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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构成的这片数字牧场中也能找到许多例子。从GNU等免费软件，再到eBay和Craigslist等，都属于公有资源。许多人都能从这些资源中获益，但同时，背叛者和欺骗者也伺机潜入，对资源进行盘剥。我们知道，Google的搜索排名、eBay买家和卖家的声誉，以及Amazon.com上的读者评价系统，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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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减少过剩物种的数量，是残忍，不是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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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指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随着地球人口越来越多，这些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紧迫。但他承认，自己的这些观点并不算什么新思想，只不过等待这颗“集体力量的铜板”坠落地面的时间太长，从而让哈丁有些恼怒。他指出，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可以控制人口”理论的反驳观点，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1833年，一位名叫威廉·福斯特·劳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的数学爱好者曾在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小册子”中提到了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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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担心，“只有明确地将亚当·斯密的精神彻底驱逐”，才有可能在解决人口问题的过程中取得进展。这里，哈丁指的是斯密的巨著《国富论》。这部影响力巨大的著作诞生于时值工业革命黎明时期的1776年。书中，这位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并对这样的思想进行了普及与通俗化处理：仅关注自身收益的个人，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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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只看到了这一思想的破坏性力量。斯密称，以实现自我利益为目的行事的个人，会通过自身的行动增加公有财富。哈丁反而认为，自利会对集体财富造成破坏，并引述了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在1788年说过的话：“如果人们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存在了。”哈丁解释道，如果所有人都是天使，那么斯密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我的研究工作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只要能找到天使的地方，附近一定潜伏着背叛的魔鬼。“在所有资源均为有限的世界中，只要公共环境中存在一位非天使，那么整个环境就会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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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于1915年生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他早年的经历为日后极具影响力的观点埋下了种子，其中也包括被他称为“救生艇伦理学”的思想——“我们的世界是有限的，所以需要找到如何分配好东西的方法。”四岁那年，哈丁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从此有了瘫痪的毛病。在病床上躺了几周之后，他还是无法像正常孩子那样步行。就这样，他拖着病体上了一年级。孩子有的时候是很残忍的。在学校里，哈丁被他周围的小同学贴上了瘸子的标签。而这些嘲讽，也许正是将他推向学术成功的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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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小时候经常搬家。但密苏里州巴特勒之外几公里处的一个农场，却成了他儿时记忆中最为固定的家园。从10岁一直到自由逍遥的青春时期，每年夏天他都在农场度过。在11岁的时候，他就要负责喂数百只鸡，还要每天杀一只鸡做午餐。他后来曾说过，屠宰动物是每个人受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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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的嘲讽，令他更愿意在农场中度日。而这样的田园生活不仅与他后来的生存思想密切相关，而且也对他在环境方面的见解有一定影响。因为城里人不断将遗弃的家猫送到乡下，当地的野猫数量越来越多。城里人以为，将猫咪放生总比杀了它们要强。可以想见，农场的狗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些可怜的猫。要么，这些猫咪就在狗的围追堵截之下惨死；要么，就会在猫群数量达到足够大的规模时，猫瘟横行，伤亡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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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场中，哈丁亲身感受到，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伴随着自身的成长，他培养出了对群体数量问题的直觉式观点。在接下来的人生中，他一直坚定地认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我认识到，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留给所有能够繁衍出来的生命体，而拒绝削减任何生命的过剩群体数量，并不是一心向善的表现，而是残忍的行为。这样做就是在增加这个世界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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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哈丁来说，这并不是仅限于象牙塔之中学术论战的话题。他用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他与妻子简都是支持安乐死的“长青社”（Hemlock Society）成员。2003年9月14日，哈丁与妻子长眠于加州圣塔芭芭拉的家中。哈丁享年88岁，妻子81岁。两人的健康状况都不好。他们在结婚62周年的庆祝仪式结束后没过多久，便选择双双自杀，实践了“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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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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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哈丁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有一个人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人就是W.C.阿利（W. C.Allee），最早的一批生态学家之一。虽然那个年代的人口出生率还很低，但他已经开始发出人口过剩的危险警告。据哈丁说，他的教授总会自言自语地咕哝，“注定会发生的，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只要生活条件有所提高，人口出生率便会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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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这个世界的承载能力仅是如今人口的一半（而在这一说法中假设了普通节俭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世界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上，已经作出了较为慷慨的估算）。