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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计算得到的误差限度数值解释了，为什么任一语言之中的音素总数都远远低于声带可以发出的1 000个左右语音的数量。如果音素量太大，就会存在太多可能出现的误解。所以最好还是集中于数量不多的几种音素上，并找到有效区分的办法。同样，我们一旦学会了一套音素，就很难改到另一套音素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着维也纳口音的英语，正是因为使用了错误的音素而导致的。所有的异乡口音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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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决定语言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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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可以去追溯人类语言的起源了。在语音诞生的黎明时期，我们的祖先只懂得几种表达方式，如咆哮、扑哧的鼻息、咕哝声，等等。之后，具体的语音就与具体的事物建立了联系。厄格用手指了指，发出了一些语音，然后他的听众厄格小妹想道，“嗯，厄格想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事。”但很关键的一点是，如此的交流，必须有合作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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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性爱还是牛排，讲话者与倾听者之间必须存在一些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否则，我怎么从成功的沟通中得到实惠呢？厄格小妹和厄格需要将他们的话语付诸行动。只有在信息传输对讲话者与倾听者都有好处的时候，在某一特定语音和某一特定意义之间的关联才能得到固化。之后，随着整个社会不断尝试着描述更多的物体，更多的语音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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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试着用大卫在牛津烤鸭子时提出的矩阵思想来进行建模。我们采纳了一种理想化的简单信号系统，其中的某一“指示物”，譬如树丛中出现的一只伺机捕食的猎豹，促使某个动物发出了一个信号：一声代表“快跑！”的警告性嚎叫。现在的关键是，对于第二个动物来说，这警告性的嚎叫也代表着同样的指示物，换句话说，就是激发出“有只猎豹就在附近”的警惕意识。如果假设在游戏中有一群动物，最初在指示物与信号之间存在的关联是随机的，在看到逼近的猎豹时，每一位个体都会采用自己独立的警告性嚎叫方式，我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随着时间的发展和进化的延续，是否会出现固定不变的统一关联，这样同一个词汇就可以被用来描述“猎豹逼近”这种特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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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游戏，一场协调为主的游戏。像往常一样，我们利用计算机将漫长的年代进行压缩。在我们的模型中，每个群体成员都会用随机的信号与其他人交谈，在个体成功完成合作之后，会以分数形式进行奖励。这一游戏听起来有些过于简单，而我们也设计了更为复杂的版本，用来应对欺骗行为的出现。欺骗的现象在大自然中不胜枚举。例如，曾有研究人员观察到，一只猴子在看到另一只猴子找到香蕉时，发出警告性的呼叫，吓得对方当时扔下香蕉掉头就跑，于是这只猴子把香蕉偷了回来。然而，归根结底最为关键的要点，就算是这场再简单不过的游戏也能体现出来：获得最多奖励的个体得到了最多的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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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语言的进化来说，动物所在的“生态”十分重要。哪种捕食者最危险？能找到什么食物？如何得到这些食物？狩猎（或采集）是否需要合作进行？所在物种中，多少只动物能结成团体？个体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互动：梳理毛发、求爱、为争夺主导地位而打架斗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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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合作出现的时候，如果你仅仅是体型最大、身材最魁梧的雄性，并不足以解决问题。你身边那些比你个子小的同伴们会联合起来与你做对，如此一来，政治就应运而生。“伙计们，等等。先不要打架，我们要保持理性，不妨坐下来谈谈。”同样，个体之间可以结成合作关系，捕捉到更大、更危险的猎物。我们也能看到，森林地表的食物来源非常丰富，吸引了蚂蚁来此搭建家园和堡垒。正是“生态”的存在，驱动了不断寻找各种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并鼓励了进化的发展。语言，就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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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最大化的适应性——达尔文主义者对成功的称谓，是通过利用为数不多的信号来描述最有价值的事物来实现的。增加更多的信号，就会使适应性有所下降。假设一种猴子用3个不同的词汇来代表3类不同的捕食者，又为譬如斑马等相对无害的动物指派了另一个词汇，并加入猴子的词典之中，这种做法就不一定值得费这个力气，也不一定值得冒可能出现的误解风险。我们意识到，进化需要克服这样的限制，需要避免增加信号就会降低理解能力的矛盾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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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进化的第二步过程中，人类在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态的驱使下，从动物王国中脱颖而出。