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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合作者 韦斯利·奥特利（Wesley Autrey）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一位陌生人的性命，这让他成了平民英雄的典型。这位退伍海军士兵兼纽约市建筑工人，因其鼓舞人心的无私行为而得到了总统的嘉奖和来自街头巷尾的赞赏与崇敬。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在生命这场博弈中，生存既要凭借自身的驱动力与卓越特质，也要依赖于他人的善意。他成为了合作力量的活生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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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英雄事迹登上了世界各地的报刊和电视新闻，早已家喻户晓，但还是值得我们再讲一遍。2007年1月2日，奥特利带着两个女儿在曼哈顿第137街百老汇站等候火车，就在这时，他看到卡梅隆·何洛彼德（Cameron Hollopeter）突发癫痫。奥特利迅速借来一支笔，将卡梅隆的牙齿撬开。过了一会儿，卡梅隆逐渐恢复了意识，站了起来，没想到却再一次跌倒，而这一次竟跌落到了铁轨上。此时，一列向南行进的火车已经驶近，车灯隐隐可见，还能听到火车的隆隆声。奥特利果断跳下铁轨，去搀扶跌落的卡梅隆。而他的两个女儿则吓呆在站台上，惊慌得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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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下铁轨之后，奥特利意识到，已经没有时间将卡梅隆拖上站台了。于是他迅速扑向卡梅隆，将他按倒在铁轨之间。列车驾驶员及时踩了刹车，但由于为时已晚，还是有两节车厢驶过了二人头顶。火车距离奥特利非常之近，在他的棒球帽上蹭上了一大片油渍。有幸的是，两人安然无恙。此事过后的几周之内，奥特利收到了无数礼物，获得了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授予的荣誉，并因其在“137街的奇迹”中英勇无畏的举动而广受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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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之中没有几个人觉得自己能勇敢到去尝试这样的无私行为，但很多人都希望能为身处困境中的陌生人伸出援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帮助他人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并不需要任何有意识的决策过程：当看到某人正处于危险之中时，我们就会产生紧张焦虑的感受，立刻就会产生前去帮忙的冲动。这种本能可以十分强烈，以至于人们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人一命。我们所有人都具有这样的本能，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因此而采取行动。对群体的共情会以某种方式控制住个人，其强烈程度甚至会超越个人本身的自利倾向，于是便产生了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英勇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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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研究领域，我们不禁会去询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又一次拥有了囚徒困境中所有的组成元素。我们有一位愿意以自身为成本提供帮助的人。在奥特利的例子上，其成本就是生命和四肢。他就是一位合作者。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愿意伸出援手，而不是明哲保身，甚至背叛？这个问题在之前已经被提出过许多次。事实上，达尔文本人也对此困惑不解。他曾对此做过如下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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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同情心、更仁慈、对同伴更忠诚的父母，与同一部落中自私奸诈的父母相比，能否养育出更多的后代？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那些像野蛮人一样随时准备牺牲生命而不愿背叛同伴的人，通常留不下后代，因而没有人去传承他的高尚品质。那些总是愿意亲赴战争前线的最勇敢的人，以及那些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帮助他人的人，通常情况下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失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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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谜团的答案和间接互惠有一些联系。事实上，与人类生命有关的每一件事物，都与间接互惠存在某种联系！一位可爱的乐善好施之人，会在他所在的群体中树立起好名声，得到他人馈赠的礼物以及异性投来的爱慕与欣赏。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群体会产生这样的反应？为什么群体的社会规范会如此看重这类超常规的合作行为？间接互惠的社会规范很可能需要另一种合作机制。一个群体如果拥有意义深远的社会规范，就能在竞争中胜过其他群体。这样一来，间接互惠就可以与群体选择相配合，共同塑造人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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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本人也相信第4种合作机制的存在。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他指出，个体为了群体利益而行动，群体就能在个体成本的基础上兴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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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果某个部落拥有一批愿意牺牲自我、帮助他人、成全共同利益的成员，那么这个部落就能胜过许多其他部落。这就是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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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自然选择就鼓励了合作行为，并因此提高了群体生息繁衍的潜力。