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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的探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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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与其他物种相比，存在两点鲜明的特征：技术，以及非亲属之间的社会合作。我们掌握语言这种工具的事实不会是一种巧合，而语言也是令我们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的第三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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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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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种通用的语法才能在由不同个体构成的群体中普及开来，并进化出一种连贯的沟通形式，确保个体之间能互相理解？或者，用最基础的方式来讲，为什么在纽约长大的孩子说美式英语，在阿姆斯特丹长大的孩子就说荷兰话，而成长于维也纳的孩子则说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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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的团队迎来了一位充满灵感的俄罗斯数学家，娜塔莉亚·科玛洛娃（Natalia Komarova）。她之前曾对自然界的各种天然图案有所研究，从鹅卵石到海浪，再到沙滩上的沙土形成的涟漪等。我第一次遇到娜塔莉亚，是在一次派对聚会上。用当年的标准来看，她并不像是个数学家。数学家在人们的刻板成见中，总是一副怪才相，为人冷漠疏远。有个老生常谈的笑话可以说明这种看法。“外向的数学家是什么样的？”答：“他会一直盯着你的鞋。”而娜塔莉亚则仿佛是从一部表现冷战时期谍战故事的影片中走出来的俄国特工一样。那天，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还叼着一根香烟。她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非常希望能与我们一起工作。于是，她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在随后的几年中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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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工作的时候，并不总待在森林边缘的小屋之中，有时也会去树林里走走。我依然记得和娜塔莉亚讨论语法进化模型的对称性时，与她一起在林中的漫步。她捡起一根树枝，在积雪中画出了最近一些计算成果的几何图形，一幅由黑色阴影作线的图形跃然于洁白晶莹的雪地之上。“我还不知道答案，”她说道，“但结果一定会非常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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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段时期，另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也敲开了我办公室的大门。帕尔沙·尼若吉（Partha Niyogi）曾就读于新德里的印度理工学院，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学习理论的博士学位。当时，帕尔沙在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工作。贝尔实验室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是催生研究成果的温室，也是诺贝尔奖的制造工厂。每当他来拜访我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研究院旁边的森林中散步。这里的森林属于一处自然保护区，将州内的几处植物丰沛的地区连结成了一个大网。春天时，我们漫步于黄色的猪牙花、粉色白色的无名小花和紫色的紫罗兰之中。到了夏天，我们穿行于斑驳的阳光与树影下。冬天，脚下会有松软的积雪。后来，他去往芝加哥大学做教授。帕尔沙的思想非常深刻，总是不知疲倦地给我讲述计算机科学的数学基础、正统的语言理论以及学习理论。令人扼腕的是，这些努力与交流却未能开花结果。帕尔沙于2010年因脑癌永远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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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研究一下语言最简单的“配方”。我们需要两个人：一位是老师，一位是学生。老师用他随机选择的语言，一句接一句地说出语句。现在，学生必须要搞清楚老师使用的是何种语法。一段时间之后，学生必须对语法有一个（潜意识的）理解，能够自己造出新颖的句子。有一点十分重要：学生不能单纯地背下老师教授的每个句子，因为自然语言，无论是英语、孟加拉语还是中文，都拥有无穷无尽可能出现的句子组合。为了创造出新的句子，学生就要搞清楚老师所使用的词句组织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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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人脑能记住的语法固定模式是什么样的？学习理论显示，可以学习的语言的语法固定模式必须有一定的范围，这样，大脑就不会任意使用每一个自己想出来的表达方式。大脑不是一张白纸，可以任意推导出任何语法规则，而是限制在学习某种具体语法固定模式之上。这一人脑能够学习的受限语法固定模式，也就是乔姆斯基所谓的“通用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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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这个进化生物学家来说，需要从一位老师外加一名学生的理想化模式，转换到更为现实、更为混乱的社会模式。只要谈到进化，我们就需要从群体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由此，我想要在一个由讲话者与倾听者构成的群体中，展开对语言学习和进化的研究。群体之中，每个人的讲话方式都存在些许差别。由不同个体组成的群体如何聚合出统一的语法，对于这个问题，我充满了兴趣与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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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之中，永远存在着迷雾般彼此冲突的信息。人们也许会使用稍有不同的语法。其中一些人散发着侠士气质，引得他人竞相效仿。同样，进化模式会覆盖接下来许多世代的讲话者。就像DNA的表达方式一样，语言也会在多代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突变并相互竞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设计出了以下模型，将研究范围从进化博弈论扩展到了语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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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有这样一群人，所有人都想要跟别人讲话。成功进行沟通的个人，就能获得奖励。奖励能提升他们的适应性，并留下更多的子孙后代，接纳他们的传承与文化。生物学上的奖励，就是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繁殖；举例来说，他们能在寻找伴侣这件事上比他人更有效率。从文化角度上看，他们更容易将自身所使用的语法传播给倾听者和学习者。孩子生下来不懂得任何语言，但却拥有学习语言的能力。