我们的祖先克服误差限度的方法，不是试图发出更多的语音，而是将几种易于区分的语音组成词汇。这样，b、a、t这样无意义的元音和辅音就可以被组合为一体，形成有意义的词汇“bat”（蝙蝠）。除此之外，还能形成“tab”（标签）等其他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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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数学的手法，展示出这样的词汇组织方式，如何使语言可以表达出大量事物的意义。我们能在两个层次上对音素进行洗牌式组合，第一层是将一串音素拼接成词汇，第二层是再将词汇拼接成句子。这就称为语言模式二元性。句子的创建还需要语言发展过程中的最后一步——将我们称为“语法”的规则加入其中。如此一来，有限的词汇就可以用无限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因此，借用威廉·冯·洪保（Wilhelm von Humboldt）的话说，语法使得我们“利用有限的手段实现无限的用途”。这种通过复合重组而实现的创造力壮举，令我们与大自然中的其他成员相比，取得了更为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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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展示出语法带来的影响，请看下面这个关于外文菜谱和外语闲话的例子。从语言复杂性的角度来看，菜谱是非常简单的。你自己也可以尝试一下。拿来一本外语的菜谱书，只要你知道里面那些词汇的意思，就能相对简单地搞明白如何烹饪出一顿大餐。但如果你偷听到一段对话，只明白其中的几个词汇“舞”、“罗杰”和“陌生人”，那么，这句话可能是说，罗杰请一位陌生人出席舞会，或是罗杰接受了陌生人的邀请参加舞会，或是他们两人要跳一段舞。此时，词汇的顺序就对意义起到了绝对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舞”这个词的意义，也要看上下文才能确定。如此类型的对话充分运用了语言的语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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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人”、“咬”、“狗”这三个词，也可以被结合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其中一种，根据传统的英国报刊风格，完全有资格登上一份拥有自尊精神的报纸版面。一个人用犬齿咬一只狗，的确算得上新闻。而另一种意义，受伤的人腿上带着血殷殷的狗牙印，不过是我们的祖先在15 000年前驯养了大灰狼而造成的无聊后果而已。如此看来，一起罕见而不寻常的事件，一个值得在网站或报刊上说上一两段的故事，并不需要学习新词汇，就能轻松通过词汇的各种组合来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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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讨论存在的问题是，语言的进化似乎听起来太过轻松简单了。蜜蜂不用嗡嗡地叫个不停、兜着圈子跳摇摆舞，还不如直接用蜜蜂发明的语言滔滔不绝地交流，告诉其他蜜蜂哪里能找到盛开的鲜花和甜美的花蜜。大猩猩之间会传颂着令诸多猩猩寒毛倒竖的故事，说刚果共和国国家公园里的一群银背大猩猩如何被人枪杀致死。鸟儿也会放弃它们抽象的歌唱技法，从东部的草地鹨那“春天在哪里”式的歌喉，到黑白相间的啭鸟发出的手推车般的吱吱声。它们还不如直接在吸引漂亮伴侣或赶走讨厌的竞争者时，直接讲事实摆道理，把事情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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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搞清楚语言对人类的意义的话，就要对这一问题有所把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沟通者从动物界非句法的沟通方式，转换到了人类所使用的句法式的沟通方式？再一次，进化博弈论能发挥出其巨大的意义。与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的约书亚·普洛特金和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University of London）的文森特·詹森（Vincent Jansen）一起，我们假设玩家以取得共同目标为动力进行合作，并用这种方法研究了句法式沟通的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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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动物并不用我们人类所使用的这种了不起的方式对事物和想法进行详细阐述，因为句法的形成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需要有一个非常消耗能量的体积庞大的大脑，以及奋发的精神力量，才能将词汇以正确的方式串在一起。只有在影响到适应性的相关沟通话题数量超越某个特定临界值时，自然选择才能看到将大脑能量用在语法上的优势。如果彼此之间只需要说十件事（“水”、“敌人”、“交配”等），那么就不值得费尽千辛万苦地发明句法。如果你所在的生态环境包含间接互惠带来的复杂政治，而且还有诸多需要讨论的事项，从男朋友到iPod到量化宽松政策等，那么必须拥有句法才能得到回报。在简单的环境中，所有需要交头接耳的，不过是下一根香蕉在哪里，以及偶尔出现在附近的闲逛的狮子。这样看来，几声咕哝和尖叫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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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命所在的环境和生态决定了对语言的需求。如果我们是整天在草地上四处游荡的四蹄动物，那么我们要说的话，不过就是“好吃”、“那边有美味的青草”或者“我们结婚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游过充满浮游生物水域的蓝鲸。所有要交流的事情，就是下一顿饭到哪里找、如何驱赶鱼群等，根本不需要语法。