而哈丁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则带有先知般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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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拥有对公有物品的平等权利，这种思想跟自由生育观念相结合，必然将世界推向悲剧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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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自由，只能给所有人带来伤害。当下，由于作出限制生育决策的难度太大，我们往往倾向于大力宣扬道德，鼓励人们进行负责任的生育活动。我们必须要从这样的倾向中走出来，不再逃避问题的本质。因为从长远来看，呼吁人们独立地遵从道德，早晚会导致所有人道德的消失，而且在短期内还会增加人们的焦虑。只有尽快放弃生育自由，我们才能保留并培育其他更为重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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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后来成为了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生物学教授。他意识到，在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中存在一个基础性的缺陷。“绝大多数因人口问题而感到烦恼的人，都希望能找到办法来避免人口过剩带来的恶果，但却不愿放弃他们现在享有的任何特权。”当时和现在一样，许多人都希望能用高科技手段加以解决，这样，他们就不用对自身采取任何措施。哈丁说道：“他们认为，利用科技进行海水养殖或开发出新品种的小麦就能解决问题。”举例来说，如今人们经常会谈到解决全球能源问题的技术手段——商用核聚变电能。但哈丁在1968年发表的文章中则指出：“我想要在此说明，他们寻找的解决方案，是根本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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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公地悲剧”的关键，与技术毫无关系，而是需要所谓的“道德的基本延伸”。哈丁的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我们以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例。这一数值是英国的两倍，法国和瑞典的3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距，绝不是因为美国缺乏必要的技术、资金或手段去寻找解决办法。毕竟，美国在研究创新领域有着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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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谜题的答案是，许多美国人不愿改变自己的行为作风，不愿放弃耗油量大的汽车和高耗能的生活方式。许多人并不认为浪费和环境污染是不道德的行为。他们就这样，沿着同一条不归路越走越远。我同意哈丁的说法，公地悲剧没有真实存在的技术解决方案，只能在道德和行为领域寻找答案。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合作。想再找到一个适合生存的星球，简直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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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月亮的夜里，我们远离繁华闪烁的街灯，仰望星空，为这一片熠熠星光而敬畏、而感叹。冥冥中，我们似乎听到了来自祖先的叮咛。古人也曾满怀惊奇地凝望着这条由星星点亮的银河——我们的家园所在的星系。几千年来，这奇妙的星际苍穹，为无数的诗人、哲学家和梦想家赋予了灵感。我们在第6章中讨论过，茫茫星空之中，某些闪烁着微光的小亮点，也许就有能够抚育生命的行星。哈丁的结论有着普遍的适用性，令人不禁去联想，不知有多少外星智慧生命，因无法解决公地悲剧的问题而已经惨遭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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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品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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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丁认为，如果没有来自政府等第三方的干预，自利行为就会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占领公地。在标准实验的帮助下，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4个人，每人得到8块钱，可以用这8块钱进行投资。投资额在0~8元之间不等，投资方式是匿名将钱放入信封，然后将信封放入共同基金之中。实验管理员将所有信封收集起来，将金额加总在一起，并在总金额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一数额的一半（换句话说，就是乘以1.5——这一收益相当于养殖户最终将放养在公地上的牲畜卖掉后获得的利润），然后再将总数平均分配给所有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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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4个人都将全部的8块钱投入这场公共品博弈之中，那么共同基金将会有32块钱。32乘以1.5，得到48。将48平均分配给4位玩家，每人得到12块。这样一来，通过合作的方式，每个人都赚到了4块钱的利润。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其中一位玩家一分钱没掏，手里紧紧攥着8块钱不放怎么办？其他3人依旧将8块钱投入进去，这样基金中就有了24块钱。用24乘以1.5，得到36。将36平均分配给4位玩家，每个人得到9块钱。其中3位玩家赚得1块钱的利润，而一位玩家则因为当初没有投资而净赚9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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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你自己处于玩家的位置，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背叛的可怕逻辑。绝大多数人最初都抱着乐观情绪。如果每个人都采取同样的策略，那么投资8块钱，就能赚回12块。但是，可以想见，永远可能存在试图通过不投资来占尽他人便宜的人。当你的投资回报少于12块，你就会意识到，有人在投资时有所保留，于是也会开始持保留态度。博弈中存在一股强烈的动机：让其他人进行投资，这样你就能坐享他人投资的收益。现在，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那么就没有人投资，也没有利润可言。此时，理性地选择就是一分钱不投。这就是“公地悲剧”。这场公共品博弈，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囚徒困境，只不过同时参与博弈的玩家超过了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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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困境的本质所在，以及困境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都体现在本章最初提到的那场为《汉堡晚报》广告支付费用的博弈之中。这场博弈以汉堡大学156名本科生为对象，在曼弗雷德·米林斯基设计的计算机实验中展开。玩家被分为26组，每组6个被试。博弈的目的，就是要看看玩家是否会在一场公共品博弈中，为了保护全球气候而贡献出自己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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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品博弈的传统变体不同，这一次，公共基金里的钱不在玩家间分配，而是转移到米林斯基所谓的“气候账户”之中。学生们进行投资之后，实验管理员会在总金额的基础上加倍。管理员向学生们保证，气候账户中的钱会被用来支付发行量较大的报刊上的一则广告。广告版面的大小，其内容对公众施加的影响大小，都取决于能获得多少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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