关键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引发了群体中通用语言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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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数学分析时发现，当在学习过程中给孩子展示出很多冲突信息时，并不会出现语法一致性——每个人最后还是在使用不同的语法规则。这样的结果，就像《创世纪》里讲到的巴别塔的故事一样。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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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语法规则传递给他人的时候，有两种办法可以将失误控制在最小化的范围内。第一，孩子需要了解更多数量的语句样例。第二，孩子需要更为局限的语法“搜寻空间”。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一个更为具体的通用文法，而这一通用文法由确定人脑基本结构的基因突变塑造而成。这是一个美妙的协同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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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能找到巴别塔坍塌的临界值，以及我们理解对方语句的任意概率。2001年，娜塔莉亚·科玛洛娃、帕尔沙·尼若吉和我在《科学》杂志提出了“语言学一致性临界点”的思想。我们发现了进化“自然法则”的惊人案例，从而认识到，孩子学习所需要的样例语句数量，跟通用文法中的可选语法数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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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数学细节内容不看，我们发现，为了让讲话者群体进化出一致的语法，对于给定的信息量（样例语句的数量）来说，我们能指定通用文法的具体程度。从直觉就能看出，通用文法越具体，孩子学习某一具体语法所需要的样例语句就越少。在第6章中，我讲述了曼弗雷德·艾根和彼得·舒斯特如何找到了遗传学中类似的“自然法则”：对于给定的突变率来说，要想让遗传进化成为可能，基因组的长度就存在一个上限。超过了这个上限，一座遗传巴别塔的坍塌就只能给你一堆毫无意义的DNA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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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漏中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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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你的人，会助（holp）你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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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错误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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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总是在不断变迁之中。莎士比亚的作品有时会让人费解。其中模样奇怪的“holp”一词是一个古法拼写，还是笔误？原来，在莎士比亚于1589年到1594年间撰写这部剧作的时候，“holp”曾被用于“help”的过去式。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因为这个词所讲的就是合作这件事。那句谚语说得好：“你若想幸福终生，就去帮助下一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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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语言领域的研究工作转移到了动词的进化上。但我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是在哈佛大学进行的，而非普林斯顿。虽然我在哈佛拥有财务和情感方面的支持，但在那里成立我的新研究中心还是花了我一些时间，后来，我在普林斯顿的学生还在我之前捷足先登。这位学生就是埃雷兹·利伯曼。他曾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军事分界线——1949年停战线之外生活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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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研究院时，埃雷兹总是不打招呼直接到我办公室来，而且每次他来的时候，我手头肯定正忙着钻研某个麻烦百出的问题。但后来我发现，无论当时困扰我的问题有多么复杂，我都可以与埃雷兹共同探讨。我喜欢他与生俱来的才华，喜欢他利用非传统独创性方法的非凡能力，而埃雷兹反过来也视我为“优质问题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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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雷兹完成了两份学生论文，一份关于数学，另一份关于哲学。在哲学论文中，他对“语言的哲学”进行了分析，这一哲学是由伟大的维特根斯坦提出，并由著名现代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诠释的。在这一哲学范畴内，我们的语言规则更为明确，其变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人们也戏称这一哲学为“克里普克斯坦”，以此表示这是克里普克对维特根斯坦思想富有争议性的特殊理解。埃雷兹跟着我完成的数学论文获得了一等奖。这篇论文的主题是有限语言的学习。这一主题也与经典的“球体填充问题”有关。为了达到可以学习的目的，语言必须具有鲜明的区分，不至于彼此重叠，就像装在竹篮中的桔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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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完成了为期一年的犹太教学习之后，埃雷兹跟我说，他想要申请哈佛研究院。在我自己产生前往哈佛的念头之前，就已经为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没过多久，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告诉我，哈佛大学“正在考虑埃雷兹·利伯曼的申请”。这位官员告诉我，利伯曼的简历很不错，但却没有收到关于他的介绍信。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推荐信已经不知身处何方了，于是我在电话里给埃雷兹做了精彩的广告。他被录取了。从这个角度看，埃雷兹甚至打破了博弈论的主人——因《美丽心灵》而著称的约翰·纳什创下的纪录。纳什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之时，推荐信的内容是所有申请人中最短的。信上只写了这样一句话：“此人是个天才。”这一次很明显，在没有任何推荐信的情况下，利伯曼就被哈佛录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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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年，埃雷兹成了我在哈佛的研究生。他讲出他的哲学时，颇有语惊四座的风采：一般情况下，人们会用一生的时间来研究他们撰写博士论文时学到的东西。但埃雷兹自己却并不想归于此类。他希望利用论文作为工具，来学习每一样事物，学习所有的事物。对他来说，一部论文并不是对未来研究领域的牛刀小试，而是一场知识的大杂烩。埃雷兹博士生阶段所进行的项目，足够他写出三、四份博士论文。但最后，却回过头来将第一个项目整理成为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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