行胜于言。但是，在一个充满社会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环境中，在生死存亡依赖于快速传播重要信息的地方，利益就超越了成本，句法式沟通方式也会赢得游戏。此时，语言就会生根发芽、含苞待放。尤其是在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非常复杂，充满若隐若现的政治情况之时，语言更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雄性首领不再能单纯凭借武力优势建立起统治地位，而是必须凭借一伙具有合作精神的支持者的帮助，而这些支持者也要能从帮助行为中分得一杯羹。语言，就是这样在肥皂剧般的互动和政治阴谋中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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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皂剧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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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显示，动物界的沟通方式，从社会性昆虫到鸟儿的鸣唱，都是相当复杂的，而我们也不过只了解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如今在诸多物种之中，可能都存在着针对更加复杂语言的选择压力，但似乎从动物式沟通向人类语言的大跃进，仅发生了一次。为什么呢？也许从神经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即使选择压力存在，这样的跨越也存在着巨大的难度。也许语言有着几个不同的起源，正如多细胞性存在几个不同的起源一样。远古时期，地球上可能存在几个不同的人类种群，而只有其中一种——智人，超越并消灭了其他几个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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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方式中，是什么元素使得语言成为如此不可或缺的工具？简单地说，语言就诞生于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我们的人类祖先经历了社会互动越来越复杂的发展过程。当出现越来越多的机会采取欺骗、操纵、合作、冲突等行为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政治浮出水面之时，语言就成为了获取他人支持，达成交易、结成同盟并采取协作行为的必要工具。反过来，语言的使用也提供了更多思考、回顾和讨论的机会。仿佛燃烧的火炬一般，语言点亮了一条通往更多社会复杂性与喧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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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脑力和社会，就这样跳起了一场三人舞，彼此之间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其中一位伴随着另一位迈出舞步的同时，协同进化也就出现了。而由于有了分布广泛的间接互惠这种新发明，协同进化就引导着了不起的生物——智人，实现了社会大脑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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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我自己在语言领域的研究成果推介给研究院那群人物，最好的办法就是举办研讨会。我常常会在演讲时提到纳什均衡。而听众席中也时常会出现一个灰色的身影。这个身影有着轮廓分明的耳朵和几缕银发。他不是别人，正是约翰·纳什本人。纳什于1994年与他人共同获得诺贝尔奖。获奖论文只不过一页纸，却道出了那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思想。纳什本人的偏执与疯狂，也因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而为人所知。可以想见，纳什是个谜一般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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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吃午饭时，我给坐在身边的几位同事出了一道谜语：“穷人拥有它，富人需要它，它比上帝更伟大，它比魔鬼更恶毒，如果吃了它就会没命。”林迪·沃尔和拉米·阿诺特当时就猜了出来，但秘而不宣，以免扰了他人猜谜的兴致。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一个小时之后终于恍然大悟，在我耳边悄悄说：“什么也没有（Nothing）。”四个小时之后，卡尔·西格蒙德也猜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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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坐在不远处的纳什也听到了这则谜语。第二天，他发来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中，他说这则谜语不是一道数学题，但补充说，“存在字面答案是可能的”。邮件继续道：“形象地说，富人什么也不需要，穷人什么也没有。而以下宗教信仰非常流行：‘没有什么比上帝还伟大，没有什么比魔鬼还恶毒。’”我很欣赏他谨慎而正式的答案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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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在这里每日的生活和呼吸间都充满了逻辑与数学，聊起理论来总是没个完。他们会为此争执，为此阅读，为此梦想。一次，我来到维尔切克的办公室，他看起来好像在打盹。但他听到我走进办公室的脚步声，立刻抬起头来，带着抗议的口吻说道：“我没睡觉。”之后很快解释道：“我就是在思考，宇宙会不会实际上是五维的，只不过表现出四维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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