虽然这一思想很有说服力，但许多现代生物学家还是对此抱以嘲笑的态度。他们认为，有机体组成的群体因为享有某种有利特征，而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强生存优势，这样的说法甚为荒唐。就在不久之前，“群体选择”还曾被许多进化生物学家谴责为异端邪说。这一思想曾饱受学界的排斥、践踏和冷落。批评人士认为，“群体选择的谬论”产生于“外行对达尔文主义的错误理解”，有时甚至将矛头直指“不知好歹的职业生物学家”。而如今，这样武断的态度已经趋于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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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化的数学解释可以提供一个清晰的思路，让我们很容易看清，自然选择既能影响到个人，也能影响到由个人组成的群体。选择甚至有可能在由群体嵌套而组成的更大的群体之间产生。最为简单的情形，也就是自然选择分别发生在个人和群体之上时，可以将其视为选择的两种层次。因为自然选择可以发生在由群体构成的群体中以及更多的层面之上，因此，这一现象现在常被称为“多层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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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提出“群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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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对群体选择的见解既有吸引力，又简单易懂。假设有两支敌对的部落。其中一支部落的成员都是自私的，只会为自己考虑。另一支部落的成员则会为了其他成员的利益而牺牲自我。达尔文认为，第二支部落拥有“勇敢、富有同情心、忠诚的成员，随时准备相互帮助、相互保卫，这样一支部落会不断扩张，并战胜其他部落”。借助群体选择的力量，这支部落最终一定会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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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动物学家、生态学家维洛·韦恩—爱德华兹（Vero Wynne-Edwards）针对达尔文的见解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他认为，对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做好事，会对“整个种群有好处”。这一研究的首个里程碑出现于1962年，这位约克郡人以一部650页的大部头著作《与社会行为相关的动物扩散》（Animal Dispersion in Relation to Social Behavior），引发了一场关于群体选择的激烈论战。他在这本书中谈到，动物并不像达尔文假设的那样，总是为了增加自身数量而努力，而是为了更广泛的利益，其中必有一定的内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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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繁衍和资源开采过程中有所节制的群体，会比过度放纵的群体拥有更长的生存期限。因此，子孙后代更少一些的群体，其生存概率会增加。由于有了群体选择这一机制，群体规模的自我管控能力就在进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开发。群体选择理论与其他优秀理论一样，其影响力很容易被过分夸大。有批评意见认为，韦恩—爱德华兹用这一思想来解释各种社会行为过于武断，而且缺乏恰当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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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他的某些观点有些过于直接。举例来说，假设你观察到某一物种中的两名雄性发生争斗，却没有相互残杀。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你问到韦恩—艾德华兹，他就会告诉你，如果雄性之间相互残杀，就会威胁到整个物种的生存。从粗浅的层面来看，这样的回答不见得是错误的，但却略显草率。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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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肢体格斗这个问题上，雄性之间必然存在能力上的差异。在多次争斗和残杀中获胜的雄性，就拥有了选择优势。如果种群中只有这一位反叛者，那么从理论上讲，与其他同伴比起来，他就更有可能获得生存和繁衍后代的机会。他的每一位子孙，都有可能遗传他自私的特质。经过这样自然选择的几代之后，种群中更加温和的雄性就会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带有杀戮基因的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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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恩—爱德华兹没有完全领会种群内部激烈竞争的道理。相应地，与他同时代的同行也不认可他的先锋性研究成果。在那动荡的十年中，群体选择理论是遭到学界轻贱和遗弃的概念，主要被用来作为反例，告诉学生们不要这样思考问题。当年盛行的观点是，个人的优点与善良具有超越一切的高度，甚至高于社会本身。可以想象，这一观点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个人主义思潮的极大影响。在这一背景下，韦恩—爱德华兹的著作自然是当时学界最具争议的焦点，但批评家们一致认同的是，本书引发的争论的确促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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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恩—爱德华兹掀起的这场知识界论战中，群体选择的反对者指出了这一理论存在的几个漏洞。进化生物学家乔治·C·威廉斯（George C. Williams）在1966年出版的著作《适应与自然选择》（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中提到，“事实上，与群体相关的适应并不存在”，他认为群体选择从理论上讲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总体来看，个人选择是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当时的思想普遍宣称，群体之间的选择与群体内部的选择相比，顶多就是一个薄弱而次要的影响力。反对者还认为，群体之中两代交替的时间间隔要长于个体，因此，个人选择会进行得更快，从而限制了群体层面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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