税。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贫民窟的生活环境不应继续存在。所有这些都要求保证最低收入与我们社会的两个大规模转化原则结合起来，即个人消费从最大到最佳的转化，以及从生产个人需求品到生产社会需求品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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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还有必要对保证最低收入增加一项尚待研究的内容：对一些商品实施免费供应。一个例子是面包、牛奶、蔬菜。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每个人都能走进一家面包房，随意取走自己要吃的面包（国家支付面包房这笔开支）。如上所述，刚开始时贪心者会取走比自己所能食用的更多的数量，但经过一段时间，这种“贪心消费”会无疾而终，人们会取走自己真正所需的数量。这种免费供应，于我之观点，将在人的生活中建立一个新的维度（除非我们将此看作在特定的原始社会中消费模式的更高级别的一种再现）。人们就此摆脱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教条。甚至在自由取食的最初阶段可能构成一种新颖的自由体验。免费面包可以通过国家提供，即使不是经济学家也显然明白这点不难做到，这项开支可以由相应的一种财政税收负担。其实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设想不仅最低需求的食物（面包、牛奶、蔬菜、水果）能免费供给，连最低需求的衣物也能免费供给（比如在某种体制中每人每年能免费得到一套衣裤、三件衬衣、六双袜子，等等）；在公共交通设施极大改善之后，交通也可以免费，私家车则变得更为昂贵。最终人们可以想象住房问题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解决，由大的房地产项目为年轻人提供住宿大厅，老人或已婚夫妇可以有一个小单间，愿意使用这些住宿者都不必支付费用。这使我想到用另一种解决方案来处理保证最低收入的问题——通过免费提供最低限度的消费必需品，而不是现金发放的形式。生产这些最低消费品，再加上质量大大改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也能维持我们的生产发展，一如支付保证最低收入款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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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后一种方法更激进，不如其他作者提出的建议那样容易接受。这或是真的，但有一点不能忘记：一方面理论上说这种免费最低设施的供给在现行系统中就可以安排，另一方面保证最低收入的概念对许多人来说仍然难以接受——并非由于不可行，而是由于他们在心理上对废除“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法则非常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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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哲学的、政治的和心理的问题亦值得研究，这就是自由的问题。西方的自由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自由地拥有财产、自由地对其开发利用，只要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威胁。但实际上，由于采取了税收这类征用的手段，以及在农业、贸易和工业上进行的国家干预，这一原则在西方工业社会的许多方面已经式微。而同时，作为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越来越多地被以巨型企业为典型的半公有财产所取代。虽然保证最低收入的概念也可能意味着一些额外的国家调控，但是请不要忘记当今社会普通个人的自由概念，与其说是指拥有开发利用财产（资本）的自由，毋宁说更多是指选择消费的自由。很多人现在一旦无度消费受到限制，他们立刻觉得自由受到限制了，虽然在现实中只有最顶层者能真正随心所欲作选择。同类商品不同品牌之间的竞争和各类商品之间的竞争制造出一种个人可以完全自由选择的假象，其实一个人所选的只能在其条件许可范围内。[11]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自由问题是有必要的，只有将消费人转为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人，他们才可以体验到自由是建立在真正独立意义上，而不是对商品的随意选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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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最低收入的原则只有在与下列三个条件结合的情况下才能显现完整效果：（1）消费习惯的改变，从消费人转化为能生产的、主动的人（斯宾诺莎语）；（2）开创一种新的精神风尚，即人本主义的精神风尚（不拘有神论或无神论形式）；（3）各类真正民主方法的复兴（例如新型的众议院形式，他们讨论的决策是基于数十万个面对面小组提供的信息综合加总而成，包括任何企业，从事管理等工作的全部员工的积极参与）。[12]国家样样都包办，则会成独断专行的神，这一危险只有在社会活动中全方位同步大力增强民主程序方可化解。（事实上如今国家即使未提供这些福利，其权力也已经大得离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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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概之，对保证最低收入的研究不能只在经济领域进行，必须辅以其他诸如心理学、哲学、宗教、教育等领域的研究。我认为，保证最低收入这一重大举措要获得成功必须伴随上述其他方面的改变。另需记住的是，保证最低收入的成功条件还包括停止花费我们百分之十的总资源在与经济无关且危险的军备上；也包括系统帮助不发达国家以停止毫无意义的暴力蔓延，并找到遏制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各种途径。没有这些改变，未来任何计划都将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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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服从 第八章 单边裁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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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单边裁军的建议——在广义上的无条件拆除一个国家的军事设施——无论对美国还是对苏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都是不可能被采纳的。因此，就本文涉及若干军备控制可行的建议而言，它提出另一种有限度单边裁军的思路，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称为“渐次实施的单边行动（或撤军）”的概念，另一种表述是“单边启动的朝着裁军方向努力的可行步骤”。这个概念的基本要义是根本改变我们现在多边裁军谈判中采用的方法。我们现在的裁军谈判基础，是每一分裁减都必须使作为对手的苏联也承诺相对等的裁减；所说的改变即意味着我们放弃目前这种方法，而采取一种渐次朝着裁军方向努力的单边步骤以期苏联也采取相应步骤，这样目前全体裁军面临的谈判僵局才可能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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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没有其他人比奥斯古德的下列描述更清楚地阐明这一单边步骤政策的性质了；就我所知，奥斯古德是提出此见解的第一人，其观点发表在两篇意义深刻的文章里。[13]“为了最大效力地促使敌方作出同样的让步回应，一个单边的裁军行动应该具备下列性质：（1）就军事进攻而言，裁军行动方应明显处于不利态势，但不应处于不能应战之态势；（2）就达到的程度而言，要使敌方清楚看到，它的外在威胁因素降低了；（3）不能使敌方增加对我们的心脏地带的威胁[14]；（4）就效果而言，要使敌方的相应削减行动是明确可以做到且明确显示的；（5）关于此项行动的性质，其作为一项持续政策的目的，以及所期望对方的回应态度，都要事先一一公布，并在各同盟国、中立国、敌对国中广为宣传；（6）并不要求以敌方作出回应承诺为前提条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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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一改革设计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则需要有见地的专业人士作进一步大量思考。为了对这一政策可能采取的具体步骤提供至少一种思路，我提几点建议（其中一些与奥斯古德的提议不谋而合）：分享科学信息、停止核试验、削减部队编制、撤离一个或多个军事基地、中止德国重整军备，等等。期望苏联人和我们一样有意避免战争，他们会有所回应；一旦相互戒备的进程开始逆转，就可以采取更大步骤以达到完全的双边裁军。再者，我认为裁军谈判必须与政治谈判平行展开，政治谈判主要针对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互不干涉。此外（仍主要与奥斯古德的立场一致）其他单边步骤，诸如承认“奥得—尼斯”线（Oder-Neisse line）、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都将有助于苏联的良性回应（亦即抑制中国，保持在中远东的不干涉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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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裁军方面努力的单边步骤这个命题隐含的前提是什么？（在此我仅提出一些基本的前提，本文接着谈到单边完全裁军的问题时还会涉及其他前提。）它们包括：（1）如前所言，因为双方已经对对方产生了极深的怀疑和恐惧，目前的谈判已不足以导向实现双边裁军的目标；（2）若不能达到完全裁军，军备竞赛将继续，这终将导致我们的文明和苏联的文明受到重创；又或即便战争未爆发，军备竞赛将缓慢地折损并最终摧毁那些我们正冒着生存之险去捍卫的价值体系。（3）虽则单边步骤构成肯定的风险（承受风险是这个行动的性质所决定的），这种每一步骤带来的风险并不是使我们作战无力的风险，它与我们不断持续的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危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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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国和苏联而言，虽然更广义的单边完全裁军概念——而非上述渐次裁军概念——在近期尚不具备实践的可能性，我仍认为这一立场是值得提出来讨论的。我这么说首先不是因为本刊物的编辑要求我提出这一立场，甚至也不是因为我和其他一小部分少数派持有相同观点，认为军备竞赛升级带来的危险远比单边裁军带来的危险大。也许这两个理由都不足以说明我应该发表下列言论，但我的确认为有另外一个恰当而重要的理由：对支持一种激进立场引发思考，即使这一立场实际上不可能被接受，却可以冲破思想的藩篱，使我们走出靠威胁和反威胁手段谋求和平的危险循环。即便我们目前切实的目标是渐次的单边行动，或甚至仅是由谈判而来的双边裁军，但认真分析一下支持单边完全裁军这一不被看好的立场，对开拓新的思路和眼界，确实十分重要。我相信达成完全裁军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出于双方僵化的情感模式和思维习惯；在寻求出路打破目前危险僵局的努力中，任何化解这些固化模型、重新思考整个问题的尝试，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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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完全裁军的提议一直由一部分持宗教、道德、和平主义立场的人士在推动，如维克多·戈兰茨（Victor Gollancz）、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以及一些教友会教徒（Quakers）。它也得到了另一部分人的支持，如伯特兰·罗素、史蒂芬·金—豪（Stephen King-Hall），和C.W.米尔斯（C.W.Mills），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反对使用武力，但他们坚持不懈地反对热核战争，反对任何核装备。本人的立场则介乎严格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和伯特兰·罗素、史蒂芬·金—豪这些人之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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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分人的区别，本质上远不如表象上的大。对国际政治中的不理性所持的批评态度，以及对生命怀有的深切敬畏，将这两部分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享有“人类一家”的共同理念，对人精神上和智性上的潜力坚信不疑。他们听从良心之律令，拒绝参与“将数百万妇女儿童和平民百姓作为人质的政府行为”[17]。无论他们以有神论的语境思考，还是以无神论的人道主义语境思考（这一脉的理义自斯多葛派至十八世纪启蒙主义哲学绵延不绝），全都扎根于同一方精神传统，不妥协地秉持着他们的原则。他们团结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盲目崇拜，包括对国家的盲目崇拜。他们正是因为这种反对盲目崇拜的精神与苏联的制度对立，而与此同时，他们对西方世界随时泛出的盲目崇拜也保持同样的批判立场，不论它们拉着上帝还是民主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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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裁军的倡议者都认为，倘若情势发展到了最后关头，个人必须自愿为其最高价值纲领作出牺牲；他们也同样深信，倘若全人类同归于尽，或是上下五千年人类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这样的冒险都是不道德的和不负责任的。眼看着战争即将变得愈发无意义和愈发具有毁灭性，反对热核战争的人士——不论他们属于宗教的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还是实用主义者——汇聚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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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单边裁军的人士看来，无论威慑起不起作用，军备竞赛的继续都将是一场大灾难。首先他们几乎不相信威慑能阻止热核战争的爆发。[18]他们认为一场热核战争的后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证明为保卫民主生活方式而不得不打这一仗是彻头彻尾的谬误。我们没有必要参与这个猜谜游戏，看交战双方究竟有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的人口成为冤魂，又有多少中立国的人口同罹此无妄之灾（取决于核爆时的风向）。这几乎是一道丧心病狂的谜题，因为以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十，或百分之九十的敌方或己方的人口为代价来讨论可以接受的结果本身（当然是不情愿的），就已经显示这种政策确实到了病变的阶段了。理智与情感不断加剧的分裂正是过去一个世纪西方发展的特征，现在它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据称是理性的方式悄然攀上一个精神分裂的危险巅顶，我们讨论可能的世界性毁灭，原因竟出于自身的行动。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就能看到美国或苏联的民众，乃至全世界大部分的民众面临突如其来的核武打击和缓慢死亡的威胁时那一幕幕惊恐、愤怒、绝望的情景，一定犹如中世纪黑死病爆发后民众大规模精神错乱的再现。这种大灾难留下的创伤效应将导致新形式的原始野蛮行径，导致每个人身上那些隐藏着的最古旧的元素复活，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体制中有着此类大量证据。对许多研究人性和精神病理学的学生来说，人类如果目睹和亲历了有如热核战争这类无节制的残暴行为之后，再使他们去珍视自由、去尊重生命或去爱，几乎是不可能的。心理学研究的事实证明：残暴行为会对参与者造成残暴的影响，以致酿成更多的残暴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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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核威慑起作用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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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双边或多边武装对峙的环境中——一个特定社会，不管它的问题有多复杂，或它的满意度有多高，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中最大和最不能摆脱的现实问题是蓄势待发的导弹，是与导弹控制有关的嗡嗡作响的数据处理机，是随时启动的辐射计数仪和测振仪，是技术专家总体完善（暂且盖住它的不完善，那会令人感到一种挥之不去却无能为力的恐惧）的大屠杀设置——未来人的社会性格会如何造就？大部分人在经常出现的毁灭性威胁下生活一段时期后，会留下某些心理阴影，表现为惊惧、敌意、无情、狠心，结果会对我们珍视的所有价值观都麻木不仁。这种环境使我们变成了野蛮人——用最精密的机器武装起来的野蛮人。如果我们还在严肃地声称自己的目标是维护自由（即防范个人沦为大权在握的国家的从属工具），就应该承认这种自由将荡然无存，不论核威慑起作用或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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